从自然中寻找诗意的文学好不好？

一些作家专注于从自然中寻找诗意，写的文笔优雅，而且颇能感动人，让人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样的文学到底好不好？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学算是来源于自然，有作家独特的灵性体现，应该算是优美的文学。不管写山山水水，还是写动物或植物，都能够透露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也可以体现作者的才情。这种反归自然的文学似乎起源于田园诗派，有着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而且能自成一派。东晋末年，陶渊明厌倦了官场的纷争，主要还是不愿意继续为官，不愿意为刘裕王朝做贡献，就辞官归隐，躬耕田园，写了一系列田园组诗，把田园生活纳入了审美范畴。在高度审美化的精神关照之下，陶渊明的文笔朴素，体现了天真自然的趣味，自成一派，影响了后世很多作家。无论是韩愈、柳宗元，还是李白、杜甫，亦或是欧阳修、苏轼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陶渊明在自然中寻找诗意，哪怕饿肚子，也把田园生活写得很美好。受他影响的作家很多，都写田园诗，也写山水诗，写充满自然趣味的诗歌。他们大多是体制内的文人，有一定的官职，甚至长期在官场里摸爬滚打，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写田园风光是允许的，写自然美好的景色也是允许的，哪怕寄托情志，委婉地讽刺一下，也不会受到追究。倘若写政治讽谕诗，就很容易被清算。

陶渊明逃避官场，逃避污浊的现实，躲进了自己精神的乌有之乡，实际他的田园生活是一种高度审美化的生活。现实生活很残酷，他不会种地，种的豆子很稀疏，荒草却很多，即便这样，每天他都能获得劳动的乐趣，而不会“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在自然中寻找诗意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表现，可以把自我的精神融入到自然环境中，在自然中实现自我本体的精神关照，可以发现很多灵感，可以写出生动活泼的诗歌和小品文。沈从文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写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还有的作家用散文一样的语言来写小说，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不管是诗化小说还是散文化的小说，都是从语言风格角度来说的，而从选材角度来看，这样的小说容易选取自然景物为创作的题材，容易抒发个人性灵，也容易在对自然的整体观照中获得精神的濡养。梭罗写的《瓦尔登湖》表现了一片平和的景象，自然之美展现在他的笔下，算是对自然环境的审美观照，也是在自然中寻找到诗意之后的一种书写。

在自然中寻找诗意，本身就有一些性灵派的意思，可以模仿田园诗的写法，可以在小说中引入诗歌和散文的手法，引入诗歌或散文的语言。但这样的文学本身是有一定偏颇的，很容易出现逃避现实的倾向。即便当下写自然的生态文学，也仍然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国内大部分的所谓生态文学仍然停留在描绘自然的抒情美文阶段，有激情赞颂而无理性思索。情感泛滥，却缺乏数据支撑。当前的生态文学非但对未来没有警醒和展望，对当下的了解也极度匮乏，并未记录下当前世界的“生态之变”。文学可以从自然中发现诗意，但要看到社会的变化，不能只是停留在抒情美文阶段，也不能只是感性或被迫地赞颂，而应该充满理性，应该对自然和人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够启迪人深思，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美学艺阶段，也不是用优美的语言描写就算完事。文学并不仅仅在于审美，也不仅仅在于语言的精炼，而在于深入人心，深入社会深层，揭示事物真相，发现人类共同具有的情感，让读者获得强烈的共鸣。在自然中寻找诗意的文学可以体现纯粹美学境界，也可以让读者感受到美，但对于社会的深入剖析，却乏善可陈，甚至根本没有涉及。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文学应该把目光转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应该深入剖析社会本质，剖析一些事情的真相，而不应该逃避现实，躲进文学的乌有之乡。现实就摆在眼前，倘若审核方面过严，或者资本要收买作家，那么作家应该保持一定的理性，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可以自由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但可以在自然中发现诗意，而且要在社会中历练，发现社会问题，也要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该有社会担当，而不能只是躲在幕后摇唇鼓舌，更不是为了文章卖钱而一味迎合权力或资本，一味迎合读者。现在的文学作品并不缺乏描写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也不缺乏抒情和议论，缺乏的是在描写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入挖掘，缺乏的是理性的认知，而不是感性的赞美。

在自然中发现诗意是美好的，长期创作这样的文学能够让精神获得自由，但这样的文学并不是文学的全部，而真正的文学需要加入对人性的剖析，对社会的思索，对哲理的探讨。不然只是专注于所谓的自然生活中的诗意，专注于天人合一，就算是有意逃避现实，而躲进纯粹的审美境界，当然也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恋倾向，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