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财税史话（一）：百姓争做穷人

六十寡母为何再嫁，兄弟手足无奈分家，年迈父亲一心求死，乡间百姓争相出家，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欢迎走进本期财经史话——繁荣的宋朝，靠啥搞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话有意思，注意它说的是知兴替，就是盛衰和改朝换代的进程，但没说以史为鉴可以总结教训，避免问题，因为古代史学家也看明白了——人类从不在历史中总结教训，所以才不断的兴替。

宋代财税内容写三篇，分别是：

（一）百姓争做穷人

（二）富人为国守财

（三）谁可以不交税

本篇是第一部分。

我以前写的文章中曾提到，在唐宋两朝各有一个阶段，民间经济从凋敝到略有恢复，不是朝廷轻徭薄赋造成的，而是统计执行出了问题。因为战乱，很多流民、佃户脱离了原有土地，或者返回了但没有在籍在册，也有新开垦的土地未被统计，或者人口、土地隐匿在氏族、免徭役的阶层名下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对征税税基数据上比较混乱。

这些财税“漏洞”，导致的对民间户籍、田亩归属、经济活动缺乏准确掌握，于是乎民间就喘了一口气，生产得以延续。而古代封建王朝大多数时候对民间宽松不是出于主观态度，相反，朝廷一直致力于尽可能地精准掌握纳税对象情况，以颗粒归仓为目标。

差役猛于虎

例如自北宋起，流民反过来刺激了按田亩征税来部分替代人头税，因为税官找不到人，但土地不长腿跑不了。同时，宋代朝廷从民间收取的财富，并非只有税，还有差役，甚至可以说差役造成的民间负担甚至更重。

宋代差役无所不包，从公建劳务、仓储、运输、收税、抓捕盗贼、各级官府的种种杂活，都摊派给民间百姓来承担。这是百姓在交完税之后，官府没有拿财政收入来承担责任，而是又把责任让民间承担了一遍。交税的也是你，干活的还是你，民间赢两遍的局面，所以宋代百姓与史书中宋代的繁荣无关，基本上都麻了。

宋代差役针对乡村百姓，行役针对城市居民（下篇再写）。差役的承担标准，是民户的财富，按照财富数量分为九个等级，比较富裕的前四等家庭承担差役，后面五等穷的则免除，当然官户、僧道、单丁户和全是女户也免除。

自宋太宗开始，一等户必须承担“里正”、二等则承担“户长”，逐级类推各等承担对应职责。看似穷人不承担差役，对贫富分化有积极调节作用，实则造成“均贫卡”效应，承担责任的家庭迅速沦为破产穷户，周而复始。

以至于，宋朝百姓开始想尽办法将自己变成又穷又寡，以降低家庭财富评级，以此躲避差役。具体做法包括家和田产都不要了，直接跑路；分家，哪怕没有足够劳动力，甚至耕种土地不积极，降低收入和户均人口；更夸张的是，因为宋代法律不允许有祖、父辈活着的时候，下面子女分家，于是百姓不得不让守寡的祖母、母亲改嫁，这样家庭里没有长辈，子女才可以分开户籍，这别说是宋代，就是现代，也是相当炸裂的操作。那么祖父、父亲如果健在怎么办呢？只能主动或者被动的去死，牺牲一个，保住家人不破产。

以下为部分大臣对当时事情的奏本：

宋仁宗时并州韩琦奏：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差役职责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户等评级），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

宋神宗时韩绛奏：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者。

类似的奏本很多，仁宗时有位官员曾写过一首诗，其中几句：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都不是，只因苛政猛于虎也，死都不怕，就怕朝廷励精图治搞变法改革。宋代百姓为什么如此偷奸耍滑，为了躲避差役无所不用其极，有没有一种可能，搜刮的太过分了，这时候要回答一个问题：差役有那么可怕吗？至于到如此地步。

宋代早期差役还没那么普及，但是到了宋仁宗、宋神宗这两位任上，加上王安石开始变法，民间负担进一步加重。原本只有有产者承担的差役，后来连租种土地的客户也要被摊派。例如保甲法中无论主户（有田的）、客户（租田的），通俗的说小老板和打工人都得当牛马，都得承担差役。

说到王安石，提一下他变法中影响最恶劣的青苗法，其核心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农业消费贷”。农民春耕秋收，秋收之前的投入，正是百姓缺钱的时候，于是官方出资，给予政策性低息贷款。还是那句话，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施过程中成了敛财的工具，贷款成了强行摊派，宋代百姓爱国举债，凡是这种出发点是好的，政治家当权者会不知道后面会走行么，只是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在乎。我们现在义务教育的历史书，对王安石变法的描述不知道视角有没有变化，还是十几年前那种褒扬为主么？

宋代差役不是农闲的时候，去干干活那么简单，差役承担的是部分官府职责及其延伸。简单举例：前文提到“里正”、“衙前”这种差役职责，从乡间划片评选富户，上等户承担各种活，要承受官吏在执行过程中的压榨，比如运粮、管理物资这种差役，自费承担，带薪干活，若有损失必须负责赔偿；还有收税，这些富户并没有强力手段去保障完成征税数额任务，也不敢得罪地方上跟官府有关系的豪强门阀及其周边，那么税不足就只能自己补，补税倾家荡产，或者选择逃亡成为流民。

后来往往一有机会评上富户，上等户，立马跑路；而有前瞻性的做法，则是尽快使自己变穷，不存钱，也不经营、不好好种地。司马光就曾经描述“州郡差役之烦，使民无敢力田积谷，求致厚产，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指抉以为衙前役矣”。

限制当和尚

宋朝某些时候，夸人有钱等于诅咒对方家破人亡。官户和豪强类似黄老爷和县长这种是不用承担的差役的，一乡的最富的一批普通人受威胁最大，第一波先是他们因为差役破产，然后第二档富裕的人跟着成了第一档，继续承担，继续破产或流亡，以此类推致民生凋敝。

此时可以说一句，朝廷的初衷是好的，抑制贫富差距同时增加国家收入，主要是下面执行的把事情搞的变了味。这里面还有个关键——如何评估百姓家庭财富划分等级？州县一级会派人挨家挨户核对财产，不但十分认真，而且竭尽全力去帮百姓家凑够满足差役摊派的家庭财产数额：

“应是在家之物，以致鸡犬、箕帚、匕筋已来，一钱之直，苟可以冲二百贯，即定差作衙前”，可以说想方设法帮助百姓成为有钱人，不放过任何一点，以至于富户标准一再降低。另外执行差役的过程由于是自费，而且出人出力，但差役可能是好几种，各部门分头摊派，导致一家人可能同时负担极重，以至于自己的事顾不得。

小富之家，干完了差役就可以当乞丐了，反而赤贫状况可以避免差役，所以即便是丰收的年景，农户甚至不敢有积蓄，储备粮食；还有很多人放弃自家田产，去给官户当佃农，可以躲避一些差役，尤其是卖掉田产跑到大城市作下等户，结合前面说的分家嫁母之类的。然而这些都是宋代朝廷严厉打击的行为，皇帝对百姓“恶意搬家”行为也下诏书要求严查，以及对这类流民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还有更离谱的，百姓集体出家，剃度为僧尼，是什么让那么多人看破红尘，躲避徭役才是遁入空门的动力。宋太宗时期，福建泉州地方曾上报：“剃度者数万人”，宋仁宗时，仅赵州就新增上千人当和尚。

后来朝廷发现和尚太多了，开始限制百姓出家，不仅要求有官方的度牒，而且限制比例，有的时期“三百人度一人”，而且当和尚需要参加经文考试；很快事情发展到更加抽象的地步，朝廷发现相出家的人太多，就开始卖度牒，也就是出家许可证，按说度牒是具体对应某一个人的，但是朝廷销售的度牒名字一栏是空出来的，也就是说花钱当和尚，可以买了就算，有点欧洲中世纪赎罪券的意思了。

而且由于度牒是硬通货，甚至可以承担一定的纸钞、信用证的作用，不仅可以交易商品，也可以

随着国库耗费增长，卖度牒的生意越做越大，宋仁宗卖了，宋神宗接着卖，到宋徽宗阶段缺钱，度牒不但涨价，而且出现强买强卖的情况，划分区域给指标，强行摊派和尚名额，宣和年间僧道数量已经突破百万。从太宗开始限制和尚数量，到徽宗强制令百姓当和尚，竟都是为了收钱，这种荒唐的历史，我每次看都觉得不真实，太荒诞了，现实的戏剧张力是远大于虚构作品的。

那时候的人们，谁家没有几个和尚亲戚朋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宋子民；比如大家熟悉的一篇课文《核舟记》上面记载的雕刻内容，是苏轼和朋友佛印和尚等乘船的场景，北宋开始僧俗之间的交往就很普遍，时代特色。

第一篇就写到这里，下一篇讲北宋商业繁华的真相，“藏富于民”的盘剥。

的意识到其多么紧要的时候，纠结路线是多余的，保障至少有一只幼鸟能落地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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