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认识“羌戏”

羌戏即羌族戏剧。研究中国羌戏，先得了解羌戏在中华戏剧大家庭里的身份如何、位置何在。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发布，由笔者申报的“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在列，项目编号为“17YJA850004”。作为本项目研究的主题词，“羌戏”以及相关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羌戏流传在羌地，目前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也就是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区域，以汶川、理县、茂县、北川四县为核心，兼及松潘、平武等地。

下面，就立足羌地实际，结合学界现状，对此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主流视域中“羌戏”缺席

2018年7月，雨持续不断地下了好些日子，不少地方因此受灾，川西北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亦严重，山体崩塌，道路不畅。

笔者收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寄来的拙著《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文化研究》校样，那些天基本上都在家里看书稿，有时外出开开半天的短会。同时，时时思考着手中在做的羌族戏剧研究课题，留心着相关信息。

据全国地方戏曲普查工作办公室2017年7月9日公布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基础数据报告》[1]，目前全国共有348个剧种，分布区域在2个省区市以上（含）的剧种48个，分布区域仅限1个省区市的剧种300个。

参加本次普查的全国戏曲演出团体共有10278个，其中国办团体1524个、民营团体（含民间班社）8754个。348个剧种中，共241个剧种拥有国办团体，其中120个剧种仅有1个国办团体；共107个剧种无国办团体，其中70个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

各省（区、市）现有剧种情况为：

北京8个、天津5个、河北36个、山西38个、内蒙古14个、辽宁6个、吉林8个、黑龙江5个、上海9个、江苏20个、浙江16个、安徽31个、福建23个、江西26个、山东28个、河南25个、湖北26个、湖南20个、广东16个、广西21个、海南3个、重庆6个、四川11个 、贵州10个、云南18个、西藏6个、陕西26个、甘肃13个、青海7个、宁夏7个、新疆6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个。0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

据悉，本次普查增补剧种17个，包括曾经流行、后来一度衰微，现重新恢复的剧种：蛤蟆嗡；因地域及声腔音乐形态的差异，从原有剧种中分立而出，作为独立剧种的4个：怀安软秧歌、弦子腔、沙东落子、扽腔。

也有60个剧种曾收入《中国戏曲志》而这次未收入普查名录，包括渔家乐等24个无任何演出团体，无艺人或有个别艺人，且无传承、无演出活动的剧种。

又据上述披露，与之前历次戏曲调查相比，本次普查在广度、深度、规范性、科学性等方面有更大突破。

例如普查对象从戏曲剧种延伸到皮影戏和木偶戏；演出团体方面，除了国办剧团外，本次普查也掌握了大量民营剧团、民间班社的丰富信息；人才情况方面，本次普查也关注民间艺人（含传承人、代表性艺人）。

据悉，本次全国普查在过去因条件限制未能调查到的地方有新发现，如西藏日喀则地区紧邻尼泊尔的陈塘镇夏尔巴人的传统戏曲“夏尔巴玛尼戏”……如此说来，这次普查基本上是不留什么遗憾了。然而，真的如此吗？

笔者向有关机构询问情况，经核实，四川省申报并被列入上述普查报告的剧种有11个：川剧、京剧、豫剧、汉剧、四川灯戏、四川傩戏、四川曲剧、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嘉绒藏戏、安多藏戏。

据“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网站发布的信息，四川省的普查工作是2016年10月结束并上报结果的[2]。也就是说，本省报上去的11个，都在文化部公布之列。

这11个剧种中，有藏戏的四个支系，不见既有释比戏也有花灯戏的“羌戏”。这个问题，实际操作中不知是如何处理的，但按照上述11类划分，怎么处理都会有问题。

比如，将羌族民间灯戏列入“四川灯戏”，这说得过去，但若将释比戏列入“四川傩戏”，则有问题。现在，羌族戏剧的这两个种类都以独立项目进入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释比戏起初经由阿坝州上报给省里的项目名称叫“羌族傩戏”（由理县蒲溪乡申报，主要是《刮浦日》），笔者在全省非遗项目评审会上指出这袭用汉化“傩戏”名称不合适，应该尊重羌族自身表述，最后通过的项目名称是“释比戏”。

此外，如果说“四川傩戏”可以涵盖（是否能涵盖，可以再讨论）少数民族戏剧，且当年我们编纂并公开出版的《四川傩戏志》（2004年）就是这样做的，既收入了羌族释比戏也收入了德格藏戏、嘉绒藏戏等。

然而，眼下重新普查公布的名录中，“嘉绒藏戏”等是与“四川傩戏”并列的，但不见有“释比戏”或“羌族戏剧”与之并立。

由此看来，新一轮戏曲剧种普查尽管从上到下动用全国人力物力，组织机构层层有设（各省还成立了普查办），但从公布结果看，依然有欠细致和严密，也不知当时组织的论证会（从省级到国家级）是如何把关的，但愿这方面留下的遗憾以后能得到弥补。

根据前述报告，近年开展的新一轮全国戏曲普查增补了剧种17个共4种类型，其中有蛤蟆嗡、弦子腔、鹧鸪戏、武安傩戏、沙东落子、高跷竹马戏、紫阳民歌剧、漫瀚剧、仫佬剧、巴贡戏、果洛马背藏戏、玉树格萨尔藏戏等。

也有60个剧种曾收入《中国戏曲志》但这次未收入普查名录，包括渔家乐等24个无任何演出团体，无艺人或有个别艺人，且无传承、无演出活动的剧种。

纵观这次增补的戏曲剧种，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涉及作为独立种类的少数民族戏剧羌戏。据报告，这次普查是“以《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为基本参照”，此又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

因为，20世纪90年代我们编纂《四川傩戏志》将羌族戏剧收入书中，正是为了弥补《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的不足。没想到，二三十年后再做地方戏普查，其观念还滞留在二三十年前。

2019年开年，又有消息传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拟组织编撰出版《中国戏曲剧种全集》，这应是与前述调查配套的文化工程。

“《中国戏曲剧种全集》计划于2018—2020年组织编写，旨在加强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的分析与利用，展现全国348个戏曲剧种的历史与现状，推广普及戏曲艺术。由人民出版社及各省（区、市）分社联合出版。”[3]

文旅部通知是3月26日印发的，要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研究院（所）承担具体工作，2019年完成部分剧种分册编写，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350个剧种分册编写，并且制定了《各省（区、市）承担<中国戏曲剧种全集>剧种编写任务明细表》。

表中对各省（区、市）须写哪些剧种作了明确指示，如北京有“北京曲剧、京剧”、吉林有“唱剧、黄龙戏、满族新城戏、吉剧”、贵州有“布依戏、侗戏、花灯剧、黔剧、阳戏、地戏、傩堂戏”、四川有“四川灯戏、四川傩戏、四川曲剧、川剧、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安多藏戏、嘉绒藏戏”，等等。在此，依然未见有“羌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羌戏”在学界主流视域中缺席，由来久矣。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笔者在为抢救、保护羌族戏剧文化遗产呼吁的论文中指出：“作为权威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之‘中国戏曲剧种表’内，连‘今已失传’的袁河戏（流传于江西宜春）、对子戏（流传于山西长治）、贵儿戏（流传于广东怀集）、抚河戏（流传于江西临川）、打城戏（流传于福建泉州、晋江等地）、排楼戏（又称青楼戏、勾栏戏，流传于海南岛）以及‘只有业余演出’的地戏（贵州安顺）、关索戏（云南澄江）、高山戏（甘肃武都）、布依戏（贵州兴义、安龙等地）、牛娘戏（广西岑溪）、端公戏（陕西汉中及四川毗邻地区）、八仙戏（山东淄博）、拉话戏（山西昔阳）、丁丁腔（江苏徐州）、笛子调（河北深县武强等县）、繁峙蹦蹦（山西繁峙）、定县秧歌（河北保定农村）、东路梆子（山东章丘、惠民地区）、四川灯戏、安多藏戏、凤阳花鼓戏、桂南采茶戏、宁夏道情戏等也收入了，其中有民间歌舞小戏，也有少数民族戏剧，还有跟巫傩文化相关的地方剧种，但就是未能列入既有剧目又有表演甚至还有建国后新编作品的羌族释比戏，原因何在不得而知。”[4]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也是举全国之力而成，“中国戏曲剧种表”附录于该书“中国戏曲剧种”条目后，列出了全国各地区及各民族剧种共300多种，但是，不见有“羌戏”。

作为20世纪动用全国之力完成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之一，1995年由中国ISBM中心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在“剧种”部分列出的是：川剧、四川灯戏、四川傩戏、四川曲剧、德格藏戏、安多藏戏、康巴藏戏、嘉戎藏戏、四川土戏、汉剧、评剧、豫剧、京剧和越剧。

又，该书制作有“四川戏曲剧种分布图”，但图中标示的无论灯戏还是傩戏都与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羌族聚居区四县无关。

显而易见，囿于当时学界的认识，该书没有将川西北尔玛人的“羌戏”作为少数民族戏剧纳入书中，以至许多年后有当事人在反思中对此深感遗憾并再三检讨[5]。

二、地方研究中“羌戏”在场

就对羌族戏剧文化遗产的学术关注而言，实际上经历了从陌生到逐渐知晓的过程。

1984年5月21日，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座谈会在青海西宁召开，有研究者从作者、题材、剧种诸方面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并指出，目前已知有藏剧、白剧、壮剧、侗剧、傣剧、苗剧、彝剧、门巴剧、毛南剧等隶属13个少数民族的22个剧种（舞剧未计），但不见有羌族、水族、怒族等32个民族的戏剧，他对此现状很是感慨。

同时，这位研究者又提醒该统计虽未必准确，但是“至少说明在少数民族戏剧领域里，还有不少是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尚待开垦的处女地”[6]。

十年后，1994年6—7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就我国少数民族戏剧进行调查，调查的地区及剧种没有单列四川，仅仅在“西藏组”中包含了“西藏、四川、青海部分地区”，调查对象是“藏戏”[7]，未涉及“羌戏”。

199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艺术与审美》乃“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之一，介绍了55个少数民族艺术，其中《古老的民族艺术之花——羌族艺术与审美》提到神话、歌谣、羌笛、刺绣、建筑等，没有“羌戏”。

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尽管有“艺术”、“戏曲”等篇章，但情形依然。

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戏剧学》，据称是“历史上首次在理论上打破基于汉族正统论和中心论的传统戏剧观念，为少数民族戏剧正名，还她历史本来面貌，给以历史应有价值与地位”之作（序言），但从这部意在“填补空白”的专著中依然看不见有关于“羌戏”的章节。

200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报告集》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既说的是“全国”又针对的是“现状”，但书中还是找不到有关羌族戏剧的只言片语（也许，这跟“羌戏”存在于民间而无公办剧团的现状有关）。

不妨再看看21世纪以来的全国性演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从2007年到2015年已连续举办四届，但历届都不见有羌戏，如涉及11个少数民族剧种19个剧目的第四届：“会演剧目包括蒙古剧《驼乡新传》、布依族歌舞剧《刺藜花红》、畲族风情山歌剧《畲山情歌》、土家阳戏《平叛招亲》、朝鲜族唱剧《春香传》、蒙古剧《忠勇察哈尔》、侗戏《行歌坐月》、白剧《接财神》、彝剧《撮泰吉》《杨善洲》、藏戏《唐东杰布》、壮剧《一声鸡鸣》《灵燕戏虎》等。”[8]

类似情况亦见于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此乃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以及北京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从1980年到2016年共办了五届。总而言之，在相当长时期，“羌戏”是游离在主流学界视野之外的，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庐山真面目”显露有待将神秘面纱揭开。那么，地处高山深谷中的羌族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戏剧呢？

主流学界视域中长久缺席的“羌戏”，却实际在场于地方研究中。2002年，我们赴岷江上游调研民族民间文化即指出：“羌戏和藏戏都属于具有原始艺术魅力的民间仪式戏剧。”[9]

先看川西北羌族聚居区内部。“5·12”地震发生后，阿坝州就灾后一年半（2008年5月—2009年12月）羌族文化抢救保护工作总结时写道：茂县和汶川博物馆就非遗档案资料和部分遗产进行了抢救、整理，“开展了《羌戏》、《十二杯酒》、《王英下山》、《装芦花》、《战长沙》、《正月开记》、《何必认真》、《七十二转经》、《盘歌》等羌族戏曲、民间故事、山歌的搜集整理”[10]。

往前追溯，20世纪50年代阿坝州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搜集和整理工作，按民族进行艺术分类，“戏剧有藏戏和羌族的花灯戏”[11]。

又，当年编纂《阿坝州志》，随着田野走访和资料搜集的工作展开，从一些羌族老人处发现了羌戏口碑资料，后来在调查“嘉绒藏戏”时又发现了若干资料和线索。

有文章披露，“四川省羌文创制办公室有关人员在对羌族语言和羌族文化进行调查，发掘整理的过程中，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对羌戏唱、白进行调查论证后发现，确有‘羌戏’这一古老的剧种留存于民间。……同时还在民间发现了有着情节较为完整，人物较为丰满的羌戏文字说唱剧本——《木吉珠剪纸救百兽》”，该剧流传于汶川、理县等地；“据羌语办同志介绍，‘羌戏’一词，羌语中早已有之，在汶川龙溪一带被称为‘纳拉’。据州文化局李秉中老师回忆，他在汶川县萝卜寨看到过一出羌戏，名叫‘龚男子招亲’……又据州志办薛良中同志说：他原在理县薛城区当区委书记时，曾听说立立、二瓦、半坡等地都有唱羌戏的艺人”；此外，从当地发掘的一些古墓葬中，“不仅保存有戏装、道具等实物，且有一浅浮雕中所表现内容就是一台台完整的剧目”[12]。

这篇明言“羌戏”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民族》杂志，作者是羌族作家，理县人。在岷江上游，《羌族历史文化文集》是地方热心人士为汇集成果而编印的内部资料，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了5集，其中第三集(1991年)收入两篇涉及“羌戏”的文章，一是星光的《羌戏考》，一是少将的《羌戏探源》。

星光之文即是前述公开发表于《民族》杂志的，据该文介绍，“1991年6月20日，为对羌戏进行认真识别、论证，做好抢救、发掘、整理工作，由阿坝州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阿坝州文化局联合召开了全州首次羌戏座谈会（这在全国也属首次）。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羌戏研究这一新课题”。

少将之文开篇写道：“羌戏，羌语叫作‘剌喇’或‘俞哦’，是由扮演者在一定场地表演动作，完成故事情节而反映生活，反映神话、传说，表达人们的愿望和要求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结尾写道：“总之，羌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个性鲜明，虽然现在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但她却是客观存在的。”[13]

地方志书中，1992出版的《汶川县志》为“羌戏”设立专条，指出其在羌语中称“纳拉”（汉语译音），“在民间流传久远”[14]。

此后，“羌戏”之称见于《羌族》（1993年）、《理县志》（1997年）、《羌族词典》（2004年）、《阿坝文化史》（2006）等书，渐渐多起来。

再看羌族聚居区外部。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对川西北地区尔玛人戏剧文化遗产的关注，也主要见于改革开放之后。

20世纪80年代，在为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而进行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源普查中，基层文化工作者对这方面信息渐渐留意。比如“傩”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从学科意义上大张旗鼓地开展“傩”文化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事。

随新时期兴起的“傩”文化研究，涉及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以其纵深的历史维度和广阔的现实空间显示出不可小视的学术潜力[15]。

随着“傩”文化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当年在四川傩学界同仁的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中，对包括释比戏在内的羌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了资源访查和材料搜集。

相关成果，后来较集中地反映在2004年出版的《四川傩戏志》里。

1998年底，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成都召开，与会代表建议编纂一部反映四川傩戏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并向省文化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申请，很快得到后者批准，为之配备了专项资金，并称该志为“十大集成志书《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篡工作的延伸与继续”，意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国内、国际文化交流”[16]。

作为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延伸，《四川傩戏志》到2000年完成整部书稿，其编撰体例基本沿袭《中国戏曲志·四川卷》，但内容突破了前者框架。

作为当时国内第二部傩戏专志，《四川傩戏志》中有意识地为“释比戏”这种羌族民间仪式戏剧设立了专条，云：“释比戏是羌族傩戏剧种，流传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等羌族地区，羌语叫‘剌喇’或‘俞哦’，习称羌戏。”[17]

当时，我们编辑部成员在具体主持戏曲志书修纂的于一先生带领下曾就该书是否收入《中国戏曲志·四川卷》未曾收录的“羌戏”问题，进行过多次慎重的讨论和商议。

2003年出版的《羌族释比文化探秘》，由于一（汉族）、李家骥（藏族）、罗永康（羌族）等合著，书中附录既有论文“释比戏考述”又有“释比剧本选”，后者包括《送鬼》、《赤吉格补》等剧目。

为该书撰序，民族学家李绍明称赞“此书既大量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收集了一批新的资料，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可谓前进了一步，实属难得”；傩学专家曲六乙在序言中也肯定其“对专门演唱羌族诗史的释比戏的内容及其古朴、稚拙而独具原始戏剧的风格，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诠释”[18]。

在此之前，有于一、罗永康合撰《羌族“释比戏”考述》刊于《四川戏剧》杂志2001年第5期。

此外，有当年参与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舞蹈界前辈回忆他们1981年9月在茂汶羌族自治县调查羌族舞蹈时也写道：“次日我们到了距茂县县城60多公里地的卡尔生产队，当晚我们看到有七位老人（五女两男）表演的羌戏，有嫁女、修房、打麦子等内容。”[19]

剧目内容反映着尔玛人的生产生活，洋溢着生活气息。综上所述，可知在四川，有识见的地方研究者并未忽视羌族戏剧文化遗产。

除了学术层面的“羌戏”研究，再来看看现实层面的“羌戏”存在。

国内首部《羌族文学史》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2009年，其中涉及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虽不见有关羌族戏剧文学的篇章，但在介绍当代羌族小说家时提及：“1998年，叶星光整理编写出第一部羌族神话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20]

木姐珠神话涉及尔玛人的先祖崇拜，该剧源于羌族神话传说，脚本是20世纪80年代搜集整理的。

木姐珠是天神木比塔的三女儿，也是川西北羌民世代尊奉的女祖，“羌人唱古歌，常常提到三公主；今天我来唱，起头先唱木姐珠”[21]。

2010年6月，“首届羌族文学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会上，遇见来自阿坝州的叶星光，我们彼此以书相赠。

笔者向他询问当年搜集整理《木姐珠剪纸救百兽》的情况，他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入理县偏远山寨所得，该羌戏曾在汶、理等地流传，但今人已知之甚少。

这位羌族作家是理县薛城人，他在前述《羌戏考》中介绍过此剧并以该剧最后一场作为文末附录，其小说《神山、神树、神林》中也曾提及该神话剧的某些情节。

2013年3月中旬，去理县蒲溪沟顶端的休溪羌寨参加当地的“夬儒节”，再次与他相遇，“这次他告诉我，《木姐珠剪纸救百兽》就是当年在蒲溪乡奎寨搜集的，他们家在该寨子有亲戚。那时，他从寨子老人口中录了音，回家整理出来后给一位搞戏剧的朋友看，后者说‘这不就是羌戏么’……”[22]

这出羌戏的全本，后来在于一、罗永康等合著的《羌族释比文化探秘》（2003年）的附录、集群体之力编纂的《羌族释比经典》（2008年）中均有见，后者明确将其列入“释比戏篇”，有羌语注音和汉文译意。

在理县蒲溪，说到羌戏不能不提到今天仍由村寨民众用羌语活态演出的《刮蒲日》。

笔者曾多次在羌寨观看这出活态搬演在民间的“寨子戏”，并且撰写了专文《夬儒节上看羌戏》（文中有我根据现场演出本校订后的剧本），收入拙著《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2014年）中。

见于高山羌寨的这出戏，有朋友告诉其恢复曾多得已故释比王定湘指点，此外，还有参与该剧演出者讲述自己“跟村里老释比王久清学习释比戏”的经历，说过去寨子里搬演此戏意在“教化”也就是“惩恶扬善”，通常是在春节或夬儒节期间演出，1958年受时局影响“就没得人演了”，1991年有日本调查者来了解夬儒节活动，村里恢复此戏，释比王久清“那个时候好在他还在，组织了一次”，而如村民所言，“我们演释比戏就是他口头给我们传授的”[23]。 2015年韩国知名的EBS（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前往蒲溪拍摄之；2018年3月，我应邀赴韩国讲学，在延世大学以“川西北羌族文化研究”为题做讲座时也曾介绍这出羌戏。

2018年11月，在成都与阿坝区域文化交流之藏羌戏曲进成都高校展演活动中，由村民们演出的该戏还亮相在西南民族大学的舞台上。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兴起，对羌戏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受到地方上重视，如被列入理县第三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释比戏传承人，就有韩富保、饶富民、韩水云、杨树林、王相全、杨德林、韩双保、王友顺8人。既有戏又有人，你能说“羌戏”不存在么？

三、有关“羌戏”的关键性会议

羌戏研究是摆在当代学术界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们对此应该形成共识。回顾羌族戏剧研究走过的历程，有两次关键性会议不能不说说，一是州内的，一是省上的。

1991年6月20日，首次羌戏座谈会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举行，会议主办单位是州政府地方志地名办公室、州文化局，参加会议的有州内藏、羌、回、汉学者等30多人。

会议时间虽短，但成果不容忽视，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羌戏”概念，二是神话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被发掘出来，三是有代表提交论文《羌戏小考》。

会议纪要写道：“羌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经初步考察发现，羌族戏剧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烂灿夺目的艺术明珠，亟待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

又云：“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羌族的戏剧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源于神秘的宗教文化和古老的民间传说，与羌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

主持会议的州文化局领导也指出：“对羌戏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大课题。国内外戏剧界的学者专家对此都极为关注。羌戏座谈会的召开，在我州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是首次，因而意义十分重大，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团结都大有裨益，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也是党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光辉政策的又一次体现。今后，无论是藏戏、羌戏，还是音乐、歌舞，凡是与我州民族文化相关的传统文化艺术，都应努力抢救、发掘、整理、加强调查研究，而且要力争拿出成果，为我州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24]

随后，这次羌戏研讨会议形成的专题报告报送给了四川省文化厅、省地方志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 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以争取上级部门对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3年，学会的强项如民族学家李绍明所言，“我们学会的研究优势是在傩戏、傩舞、傩乐以及宗教方面”[25]。

除了汉族地区傩文化，本会同仁对少数民族戏剧向有关注，如学会章程所言：本学会“以研究、交流傩文化的学术性活动，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事业为己任”，“团结各民族的傩文化研究工作者，发掘整理我省傩文化及傩戏遗产”[26]。

1998年12月，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成都举行，“由学会提出编撰一部从整体上反映四川傩戏的专书《四川傩戏志》，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次年6月经四川省文化厅批准，由本会负责的《四川傩戏志》正式立项，“编撰出版时间为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编委会由厅领导、有关处室人员及部分学者组成”[27]。

正是在这次以及随后的会议中，经编辑部同仁反复商议，我们将羌族释比戏列入了《四川傩戏志》，给予其学术身份的认定。

不可否认，以上两次学术会议对于释比戏以及羌族戏剧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今中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各个层面步步推进，包括释比戏等在内的羌戏的存在及样态渐渐为更多人所知，“羌族释比戏”和“许家湾花灯戏”均已列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汶川县的羌族花灯戏也经过挖掘后，作为非遗项目列入县级名录）。

释比戏这个非遗项目是由阿坝州理县申报的，而“在理县蒲溪乡，羌族释比文化有着深厚的土壤。

韩树康依稀记得，这里的释比和老人都能讲出关于羌族戏剧的片段”[28]。历年来，羌戏身影在文献及实践中的亮相是多方面的：

从文艺演出看，20世纪50年代汶川县有羌族灯戏《龚男子讨亲》去刷经寺参加全州文艺汇演，近年来又有阿坝州多次组织藏羌戏剧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羌族释比戏和羌族花灯戏也相继亮相在高等院校及中小学的舞台上；

从剧本搜集看，当年有羌族作家深入尔玛山寨搜集整理出相关神话剧，后来集体编纂成果《羌族释比经典》也将释比戏《赤吉格补》等收入书中，而近年来汶川有关方面也在就当地灯戏做调研、发掘，如该县民间文学协会在2019年度工作总结中便提到“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羌戏，从中挖掘文学价值”；

从戏剧研究看，先有阿坝州举办首届羌戏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应将羌戏“记载入志”[29]，随后便有戏剧界同仁将羌族释比戏正式载入《四川傩戏志》；

从地方志书看，1992年出版的《汶川县志》中对“羌戏”有所记载，称“‘纳拉’，即羌戏，在民间流传久远，有神秘的端公（释比）戏，由一人充任几个角色……”；

从相关机构看，据理县蒲溪乡干部介绍，当地有“释比戏协会”[30]，是2015年底成立的。

文化遗产是前辈传下来的东西，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遗产积淀着古老的民族传统，资源有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

较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重视活态传承，羌戏作为“传统戏剧”项目能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正是因为其在尔玛人社会中仍然存活并传承着。

走访川西北羌族地区，深入民间社会，不难发现，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跟尔玛人的信仰民俗有千丝万缕联系，都跟他们祛邪除祟、祈福纳吉、求真向善的心理需求关联密切。

羌族戏剧在尔玛人的生活中口传身授，是他们世代传承的重要“口头遗产”，也是他们生活中独特的“民俗艺术”，因此，研究羌族文化，不可不研究尔玛人的戏剧遗产。口述史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

2015年5月下旬，四川电视台编导刘杰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做有关羌戏的口述史，韩树康推荐来找笔者。

笔者与树康是朋友，他是蒲溪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出生在羌族释比世家，长于羌族山村，是羌民族给了我骨血，羌文化塑造了我的灵魂。”[31]挖掘、排演羌戏《刮浦日》，笔者这位朋友是核心人物。

27日上午，刘杰等扛着摄像机来到笔者家。坐在书房，笔者接受了采访，近两个小时。

笔者给他们介绍了羌族戏剧研究和非遗名录申报的现状，讲述了笔者多年来从事羌文化研究的经历，推荐了《四川傩戏志》等有关羌戏的书籍，并赠送了一本拙著《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给他们。

起初，刘杰与笔者电话联系时自称是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看来后者也建议他们来找笔者。

理县是笔者屡去的，高山羌寨的夬儒节参加过多次，对“寨子戏”《刮浦日》也熟悉。刘杰说他们刚刚完成了释比专题，受理县之托接着做羌戏。

笔者强调，研究羌族戏剧不能死守前人对成熟戏曲下的定义，应当站在羌戏本身的民族民间立场上，否则会错位，乃至无视羌戏这类民间戏剧的存在。

此外，笔者告诉他们，释比戏是羌戏的主流，羌戏体系还包括有多民族元素融合的产物——花灯戏，这也值得注意。

访谈的主要内容，进入了他们制作的口述片《释比戏》。这个片子，是以“历史深处的记忆”为主题的理县口述历史纪录片之一。

据口述片合集光碟之卷首语：“自2012年以来，理县按照阿坝州委、州人民政府的要求，扎实开展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摄制工作。……到2015年，理县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立包括《涅槃重生》、《藏羌走廊史话》、《千年风雨话筹边楼》、《国际友人伊莎白与理县》、《博巴森根》、《平民祭祀羌族释比》、《理番五屯藏羌英雄谱》和《羌戏——释比戏》等八部口述历史电视记录片，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示和再现了神奇多元的嘉绒文化、神秘的古羌文化，反映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屯兵精神以及历经灾难仍自强不息的抗震救灾精神。很多题材具有史料性、文献性和唯一性，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效果。”[32]

其中，《释比戏》由四川电视台海光主持，将多位专家访谈与羌戏演出穿插交织起来，对释比戏的挖掘、排演、内容、价值、意义等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和展示。

四、“羌戏”的基本类型及特征

有剧本搜集整理，也有活态演出，加上学界有心人士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是可以回答“有无羌戏”的问题了。

接下来，人们自然还会问“羌戏”有哪些类型、“羌戏”有什么特征。

结合川西北羌族地区实际，针对羌族戏剧存在现状，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对之可作如下把握：“羌戏”主要有释比戏和花灯戏两大类型，“羌戏”的存在及演出以民间性和仪式性为两大基本特征。

（以下略）

出处：

本文摘自《尔玛人的艺术——中国羌戏研究》之“绪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因篇幅较长，略去第四部分。关于第四部分涉及的话题，读者可参阅李祥林《“羌戏”的基本类型及特征论要》（《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羌族释比戏辨析》（《文学与文化》2025年第1期）、《羌族花灯戏研究三题》（《四川戏剧》2024年第9期）、《作为“寨子戏”的羌族民间仪式戏剧的活态存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释比·羌戏·文化遗产》（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8辑，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舞台艺术》2010年第1期），等等。

作者简介

李祥林，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著作有《中华多民族美学研究》、《巴蜀女娲神话及相关事象研究》、《尔玛人的艺术——中国羌戏研究》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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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基础数据报告》，http://www.xqpc2015.cn/wzzs/pcdt/gzjd/201803/t20180320_289788.htm，发布时间：2018-03-20，采撷时间：2018年7月4日下午。这次全国性普查，花了两年时间，是在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进行。关于我国的戏曲品种，1949年统计为360种，后来又统计为394种，这次又增加了。

[2] 《四川省完成地方戏曲普查数据采集工作》，http://www.xqpc2015.cn/wzzs/pcdt/gzjd/201612/t20161230_277061.htm，发布时间：2016-12-30，采撷时间：2018年7月4日下午。

[3] 《山西35个本土剧种入选<中国戏曲剧种全集>》，https://www.mct.gov.cn/whzx/qgwhxxlb/sx/201904/t20190411_842710.htm，发布时间：2019-04-11 10:46，来源：山西晚报，采撷时间：2019年4月13日晚。顺便说说，《中国戏曲志》作为国家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组成部分，1983年起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999年更改为重大项目）并开始编纂工作，动用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力量。该戏曲志书按我国现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编纂，全书30卷（台湾卷、香港卷、澳门卷暂缺），每卷由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分组成，洋洋3000万言，15000余幅图片，囊括了我国各地各民族的大小剧种394个、剧目5318个、演出场所1832处、戏曲文物古迹730处、报刊专著1584种及4220位戏曲人物传记。这30卷戏曲志书出版，功不可没，当年媒体报道称为“全面准确地记录、反映了我国戏曲文化的全貌”（《<中国戏曲志>全卷出版》，载1999年12月7日《光明日报》）。

[4] 李祥林《羌族戏剧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保护》，载冯骥才主编《羌去何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建言录》第5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同书还收入了我撰写的《为边缘化的羌族民间戏剧呼吁》。文章后记写道：“2008年6月19日，由冯骥才先生入川发起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四川工作基地成立暨专家调研工作会’在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会议厅召开。本人作为工作基地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以上文章便是根据我在会上的发言时候整理、充实而成。针对‘5·12’汶川大地震，结合羌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发此呼吁并写此文章，意在为受灾的羌族人民做点事情，也是一个学术研究者以行动来实践‘人文救灾’吧。”

[5] 《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在剧种“四川灯戏”以及“大事年表”中言及芦山花灯戏和渡口市仁和区的彝族花灯剧团，但没有涉及岷江上游的羌族花灯戏；同书剧种“四川傩戏”条中虽提及“古时，蜀人、巴人、羌人、賨人信巫，崇尚祭祀礼仪”以及芦山庆坛，但仍不见羌族释比戏。因此，近年有当事人回顾和反思《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纂工作时写道：“虽说我们对少数民族戏剧的调查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有疏漏和完成得不尽人意的地方，这疏漏主要表现在藏戏剧种和羌族释比戏问题上。……由于我们对羌族史研究得不够，又未深入调研，对羌族释比戏有无之争，未作及时论定，致使羌戏（羌族释比戏）未作为四川少数民族剧种载入戏曲志四川卷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戏剧工作中的又一个遗憾。”（严肃《更著老树添新花——于一〈蜀戏新探〉序》，载《戏剧家》2011年第3期）

[6] 曲六乙《漫谈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问题——在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第50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7] 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第731页，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8] 《专家：少数民族戏剧因年轻而有更多发展可能》，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5-10/26/c_1116938734.htm，发布时间：2015年10月26日 11:38:28，采撷时间：2018-02-11下午。

[9] 李祥林《岷江上游民族民间文化考察及思考》，载《四川戏剧》2003年第3期。

[1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方案》第72页，本方案编写委员会编制，2010年6月。

[11]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第347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12] 叶星光《羌戏考》，载《民族》1992年第6期第29页。随文还配有一张身着羊皮褂的男子站立在场地中央敲羊皮鼓的照片，其周围有手拿笔记本的中年妇女，应是做采录的工作人员。

[13] 少将《羌戏探源》，载《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第三集第108页，《羌年礼花》编辑部编印，1991年9月。

[14] 《汶川县志》第704页，本书编纂委员会编，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5] 有关情况，请参阅李祥林文章《本土语境中的傩文化研究》（载2005年6月25日《中国文化报》）、《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研究》（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0年第2期）等。

[16] 《四川省文化厅关于同意编撰〈四川傩戏志〉的批复》（川文科[1999]函字第7号），1999年6月7日。

[17] 《四川傩戏志》第5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8] 李绍明序、曲六乙序，于一、李家骥、罗永康、李斌《羌族释比文化探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19] 林堃《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第1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20] 李明主编《羌族文学史》第38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版。

[21] 《中国歌谣集成·四川卷》第1013页，中国ISBN中心2004年版。

[22] 李祥林《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第175页，巴蜀书社2014年版。

[23] 《传承者说——羌族文化传承人口述史》上册第179—18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讲述者饶富民是《刮浦日》中会首扮演者，1951年出生，理县蒲溪乡蒲溪村人，羌族。蒲溪村在当地人口中习惯称“大蒲溪”。王九清是大蒲溪人，他精通上、中、下三坛经，是知名度甚高的释比；其子王定湘（或写作“王定相”、“王定襄”）生于1927年，曾在理县政府招待所工作，退休后回到村里，他从小随父亲学做法事，也是释比，并且对释比戏《刮浦日》的恢复也出力甚多。

[24] 《关于报送“首次羌戏座谈会议纪要”和请求对羌戏进行抢救、发掘、整理的报告》（州府志发【1991】08号），阿坝州人民政府地方志地名办公室和阿坝州文化局联名上报，1991年6月23日。

[25] 1998年12月15日，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成都永陵博物馆召开，这是李绍明在会上所言。绍明先生时任本学会顾问、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工作单位是省民族研究所。由于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历来重视多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绍明先生与本学会一直关系密切，1993年4月学会成立时他即是学会副会长。

[26] 《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章程》，载《四川傩文化通讯》第一期，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编印，1993年9月。

[27] 李祥林《应时代而生，在科研中兴——傩学会工作研究》，载《四川傩文化通讯》第十二期，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编印，2001年8月。

[28] 何丽英、雷子《千年羌戏的重现——记民族文化工作者韩树康的发掘之旅》，载《阿坝日报》2017年9月8日第7版。

[29] 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地方志地名办公室、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关于报送“首次羌戏座谈会纪要”和请求对羌戏进行抢救、发掘、整理的报告》（州府志发【1991】08号）。

[30] 莫克《理县蒲溪：云端上的释比戏》，载《四川经济日报》2019年4月3日第5版。

[31] 何丽英、雷子《千年羌戏的重现——记民族文化工作者韩树康的发掘之旅》，载《阿坝日报》2017年9月8日第7版。

[32] 《历史深处的记忆——理县口述历史纪录片合集》，中共理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制作，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