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工部长林植夫从上饶集中营获释之迷

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从上饶转移到闽北后， 先后设营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下梅，建阳县的徐 市和回瑶，后又迁到崇安县的老鼠排。这期间，著名的 爱国人士、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就被囚禁在 这里。

林植夫，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他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与当 时也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时，朱尔 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 任福建学院院长。朱尔英经林植夫推荐，在福建学院 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建立福建人民政 府，林植夫和朱尔英均以知识界人士身份参加了新成 立的人民政府。翌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 军事镇压下失败，人民政府成员被通缉，林植夫被迫 离开福州，朱尔英也无奈地回到崇安。之后，朱尔英成 了崇安县的大地主，还当上了国民党崇安县的参议长 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高参。

当上饶集中营迁到崇安县城关的老鼠排时，集中 营一、二、三中队的“学员”被关押在民房里，四、五中 队的“学员”被关押在茶厂里，东南分团团部设在县城 的江西会馆。

在这期间，第三战区向在南京的蒋介石 呈报了一份拟将处决的集中营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 士名单，内有林植夫的名字。蒋介石碍于与林植夫有 一面之交，且考虑到林植夫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较 多的交往，杀了他政治影响大，于是指示第三战区长 官顾祝同要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对其予以特别关 照。这样，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被任命为国民 党少校农业教官，有机会自由进出崇安县城。

1943年冬的一天，林植夫在崇安县城意外地遇到了朱尔英。久别相逢，两位朋友喜不自禁，朱尔英急忙邀林植夫到他家中叙坐。叙谈中，林植夫感慨地说，自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他被迫出走后，几经周折到了延安，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皖南事变时，他突围未果被俘，从此被囚进了集中营。接着又说，别看国民党给他穿上了少校军装，实际上国民党并不信任他，暗地里还派出特务监视他。

朱尔英笑着说：“老朋友，不用怕，我现在是国民党崇安县参议长，还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高参。”言下之意今后还是有能力关照的。此后，林植夫便时常到朱尔英家作客。

在朱尔英家，林植夫常跟朱尔英谈论抗战方面的事，每当此时，朱尔英的儿子朱宗汉就会在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植夫见朱宗汉少年英俊，讨人喜欢，就有意识地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特别是讲朱宗汉的表兄孙克骥在新四军中任团长，带领队伍反蒋抗日、冲锋陷阵的故事，朱宗汉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渐渐点燃。朱宗汉后来果然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书记。

1944年初，林植夫见朱宗汉倾向革命的政治意愿已经明朗，觉得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就把埋藏在心里的一桩事透露给朱宗汉。他说，他在皖南事变突围被俘前，叶挺军长曾估计到，如果林植夫被俘，是能够保住性命的；而他自己则可能会死。并且还用铅笔在两个指头大的纸条上写下了“此去生死莫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照顾。叶挺”的嘱托，交给林植夫。

说到这里，林植夫心情十分难过，他看了看朱宗汉又接着说：“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因为还没有将叶挺军长的嘱托送出狱外，所以我不能死。”

又从棉衣的夹缝里取出那张写着叶挺军长嘱托的纸条给朱宗汉看。

不久，林植夫又高兴地对朱宗汉说，他现在可以放心了，他已经将叶挺军长托办的事办成了，他已把叶挺军长的字条托付给一位名叫王大夫（化名，新四军人员，曾在德国留学）的难友，因为王大夫医术高超，集中营里的特务头子张超等人病了，都要请王大夫诊治，估计敌人不会杀害他，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获释出狱的。

1945年10月，国共在重庆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解散集中营。但是，对林植夫的释放，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即必须要有家产10万元以上、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县级以上职务、在军队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人担保，才能释放出狱。作为林植夫朋友的朱尔英正好具备了三个条件，于是，朱尔英慨然出面担保，在履行了担保手续后，林植夫终于获得释放，重获自由。

资料二：

林植夫（1891—1965），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

回国后，任中国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1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离开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盟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福建省农业厅厅长，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病逝。

林植夫，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福州官宦人家。父亲林韶荣为四川省某县知县，伯父林韶年为云南巡抚。林植夫9岁时随父到四川读书，15岁时到云南。

伯父对他要求很严格，不但在公余教他读《四书》、《五经》，讲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理，还请林次薇作他的家庭教师。

林次薇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偷偷地让他阅读《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等禁书。林植夫的思想大有所动。听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后，他想：“日本虽小国，因为维新而富强起来。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维新图强呢?”小小的林植夫已经有了维新图强的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韶年送林植夫东渡日本留学。他先人日本成城中学，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经林觉民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自此，维新的梦想成为革命的理想，他为此而努力奋斗。宣统三年(1911年)转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工科。

10月，武昌起义爆发，林植夫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革命。福州光复后，林植夫任闽都督府警察局行政科长，时年21岁。第二年他同何公敢一起赴北京，直接向孙中山、宋教仁汇报福建革命不够彻底的问题。孙中山十分信任他，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福建特派员。他在福州发起成立“品学砥砺会”，提倡中国同盟会会员应从自身做起，廉政勤政，反对贪污腐化。

同年秋，林植夫又到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复学。1916年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攻读林业正科，与其他留日同学发起成立“丙辰学社”，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1920年，林植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林学正科毕业，获林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黑龙江铁嫩森林公司任技师，后到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赴哈尔滨为《国际协报》主笔。

1927年陈铭枢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林植夫应邀到南京任政治部宣传处少校股员，并宣布解散青年党，参加国民党，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后回福州任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接着追随陈铭枢的鞍前马后，四处奔波。

1929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则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31年，经陈铭枢提名，他以广东农界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被委为广东省市党部特派员。当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闹独立，林植夫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又到陈铭枢的“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宣传队队长。想不到他在从事“剿共”宣传的同时，却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写的文章。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他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亲自奔赴前线参加救护和救济工作。此后他还受陈铭枢的委托，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设法了解和揭露“蓝衣社”特务的秘密活动，促进各党各派力量的联合，抗日救国。

同年底，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入闽，林植夫也回福州继何公敢出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积极参与酝酿和组织工作，就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省公路局局长，同时负责组建“生产人民党”，旗帜鲜明地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受到蒋介石的通缉。

“闽变”失败后，不得不避居香港，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发表《全面抗战从今开始》等文章，提出“联合抗战、武装抗战”的新口号，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事业。

林植夫同叶挺将军是忘年深交。1938年他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投身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林植夫代表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108师谈判。他坚持原则，同国民党有关部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未获得理想的后果，而且同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一起被俘，作为“死囚”，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

特务头子张超曾亲自传达蒋介石对他的劝降口谕，要他写悔过书，但他说：“抗日无过，我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利诱，宁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达5年之久。

相反，他还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协助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系难友的工作。有一次在放风时，叶挺将军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嘱咐他万一能脱险，请代他送给党组织。可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保留住这张小纸条。

抗战胜利后，经组织的营救他侥幸出狱，仍然念念不忘这一张小纸条。他说：这是最遗憾的事。一直到他病逝，还为没能保住纸条而悔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