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长想将爱女嫁给周总理，被拒后做了一件事，总理感激不已

周总理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即使后来做到了国务院总理，他也依旧不忘他求学时遇到的恩师。

高戈吾是周总理在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时遇到的一位老师，他经常向学生讲解救国的真理，在高戈吾的影响下周总理变得同情革命。

由于周总理学业优秀，高戈吾在课外经常给周总理开小灶。

只是在1913年由于伯父的工作变动，周总理随伯父迁往天津，师生不得已分别，临行前高戈吾一再叮嘱伯父一定要给周总理在天津选个好学校。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会见高戈吾之子并向其询问高戈吾的情况，并动情地说，没有高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天津南开学校周总理遇到了校董严修，这位老师从他在南开求学以至日后的深造一直给他提供资助，周总理日后也经常向人提起他对自己无私的帮助。

严修

一篇作文的缘分

周总理自幼聪颖好学，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明确了为救国而读书的目标。但要说到对周总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真正影响的，便不得不提到周总理在天津南开学校的那一段时光。

南开学校是20世纪初为了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新式人才，仿照欧美学制创办的一所学校。

学校除了教授文化课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它的创办者之一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修。

1913年15岁的周总理考入南开学校，开始了他四年的求学时光。周总理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南开学校的不少老师都对周总理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南开学校校刊《校风》上曾记载：“周总理的数学成绩优异，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语文老师也欣赏周总理的作文，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评语，日后不可限量。

当然周总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周总理自身聪明外，也和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方法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分不开，这些也影响着周总理今后的工作和为人处世。

由于周总理在学习上表现优秀，各科老师都在夸周总理，作为校董的严修也早就听说了周总理的优秀。

1916年5月的一天，南开学校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这次作文比赛是校董严修为了了解这些青年学生对国家和时局的看法而进行的。

作文由校董严修亲自命题，有两个作文题《诚能动物论》和《中国今日当务之急为何》学生选择其中一个进行作文。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比赛不分年级，每个班级选派班上最优秀的5名学生参赛，而且学生的名字必须密封。

比赛结束后学生的作文被送到了严修的手上，严修亲自批阅，由于很多学生写的文章要么泛泛而谈、要么华而不实，这让严修感觉读起来很疲倦。

正在严修感觉阅卷很疲劳的时候突然有一篇《诚能动物论》的文章出现，严修一口气读完之后心中大喜，并给出这样的评语：“文笔劲道，文章谋篇布局缜密，文章中的每句话都能切中要害”。

当他打开名字的密封条看到“周恩来”三个字时，便觉得老师们果然没有说错，周总理确实是个人才。

就这样周总理的作文获得了全校第一名，他所在的班级也跟着沾光，获得了一面奖旗，奖旗上还有严修亲自提笔的“含英咀华”四个大字。

在这之后严修对周总理更加重视，之前考虑到周总理在天津除了大伯外没有什么亲人，生活也很困难，便给他安排了抄讲义、刻蜡板的兼职让其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而这一篇作文过后作为校董的严修直接免去了周总理的学费，以便他安心学业。

而周总理也是没有辜负严修的期望，除了认真学习之外，他还和学校的一些进步青年一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还创办了《敬业》杂志，严修亲自为杂志题词。还组织了南开学校演讲会等，这样周总理的组织才能也得到了严修的欣赏。

由于周总理的表现总是给严修带来惊喜，于是在严修心中周总理成了最优秀的学生，而且被其誉为“宰相之才”。

拒当“乘龙快婿”

转眼到了1917年夏，周总理即将从南开学校毕业。

一天，严修的长子严智崇向严修建议将六妹严智安嫁给周总理，这一点刚好也正合严修的心意。

本来周总理在严修心中就是最优秀的学生，而自己的女儿严智安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如果二人成亲那该是多么好啊。

考虑再三后，严修便派人向周总理提亲，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却婉拒了。

要知道当时的南开学校很多达官贵人，名门望族都想上都不一定能上，而很多人想上南开学校也是冲着严修来的。

因为严修曾经在清朝时做过翰林院编修，是光绪帝欣赏的大知识分子之一，时局变化后又积极响应号召，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进行教育改革。

不仅如此严修的人脉也非常广，他不仅和蔡元培、胡适之等知识分子往来密切，和军阀中的袁世凯、曹汝霖、章宗祥等也有密切往来。

如果谁有幸能和严家结亲，那么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带来好运。

周总理身边的好友同学也不只一次的劝过他不妨再考虑考虑，但面对这到手的做乘龙快婿的机会，周总理却偏不要。

周总理当时是个有伟大报国志向的青年，一心想着如何救亡图存，他不想过早的让儿女情长羁绊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周总理是个把事业和婚姻爱情分得很开的人，而且对婚姻态度很慎重。他认为选择婚姻伴侣需要有感情基础，不能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婚姻捆绑在一起。

严家虽好，但自己毕竟是一个穷学生，本来在求学期间因为自己成绩好被免去学费，已经是受到了严家很好的照顾，如果再娶严家女儿那自己的事业前途势必会受到严家支配。

想到这些，周总理便写信给严修婉拒了这门亲事。

而后在周总理的革命和工作生涯中，也遇到过一些思想进步的异性追求，但都被其拒绝了。

周总理对结婚伴侣之所以这么挑剔，是因为他需要的伴侣，不只是能够理解他的革命，而且需要和他一样一辈子从事革命，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经受住革命的惊涛骇浪。

而邓颖超就符合周总理的这些期待，事实也的确如此，从大革命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的建设，周总理的工作非常忙碌，日理万机，他和邓颖超之间也是聚少离多，两人都为了革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奉献着。

周总理和邓颖超相伴50年，而这50年中这对因共同的革命志向而走到一起的夫妻一直相处融洽，而他们的爱情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一如既往的师生情

虽然周总理和严修女儿的亲事没成，但严修并没有因此芥蒂，反而因为周总理不攀附权贵，有着坚定的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志向，对其更加欣赏和佩服，便决定继续支持和帮助他。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总理为了能够更好的探寻救国道路，便考入日本官费大学就读。

1918年在周总理留学日本期间，恰逢严修赴北美考察教育，而严修恰好路过日本，在日本短暂停留了5天。

在日本短暂停留的5天中，他在日本的家中宴请周总理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认真学习，学成后回报祖国。

而周总理也是谨记严修的教诲，在日本留学期间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学习上。

本想着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谁知日本当局开始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歧视，周总理以及当时很多留日的中国学生奋起反抗，这样日本的留学就不得不中断了。

正好那时候南开大学也创立起来，1919年4月严修得知周总理无法在日本就学后，就邀请其回母校继续读大学。

鉴于周总理的优秀表现，校董事会一致同意周总理在该校的文科部就读，周总理也成了该校的第一届文科学生。

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周总理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但当时北洋军阀感觉这些学生的爱国运动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大肆抓捕这些爱国学生。

1920年周总理和郭隆真、于方舟等人不幸被天津的北洋军阀抓捕，严修得知情况后和北洋军阀方面的人斡旋，将周总理以及于方舟等人保释出狱。

周总理出狱后南开大学出于政治压力不得已将他开除，周总理又失学了。

但严修是个惜才的人，他不忍心看着人才被耽误，于是自掏腰包7000银元在南开大学设立范孙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去欧美国家深造。

经过学校董事会商议决定选派周总理和李福景两人去欧美深造，本来他们一开始打算去美国，但由于一战后留学美国的费用过高，于是决定去欧洲。

为了让周总理和李福景二人更好的在欧洲留学，严修给当时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总理和李福景的情况，顺便让顾维钧照应一下他们。

除了给英国公使写信之外，为了周总理和李福景二人能够在国外安心学业，严修还定期给二人汇款，周总理和李福景每学期领取一次范孙奖学金。

由于周总理的地址不固定，寄给周总理的钱严修都是先给李福景，然后李福景再把属于周总理的那一份转交给周总理。

后来李福景经过努力考取了一个奖学金，严修就将原本给李福景的那一份范孙奖学金也汇给了周总理。

有了双份的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总理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上都变得宽裕了，因此他不再像别的留学生一样需要勤工俭学。

于是周总理便心无旁顾地游学考察，先是去英国，而后又去法国。并且在一路上看了很多书，也了解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还接触到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

经过考察和比较最终周总理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见这情形有些人就劝严修说，周总理到国外思想变了，加入共产党了，建议不要再资助他了。

但严修是一个不轻易被流言左右的人，每次别人劝说他不要资助周总理时，他总是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但这并不妨碍我支持他实现他的理想。

只可惜1929年严修去世时，周总理正在从事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不方便悼念严先生。

但是严先生对他的帮助，周总理一直记在心中。因此在严修去世后的很多年，周总理也还经常提起严先生对他的帮助，特别是范孙奖学金。

后来的周总理一直积极投身到中国的革命建设中，经常不知疲倦的工作，我想这里面除了对国家对党忠诚之外也有对恩师的报答。

参考资料

周恩来与他的老师——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