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故事 No.253 | 李舫《山山记水程——李贽在晚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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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3

山山记水程

——李贽在晚明

李 舫

（接上文）

三、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上一次从麻城龙湖踏上北往山西的道路，还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秋天。入楚十六年以来，这是李贽第一次离开湖广。

毕竟是七十高龄的人了，每一次启程长途跋涉，李贽都深感悲凉，老来病多，形销骨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的诗里充满了“三秋度沁水，九月到西天”的彻骨之寒。这年秋天，他在《秋怀》中吟咏：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

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

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三年前——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李贽从武昌回到麻城。

正是在麻城的龙湖芝佛院，李贽好友、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的三女梅澹然落发为尼。梅澹然称李贽为“卓吾师”，李贽也尊称其为“澹然师”。梅澹然可谓李贽的红颜知己，他在不久前回复她的信中谈及自己治学的志向和感受，不愿意再钻故纸堆。又说，自己年老体衰，病苦渐多，希望早日回到麻城，麻城是他的第二故乡，哪怕他死也要死在麻城。如今，他在武昌完成了《藏书》的修订，终于回来了。

梅国桢为澹然落发事，特地从北京赶回麻城。李贽亦自觉去日无多，开始思考身后事。他请梅国桢为自己的藏骨塔作记，梅国桢欣然命笔，作《书卓吾和尚塔》。梅国桢在文中说：“卓吾之爱其身可谓至矣。余窃怪世人之爱其身者，必享富厚之乐，有妻子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卓吾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且精洁其藏，而又不比于牛眠马鬣之习尚也。卓吾可以寻常比拟乎？余亦不知所为书矣。”

就在世人皆“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之时，李贽却坚持“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这是怎样一个苦行僧，怎样一个逆行者！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坚忍执着，李贽又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麻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迫害李贽的风暴。这些人，这些事，李贽都看在眼里，“改岁以来，老病日侵”，他豫立戒约，以使侍者日后有所遵循。李贽的《豫约》共有七条，前五条是戒律式的约言，后两条是遗嘱和自述生平。其中《感慨平生》一文，是后世研究李贽的重要文献。在这部分，他申诉为官的艰难处境，“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总结“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桀骜性格，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朱熹、苏轼、苏辙、邵雍、司马迁这些大儒的命运给了李贽巨大的鼓励：“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郏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品行不清净高洁而流落他乡的贤者，此时，李贽回望自己的一生，悲喜交集——那些磨难曲折，那些崎岖坎坷，纵使以大地为墨，又怎能书写得明白？他叹息说：“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藏书》的写作、修订是个巨大的工程，李贽好像放下了背在身上的巨石，松了一大口气。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

《藏书》不藏。《藏书》未经刊印，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公开刊印，更如巨石投水，波浪滔天，一时“金陵盛行”，洛阳纸贵，“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陈仁锡《无梦园集》）。尽管李贽自言：“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可是，天真的李贽不知道，这又怎么可能？

得知李贽回到麻城，“公安三袁”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开心不已，他们立即邀请朋友王以明、龚散木一行五人自荆州泛舟而下，前往龙湖拜访李贽。

这一天，正值端午，皓月当空，李贽与袁氏三兄弟、王以明、龚散木六人在堂上饮酒赏月。李贽兴致大发，道：“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

袁宗道在三兄弟中最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最爱苏东坡，但我又不像他，我看自己还是最像白居易吧！”

王以明接着袁宗道说：“庄周。”明朝开国二百余年，崇尚儒家之道，老庄之学一度荒凉。李贽曾著《庄子解》，他对庄子“以真为贵”的精神气质大为赞赏。可是，庄子所贵之真，是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王以明与庄子之间仍差距甚远。李贽坦率地说：“庄子太高了，你且说个近似的。如果说是庄子的话，恐怕你还不知道他的学说的着落处。”

李贽又问袁宏道。袁宏道说：“我最喜欢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李贽想了想说：“似乎也不大像。”

于是李贽便问袁氏三兄弟中最小的袁中道，中道大笑回答说：“我从来只爱齐人，家有一妻一妾，又终日觅得有酒肉。”对这玩世不恭的回答，李贽并不意为忤逆。他评点道：“你却有廉耻，不会说像古书中说的那个齐国人，白日在外乞讨，晚上回家哄妻妾说是整日与达官贵人在一起喝酒吃肉。我看，你最是谨慎周密。你的疯癫放浪，都是装出来的，诸位不要信他。”大家都大笑，开怀不已。

李贽再问龚散木，散木说：“我最爱李太白。”

少顷，李贽半是顽皮半是认真地说：“诸位来评一评我，如何？”袁宗道说：“李耳。”李贽连连否认：“我怎么能跟老子相比呢？”袁中道说：“你就是盗跖。”李贽闻之大笑：“盗跖也不容易啊！昔日在黄安时，亦有友人对我说，你就是林道乾，是泉州的大海盗，横行各郡县，无人敢惹。你们了解林道乾吗？他亦有趣。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被官兵团团围住，他照样与众人高饮不顾。到了天亮，官兵打杀进去，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你们看，他耍戏朝廷命官如同小儿，亦算胆大包天了！”

袁宏道则说，李贽还是像东汉时的太学生领袖李膺。

接着，李贽请众人互评，又为这次“龙湖雅会”做了总结：“袁宗道气量像黄书度，学识似管宁；袁宏道像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二人相扶相持，柳宗元被放逐到柳州，刘禹锡则被放逐到更僻远的播州，柳宗元要求以柳州换播州，可见其患难真情。袁中道像袁彦通，一掷百万，倚马万言。”李贽又说：“凡我辈人，这一点情，古今高人个个有之；若无此一点情，便是禽兽。”

李贽也不客气地品评自己：“我骨气也像李膺，然李膺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东汉李膺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被视为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者。李贽认为李膺虽有骨气，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像李膺那样维护名教。袁中道闻之，说：“古人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约风神气骨，略有相肖处耳。”李贽很欣慰，高兴地回答：“善。”

五月十五的龙湖，夜凉如水，月映四野。众人谈兴甚浓，话语遂长。不觉时光流逝，已是夜半时分，寒意入骨生凉，六人方才散去。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龙湖雅会”，被袁中道记录在《柞林纪谭》中，今人得以一窥究竟。正是缘于这次“龙湖雅会”，让李贽对“公安三袁”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袁宗道沉稳忠实，袁宏道、袁中道二人英武奇特，不愧为天下名士。若论胆识与魄力，袁宏道迥绝于世，是真英灵男儿也！也正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发现，袁宏道有能力从哲理的高度把握自己的学问精髓，可以交付重任。

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他受李贽“童心说”影响，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提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在文风凋敝的晚明，举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自此卓然独立。

这一天，李贽终于准备离开令他无比眷恋又无比伤心的麻城了。金秋九月，金桂飘香，李贽抵达山西沁水。也就是在这里，李贽在回复朋友的回答时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结局——“荣死诏狱”。“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言罢，鼓掌大笑：“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谁料想，此言一语成谶。

在山西，李贽真正感到茫然无归的痛苦，可是，他决意无怨无悔。此间，他听闻焦竑被贬为行人，继而被谪为福建福宁州同知，写信劝慰：

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觇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众人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

人生如戏，聚散有时。

李贽天生异禀，冰雪聪灵，他明明看懂了这些，掏心掏肺地劝导焦竑，在信的结尾还贴心地问：“兄倘以为然否？”可是，他却在自己的戏场里入戏太深，衷肠百结，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

刊刻《藏书》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反复强调写作动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在书中，他提出疑问：“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并做出结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历史就像一盘大棋，风云变幻，高手云集，千百年来，这些高手将孔子学说打造为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可是，李贽偏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仅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千百年来的人物重新做了评估和分类——从来都被认为是“草寇”的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李贽将他们堂而皇之地列入了《世纪》里，与唐太宗、汉武帝等并列。他将评语也重新做了修正，称誉陈胜“古所未有”，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然焚书坑儒，终致覆灭；而汉惠帝呢？仅作附录，因为“无可纪”。他还在《大臣传》中《容人大臣传》末评论：“后儒不识好恶之理，一旦操人之国，务择君子而去小人，以为得好恶之正也。夫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君子，小人何可无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独无才乎？君子固乐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独肯甘心老死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无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将人作为他的出发点，只有人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这就是李贽的学术之道。

他自信《藏书》定是“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而他，会在这本书中获得永生。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结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千百年来封建伦理秩序井然，中国思想文化定于儒教，李贽偏要捅破这严严密密的天空，大喊一声：“执一便是害道！”

这还了得？怎容他如此大逆不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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