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真的是一篇《仇国论》导致灭亡的吗？

一直以来，三国蜀汉的灭亡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很多人都说是谯周的《仇国论》导致的蜀国灭亡，真的是这样么？

我们先来看看谯周的《仇国论》：“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以取天下乎？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蜀汉（‘因余之国’）国力弱小，而曹魏（‘肇建之国’）国力强盛，两国相争成为仇敌……从前商周交替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关系稳固，百姓习惯于旧制；根基深厚的难以拔除，占据稳固的难以动摇。在那样的时代，即便是汉高祖刘邦，又怎能提剑跃马夺取天下呢？如今蜀汉与曹魏都已传承数代，天下不再是秦末大乱之局，而是类似战国七雄并立的形势（此处谯周以战国比喻三国）。因此，我们应当效仿周文王（积蓄实力、等待时机），而不要勉强效仿汉高祖（冒险争夺天下）。百姓疲惫则动乱将生，君主懈怠、臣下暴虐则国家将分崩离析。谚语说：‘射箭多次失手，不如瞄准后再发。’所以智者不会因小利而分心，不会因似是而非的意图而改变策略，时机成熟才行动，条件具备才举事。”

单从内容来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劝诫不要妄动刀兵，要休养生息，一旦发兵，就要一举中的。我们再来看看蜀汉当时投降的详细过程。

公元263年，司马昭想要大举进攻蜀汉，朝臣多数认为不可以。因为彼时蜀汉尚有十余万军队，又有剑阁天险，恐是徒废劳力，无功而返，只有钟会积极赞成。

于是，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准备图蜀。当年八月，钟会率领15万大军进入汉中，但被蜀军阻挡在剑门关外。魏军缺乏粮食，只能暂时退军，看来好像是无功而返了。

这时，征西将军邓艾提出用少量奇兵突袭成都的设想。他亲率少量精锐部队通过险峻的阴平小道，翻越大山，凿石开道，历尽艰辛，抵达江油城下，邓艾做好了艰辛攻城的准备，没想到的是，蜀军守将竟然不战而降。

蜀后主闻报，命诸葛瞻率领十万迎故，在绵竹与邓艾的军队相遇。当时双方兵力悬殊，邓艾只有两千多±卒，而且没有任何重装备。魏军中部分将领甚至产生了畏敌怯战情绪。然而，拥有绝对兵力优势的蜀军却一战而溃。更荒唐的是，在蜀军主力依然坚守北方要隘成都城防坚固，守军尚有数万人的情况下，蜀后主却匆匆率百官出城投降。蜀国为什么要投降，而且急不可待地投降?

根据当时蜀国投降魏国的民记记载：亡国之时，蜀国总人口有九十四万余，有带甲兵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差不多每两户人家就要负担一名军人或官员。一个小小的蜀国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由此可见、蜀国上下对连年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厌战情绪可以说蔓延到了每个人的骨子里，战争的精神意志已经崩溃。他们宁愿以自欺欺人的借口向敌方投降，也不愿再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蜀国的败亡根本就在于它不恤国力和民力的穷兵黩武。昭烈帝刘备立国时期，由于刘备的人格魅力，顶级文武人才的齐心协力，使得蜀国军民一心，国力蒸蒸日上。但是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加之张飞被部将背叛，导致刘备发动兵败夷陵之战。此战后，蜀国国力大伤，更可怕的是，自此给蜀国基本定下了一条基本国策，继承先帝遗志，光复汉家江山，由此，拉开了蜀国不断发动战争的序幕。据统计，仅后主执政期间，由蜀国发起或卷入的大小战事就有二十二起。

这一切又和诸葛亮的军事指导思想分不开。诸葛亮的施政能力，军事能力不必细说，在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立国之初，他对蜀国的有效治理，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但恰恰是诸葛亮的继承先帝遗志战争思想，将蜀国长期绑在战争的战车上，并最终送进坟墓。

自蜀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起，诸葛亮连续八年发起北伐魏国的战争，直至他在五丈原去世。这一系列战争，虽取得一些小小的攻城略地的战果，但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特别是耗费了蜀国巨大的财力和民力，并没有守住攻城略地的成果，每次随着蜀军的撤退，先期所取得的城池，也都陆续的丢失。

朝廷上下，渐渐地有了反对声。但诸葛亮坚持他的战争理论，继承先帝遗志。在那篇有名的《后出师表》中，他用五个“不解”来驳斥反对他用兵的意见。他的第一个“不解”是说高帝(刘邦)那样英明，身边的谋臣那样能干，还涉险作战，危然后安。而现在陛下(后主)不如高帝，谋臣不如良(张良)平(陈平),居然想不靠打仗坐定天下，行吗?而第五个理由是说这些年来，赵云、阳群等一大批将领相继去世，这些都是几十年间从四面八方网罗来的优秀人才。如果不打仗，那么再过几年，将自然损失三分之二，那还靠谁去破敌?

诸葛亮不仅压制了朝中反对打仗的声音，而且严厉处置了消极厌战的李严等大臣，以延误运送军需的罪名将李严废为平民。于是满朝文武三缄其口，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北伐的声音了。

诸葛亮去世后，先后继任蜀国大将军的蒋琬和费祎审时度势，一反诸葛亮的做法，果取了敛兵息战保土养民的方略，蜀国百姓得以度过十几年和平的日子，蜀国国力也眼见的好了起来。但当姜维接过军事权柄，蜀国的战争机器又开动了。

虽然诸葛亮已经去世十多年，但他对蜀国政治的影响力依然不减。姜维便是将自己定位在诸葛亮军事路线的继承人上--继承丞相遗志。他不顾蜀国尚未从昨日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以继承丞相遗志为名率军连年北伐，使得蜀国又连续十二年干战争状态。可惜的是，他的北伐如同诸葛亮一样，白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毫无一点实质性成果。

就这样，慢慢朝廷又有了不同的声音。大臣谯周特地写了《仇国论》,指出军旅频出、百姓凋瘁将引发的后果：“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将军廖化也对后主说：“用兵不止，必定要引火烧身。现在姜伯约(姜维)就是这样，智谋超不过敌人，兵力却比敌人少，但却用兵不止，这真是太危险了。”

可惜的是，这些不同意见都被姜维所取得的一些小小的胜利化解了。直到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大军被魏军新起之秀邓艾所败，蜀军不可成胜的神话也彻底破灭。

此后战局急转直下，每军只持守势。还不到五年，蜀国即在魏军大举进攻下覆亡。

由于战争频仍，蜀国内百业凋敝，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对蜀国的归属感大大的降低，对战争的厌恶也越来越深。蜀后主在魏军逼近成都时还在犹豫，是否逃到南方，但谯周一番话彻底打消了他的念头。

谯周说，因为连年征战，南方百姓已经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陛下难道还能指望南方士民支持您吗?

于是，当听说邓艾军队掩至，蜀国“百姓扰扰，皆奔山野，不可仰制”,由此可见，蜀国并不是一篇《仇国论》就覆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