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跃迁

宋美杰 高雨琪

DeepSeek的问世，吸引了诸多开发者参与模型的开发和使用，虚拟数字人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应用。数字人智能体与DeepSeek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结合，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边界。这种跨界协作不仅提升了数字人的“类人化”表现，更通过技术互补推动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的角色跃迁。

虚拟数字人泛指以人类外貌、心智等元素为设计底本，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出的虚拟人物形态。若以虚拟数字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数字人、虚拟人两类。数字人是以真人为原型的数字复制品或数字分身，如数字人“邓丽君”“苏东坡”。而虚拟人的人物身份、外形则是完全被虚构出来的。也正因如此，虚拟人本身即一种数字艺术作品，在外貌特征、表演能力、性格人设方面更具创意空间和可塑性。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制作方式上经历了手工绘制、真人驱动、人工智能驱动三个阶段。1982年，日本率先提出“虚拟歌姬”的概念，制作方将动画片《超时空要塞》中的女主角林明美包装成演唱动画插曲的虚拟歌手。随着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从2D卡通形象进化为3D写实人物，并开始被应用于电影制作中。2001年，电影《指环王》中虚拟角色“咕噜”的诞生标志着数字人进入成熟的商业化阶段。2007年，集合语音合成软件、动作捕捉技术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问世。动作捕捉可以将真人的行动、表情映射到虚拟人物之上，数字人在语音、动态上开始更趋近于真人。“初音未来”的跨次元走红，让虚拟偶像成为虚拟数字人应用的典型场景。2012年，国产虚拟偶像“洛天依”正式出道，在视频平台迅速收获380万粉丝，中国虚拟偶像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数字人注入了“类人心智”。大模型与记忆系统让人工智能具备与人类相类似的“长期记忆”，这极大地增强了数字人的“智商”。情感计算技术的融入，更赋予数字人“情商”，让其能够识别、解释、模拟和生成人类情感。智能内容生成技术还赋予数字人“美商”。“美商”可以被理解为数字人在美学、艺术创造和审美判断方面的能力，依托机器学习技术和海量数据，其能够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与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事实上，虚拟数字人本质上是对人的“身体”和“个性”的建模。超写实3D数字人具有高度还原真人皮肤质感的外观，并能根据不同的光影条件做出相应的模拟，看起来与真人无异。形象可塑性、行为可控性以及相对真人明星而言更高的性价比，虚拟数字人在文娱行业被应用得最为广泛。以虚拟网红、虚拟偶像为代表的数字人已经遍布于潮流时尚、品牌代言、直播电商等多个领域。

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产物，普遍采用去中心化、众包共创的运营模式。以中国本土知名虚拟偶像洛天依为例，其运营方不仅开放数字人的模型资源，还销售声音库，鼓励并支持粉丝为洛天依创作歌曲。“虚拟偶像演绎我笔下之歌”构建了一种真实的连接，赋予粉丝更强烈的认同感与情感满足。一方面“参与式互动”加强了“Z世代”与虚拟偶像之间的情感纽带，更能满足“Z世代”参与式生成的需求，为其提供了“意义生产”的快感；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对虚拟偶像的符号消费，也找到了缓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寄托与归属感的途径。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让数字人具备了以知识为讲述基础的“叙事能力”。数字人具有极强的可成长性，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数据训练适配不同文化场景，这也使虚拟数字人在文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文博机构正深入挖掘自身庞大的文化数据资源，来打造专属的“虚拟讲解员”。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就复刻了明朝篆刻大师“胡正言”，他作为讲解员，亲身解读他于1644年主持刊印的《十竹斋笺谱》。通过精准复刻真实历史人物的方式，有效激活了传统文化IP的活力，让数字人自带人格魅力。北京中轴线虚拟人“周周”依托专业领域模型，可以将古老的中轴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游客听。敦煌虚拟人“天妤”重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巾舞”，创造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沉浸式体验。无论是复刻神话传说中的经典形象，还是让失传的文化技艺重现于世，数字人都能以极高的精度和灵活性予以实现。在虚实交融的广阔空间里，数字人承担了中华文化“智能叙事者”的角色。每个数字人均承载着其专属的“微型叙事”，在展现其独特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让受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魅力。

不过，人机共生时代数字人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与创新应用，也引发一系列涉及著作权、肖像权、数据隐私、平台监管等议题的新风险。比如，数字人的制作需要采集对标的真人的肖像、声音等数据，甚至需要真人在背后进行表演与操控，这涉及表演者权、知识产权等新议题。随着数字人的逼真程度不断提高，复制普通人、明星、公众人物的形象来实施网络诈骗，侵犯公民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深度伪造”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而虚拟主播、数字人发言人、“复活”已逝亲人等“AI分身”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冲击人的主体性，催生出身份异化等伦理问题。因此，数字人的研发者、使用者，都应以社会责任、隐私保护等为目标，确保其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作者：宋美杰、高雨琪，分别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