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的疑案，因一本少林秘籍导致直到五十年代才侦破（八）

书接上回。

张凡与斯遇春几经商量都觉得此事绝非这么简单，张凡觉得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宋今云、尤龙串联起来图谋那口绿皮箱，确实是为了骗人钱财。但他们不打算自己出面，而是另外物色了一个模样、气质与堂主身份相符的角色冒充“复仇堂”的第四任堂主，他们在幕后操纵。

而斯遇春却不这样想，他觉得是，如果尤龙、宋今云确实是另请他人干这事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以虚假口供骗专案组了，因为被他们物色的那个角色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犯不上替那人扛一份罪责。可现在却是，尤龙与宋今云两人没有说实话，这就说明他们背后还有一个人，那个角色要比他们厉害，他们不敢供出此人，否则可能会遭到报复。

张凡听着这里，二人决定要去去看守所提审，但提审必须要得到领导的首肯，于是两人就去找专案组长李成道。李成道听完二人汇报之后，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支持二人继续往下追查。在得到领导允许之后，两人即刻去了看守所，先由张凡提审尤龙，可一无所获。

接着二人又开始提审宋今云，由斯遇春出面主审，斯遇春一见面就告诉他，所谓江湖义气在新社会肯定不牢靠，必须向政府如实讲话，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今云意识到，一是他今后不可能再和尤龙一起厮混了，二是虽然两人是一起犯的罪，但罪行可分大小，态度会有好坏，将来处理时政府肯定会有一个尺度的。如果他确实对政府有所隐瞒，必然会加大处分。面对斯遇春的告诫，宋今云答应实话实说。

此时斯遇春就问起了专案组需要弄清楚的那个问题：“如果你们搞到了那口绿皮箱，由谁主持以后的活动？”

宋今云说道：“尤龙说由我们两个人轮流出场冒充堂主”。

斯遇春这个时候讥笑道：“就你们，就你们两个人能控制复仇堂，你们有能力吗，再给你一次机会，赶快老实交代”。

宋今云反复权衡，最终说出了真情。原本，他和尤龙确实是想把绿皮箱搞到手后由他们俩冒充“复仇堂”堂主的，甚至还商量过应该怎样冒充、去何地活动等细节，后来尤龙一个多月前接待了一个被他唤为“福润的表兄”的男子后，就对宋今云表示，他已经物色了一个最适宜冒充堂主的朋友，又说凭他的本领和魄力，即便真的执掌“复仇堂”，也完全做得下来，甚至会比已经失踪的前任堂主杜白手做得更好。宋今云还表示，他没有见过这个人。

而正在记录的张凡听见那个表兄叫福润的时候，顿时激动起来，待宋今云被押回去之后，他对斯遇春说：“这个‘福润的家伙可不是一般人”，国民党警察局的档案里有记载。福润真名叫阮柏寿，别名、化名有十几个，他是川东的水陆两栖惯匪，作恶多年，血债累累”。当时是川东行署公安部通缉要犯。

在这种情况下，二人再次提审尤龙，当斯遇春递给他一张上面写着“福润”两字的白纸时，尤龙意识到秘密已经泄露，也就立即承认，他俩背后确实是福润这人，他以前跟堂主杜白手是好友，每年都要碰两三次面，尤龙称，这是因为他跟杜白手一起见过阮柏寿。

尤龙这时回忆称：“大约一个月前的4月9日，阮柏寿突然上门找到他，这是成都解放后二人第一次见面。他对尤龙说：“他现在已经上了新政府公安机关的通缉要犯，所以他去藏区躲了一阵，现在想来就是想回看看风头，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接着，他向尤龙打听是否有杜白手的消息，尤龙说没有，但把那口绿皮箱的事跟他说了说。阮柏寿听后很兴奋，就自告奋勇说自己来来主持“复仇堂”，因为他觉得，尤龙和宋今云两个是干不了的，只怕一露面就让人黑吃黑干掉了。二人商量之后，阮柏寿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钱让尤龙作为活动经费。他没说几时再来，只是让尤龙尽快把皮箱弄到手，之后，尤龙把这事简单跟宋今云说了。

张凡、斯遇春在听完陈述之后，立刻向李成道汇报了上述情况。李成道一听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向成都市公安局作了汇报，5月7日，成都市公安局局长下令，追缉惯匪阮柏寿的工作交由局协查办公室下辖的交办组负责，刑警张凡、斯遇春熟悉案情，暂调交办组协助追缉。交办组是市局的临时部门，专门负责协助外埠公安机关来成都追缉逃犯的同行执行使命，同时对掌握的重大逃犯在本地活动的情况进行调查，将其逮捕归案。

交办组副组长黄国城受命主持该案。张凡、斯遇春两人前往交办组报到时，黄国城让二人陪他一起去灌县去调查一下，按推测，阮柏寿不大可能藏匿在灌县，而这次去灌县，需要了解阮柏寿在灌县活动情况，除了跟尤龙接触，是否还接触了其他什么人，毕竟阮柏寿犯还不知道尤龙已经被捕，但可以肯定的是，阮柏寿还会去灌县，我们说不定可以来个守株待兔。

黄国城率队抵达灌县，在当地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对城里、城外的旅馆在4月9日前后是否有什么可疑对象登记入住。调查之后并未发现有符合阮柏寿特征的对象入住，在第二天又对当地的寺院、道观，关帝庙进行走访，因为当时这些地方有专供住宿的客房。

在当晚消息汇总的时候，有一组调查员说，他们去关帝庙访查时，关帝庙里庙祝说：“在清明节后第三天的傍晚，有一身材瘦小精悍的中年男子由和康杂货店解老板介绍一个人前来关帝庙借宿”，大概意思是说，要从藏区去重庆，途经成都，因为没有办理路条、证明之类，不便入住旅馆，故想暂时住在关帝庙里。

尽管公安局有规定，寺院、道观等容留香客、居士、游方同道都须查验证明，但解老板给那个人担保，庙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答应了，而那人只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那人临走时给了庙祝三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借宿寺庙通常是不必付钱的，但这人付了，而灌县最好的旅馆住宿一夜不过六千元，这人竟然付了五倍之多的钱，所以给庙祝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公安人员查问时，他便道出了这一情况。

警察马上传唤杂货店老板解和康，他承认确有此事，也就此证明了那个中年男子就是阮柏寿，解老板跟阮柏寿幼时曾为邻居，因此关系不错。后来各奔东西。侦查员问及阮柏寿的惯匪身份，解和康说他跟阮柏寿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对阮柏寿的情况并不清楚。

在今年清明节见面时，阮柏寿说，他从亲戚处得知解和康在灌县开店的，这次从藏区回川东家乡途经灌县，顺便拜访。这话有破绽，警察自然不会相信，不过，警察觉得阮柏寿会为绿皮箱之事多半会再来灌县，所以讯问过后关照了几句就让解老板离开了，但暗中安排侦查员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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