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骨气的女作家，生平如下

↻ 指南作者：陈十六

今天，是齐邦媛先生逝世一周年。

2024年，齐邦媛在2月过完自己的100岁生日后，在3月28日溘然长逝。

谈起齐邦媛，人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她写的《巨流河》，尤其是前半段令人不忍卒读的流亡经历，感动了无数读者。

但，先生已去，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为当代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与历史记忆，远远不止一本《巨流河》。

我们无比怀念“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齐邦媛，是因为她说，我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我喜欢看大家做有骨气的事，我记录的是最有骨气的中国，那个中国是真倒霉，可是也真有骨气。

她离世前曾对当下的年轻人留下殷殷嘱托，她希望中国的读书人能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还盼望年轻人培养宽容、悲悯的胸怀。

先生之语，念兹在兹。

回不去的巨流河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生于民国初期，是东北先进青年，曾赴日本、德国留学，是当时十分稀有的高知分子。

1923年，齐世英回国，正值少年意气，满腔热血一心报国，后投于郭松龄（张作霖部下）帐下做了文职。

同年，郭松龄兵谏张作霖，但却出师不利，郭被枪杀，大军未能渡过巨流河。从此齐世英开始流亡，过上了颠沛饥寒的日子。

青年时期的齐世英

当时齐邦媛刚出生一年，父亲的奔波命运似乎影响了襁褓中的她。

周岁的齐邦媛孱弱得像一只病猫，高烧不退，气若游丝之际，家里的长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晚出去找医生，她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母亲请医生给她起个名字，医生便给了她“邦媛”二字，满含祝祷之意。

之后的岁月里，小邦媛因为体弱不止一次地面临生死考验，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后来她曾在书中回忆起那位乡村医生，感慨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小时候的齐邦媛（左）

齐邦媛6岁时，她的母亲带着一儿一女，踏上了南下与父亲相会的征程，这一走，他们此生再未能回到东北故乡。

没日没夜的火车带着他们出了山海关再到北平，转车再去南京。

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年， 当时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齐世英，便又将 妻女二人转移到了天津法租界。

齐邦媛印象很深的是，因为“齐”姓扎眼，所以他们经常改姓，早上起来，她就会问母亲：“妈，我今天姓什么？”

齐邦媛（后排右一）与家人的合照

特殊年代里，齐世英一直致力于救济家乡青年，为此他曾在北平创办“国立中山中学”，收容这些那些流亡至此的东北儿女。但不久后，华北战事加紧，风雨飘摇，中山中学不得不紧急迁往南京。

此时，齐邦媛也与母亲赶往南京。但不到一年半，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只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同一千多名师生，在南京大屠杀前夕挤上了摇摇欲坠的列车。

在那个惊恐交加的夜晚，凄厉的哭喊声不绝如缕，这声音自此久久回荡于齐邦媛后来的人生中。

也就是在那个当下，对全人类的悲悯情怀成为了齐邦媛一生阅读、写作的起点与终点。

轰炸后的南京

从南京经芜湖到汉口后，齐邦媛的母亲因刚生产就逃亡奔波，到码头时已血崩不止，后来勉强活了下来，齐邦媛的小妹妹却死在了路上。

战火无情，一千师生不能耽搁，他们再从汉口转至湘乡，又逃至桂林、柳州、怀远、重庆等地，最后终于在四川落脚。

逃亡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无论苦难如何折磨，队伍永远带着教科书、仪器设备上路，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

那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但学生们的内心却被自强、自尊与自信的品格滋养着。

这些曾在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军政、文化界，成为各界翘楚，但都终身未忘那段在中山中学如手足共患难的经历。

北京报国寺 | “国立中山中学”旧址

东北巨流河，被当地百姓称为“母亲河”。1925年，齐世英所在军队功败垂成，未能渡过巨流河，几代人的志向、命运从此皆被封困。

齐邦媛6岁离开东北，至100岁辞世，再未能回到“母亲”怀里。

虽颠沛流离，却弦歌不辍

齐邦媛写作《巨流河》这本书的初衷，原是为了书写其父齐世英的人生轨迹。在齐邦媛的印象里，父亲齐世英心系天下儿女，一站又一站，他总是和自己 的家庭擦身而过。

“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

齐世英（前排中）和妹妹（右一），曾在东北组织抗日

父亲在战火中护卫一千多师生的形象烙印在齐邦媛心中，也使得她对学校的感情真挚而特别，也因此，齐邦媛一生都与学校教育结缘。

小学毕业后，齐邦媛去了长沙的周南女中。日本人打进汉口时，齐邦媛和学校其他师生参加了爱国游行。她报名参加鼓乐队，主动要求自己要敲大鼓，她认定抗日的感受非得敲鼓才能表现出来。

要知道，当时的齐邦媛虽然成绩佼佼，却体弱多病。但老师念她爱国之切，且对北方逃难来的学生十分同情，便叫壮一点的同学给她背鼓。那孱弱瘦小的十三岁少女和巨大的鼓，就成了游行街道上的一道风景线。

1938年，安顿于重庆后，齐世英便送齐邦媛去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念书。

正值战时，校舍条件实在不好，以臭虫之灾为最甚。但种种生活条件的艰苦，都远不及战争带来的恐惧。

飞机轰炸重庆时，紧急警报的声音穿透山城内外，宿舍里的同学们一起逃命。深夜，无数学子藏于沙丘背后，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强烈恨意。

南开校友送王世瑞（前左二）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

后排右二为齐邦媛

抗战八年，张伯苓校长住于南开宿舍，无论轰炸多么猛烈，前景多么沮丧，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昂首挺胸在校园里散步，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

张校长那挺拔、宽厚的背影，为齐邦媛在南开中学的6年时光，涂上了温暖的底色。

所谓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抗战期间从南开中学走出的数万名学子，从未敢忘张校长的教导，薪火相承，绵绵不绝。

在武汉大学求学时的齐邦媛

1943年，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后转入外文系，由朱光潜先生讲授英诗课。

在讲解《云雀之歌》的时候，武大收到了战事失利的通知。当时的校长，也是武大创始人之一的王星拱，要求全校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川南彝族聚居地区，地势险要）。

王校长面容清瘦，一字一句说：“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在后来的数十年人生里，齐邦媛历经种种磨难时，靠的就是当时所立的信念：“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隘口回望，邦媛别哭

张大飞是中山中学里的流亡学生之一，其父原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放走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而后一家八口四散逃亡。

张大飞与齐邦媛哥哥交好，常去齐家吃饭，因此与齐邦媛结缘。

有次哥哥带齐邦媛和七八个同学去爬山，哥哥嫌齐邦媛个子小走得慢，远远地把她落在了后面。天色暗下来，齐邦媛因恐惧和寒冷不住地哭泣，抬头却看到张大飞在隘口等她，牵她下山。张大飞说，别哭。

后来齐邦媛去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小山坡，总会想起张大飞在隘口回望她的目光。

张大飞身着戎装的照片

在逃难时，张大飞报名军校，成为了一名飞行员。齐邦媛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一直与张大飞保持书信往来。

一个在地面读书不辍，一个在云端生死搏斗，他们诚挚又纯洁地分享着彼此的成长，却又如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联考前夕，张大飞在部队调防换机的间隙来学校看望齐邦媛，大雨瓢泼，他把她拢进大雨衣中，只有片刻，张大飞便匆匆离去。那个心跳如鼓的夜晚，是他们二人的最后相见。

1945年6月，胜利已在眼前，齐邦媛却收到了哥哥发来的噩耗：5月18日豫南会战时，张大飞因掩护友机而殉国。

哥哥把张大飞写给他自己的信也一并寄给了齐邦媛，信中写着：

“这些年来我们（他和齐邦媛）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齐邦媛）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烈士的遗物

55年后，70余岁的齐邦媛回到南京探访航空烈士公墓。

在那里，她找到了编号M的碑石，上面简单写着“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位年轻英雄的一生。齐邦媛泪流满面，久久坐于碑前，直到暮色将眼前之景全部吞噬。

《巨流河》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这段过往也被世人所知，并被大肆渲染、报道，并冠以“旷世之恋”“凄美绝恋”等标题。

齐邦媛《巨流河》 |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齐邦媛一直觉得，她和张大飞之间，从未谈及情爱，将这段感情完全情爱化，是一种亵渎。

曾有导演找到齐邦媛，希望把她和张大飞的故事拍成电影。

齐邦媛从未应允。在她的心中，张大飞是“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她不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张大飞“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离不开的哑口海

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齐邦媛在这里一待就是67年。

大学毕业之后，师生离散各地，齐家也散落四处。当年父亲的朋友马廷英来内地为台湾大学找老师，便推荐齐邦媛去外文系做助教。

当时，整个中国都沦于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涡中，齐邦媛便希望去台湾实现“自我流放”的心愿，也权当是见识新的天地。

齐世英为女儿买了返程票，但未曾想，这一去就是大半生，齐邦媛再无机会用上这张票。

齐邦媛（右）大学毕业时与妹妹的合影

到了台大之后不久，齐邦媛与武大毕业的一位学长罗裕昌邂逅，后来两人顺利成婚。

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动荡之后，齐邦媛终于在台湾找到新的安稳归宿。

齐邦媛的课有新意、有深度，又紧跟时事，教室里经常乌泱泱挤满了学生。在台湾，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

被评为教授后，她踏上了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的航班。她没日没夜地学习、阅读、写报告，在印大拿到了全A的成绩。

齐邦媛后来在回忆时感慨，她的一生，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哈耶克博士到台中各校演讲，齐邦媛担任现场翻译

再到台湾后，受教育部部长之邀，齐邦媛出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编译了多本文学著作，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

然而，编译馆的政治风气对学术氛围的压迫一天胜似一天，齐邦媛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只得一纸辞呈，从编译馆全身而退。之后再回台大任教，直至退休。

回台的几十年中，齐邦媛一直致力于让台湾文学进入国际舞台。

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出席文化交流活动，如到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讲授台湾文学；参加纽约圣约翰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等。

在包括齐邦媛在内的一众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台湾文学逐渐被世界汉学界认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袭和发扬。

齐邦媛本人则被白先勇称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齐邦媛（前右二）与白先勇（后右三）在聚会中

1957年到台，至2024年离世，67载耕耘付出，齐邦媛将自己的学识、精力、骨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台湾。

哑口海和巨流河南北相望，见证了这个奇女子波澜壮阔的百年人生。

我的船没有发出沉重的声音

九十岁时，她曾这样总结过自己的一生：

“我这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我一生都在奉献，给家庭、学生，但愿服务期限满的时候，从这个人生到另一个人生，当我过了那个界限时，我的船没有发出沉重的声音。”

所幸，她的百年人生确实如她所说，完整、圆满，像一艘安稳到达彼岸的大船。而这种安稳和宁静，就来源于她如何过这一生的态度。

齐邦媛在整理《巨流河》手稿

年少时期，面对家仇国恨，她流离于国破山河碎的动荡中，无能为力。

但她不被悲伤与时代困在原地，而是超越年龄的界限，心有所依，无所畏惧。后来的大半生，为台湾文学、文化交流做了卓越贡献，同时授业不辍，桃李天下。

80岁的时候，她准备动笔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巨流河》。

“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这是她写《巨流河》时的心境。

有报刊曾采访她，为什么能够把壮阔的感情写得那么冷静克制，她说，我要讲的事情那么多，我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和生命一样，必须往前走。

齐邦媛与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哑口海畔的礁石上

《巨流河》在齐邦媛86岁时完稿，一个女子跨越两岸的传奇人生，终为世人所知。

正如齐邦媛所说，“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她的记录，铭刻了这个民族应当尊重的记忆，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齐先生走了，但值得感恩的是，她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成就，还有一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

那便是怀悲悯之心，以文学对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骨气。

愿中国所有读书人，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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