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审判时，想请三个人当辩护律师，为什么都被否决了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江青等人进行审判。

按照规定，江青可以请律师帮自己辩护，江青就提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为史良、刘大杰和周建人。

但是，这三个人选都被否决了，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人的情况。

史良190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长大后在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律师之一。

而且，史良的思想非常进步，民国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她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女性，另外六位分别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都是地位极高、声望也极高的民主人士。

在全面抗战时期，史良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是参政会中唯一一位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江青想请她做自己的辩护律师，也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又被否决了呢？因为史良当时已经80岁高龄了，早已经退休，没有律师的身份了，所以不能做辩护律师。

其实，即使史良还没有退休，她也未必会答应给江青做辩护律师。

再来看刘大杰。

刘大杰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是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建国后担任过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可见，这位刘大杰并不是律师，跟法律界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江青为什么要请他当辩护律师，不得而知。

而且，这位刘大坚在1977年11月26日就已经去世了，当时江青正在监狱里，与世隔绝，自然不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江青想让刘大杰当辩护律师的要求也落了空。

最后是周建人。

周建人就是鲁迅的三弟，188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在两位哥哥东渡日本求学后，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并坚持自学。

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周建人靠着自学，后来成为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被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聘请为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担任过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成为副国级干部，地位非常高。

不过，周建人好像跟法律也没有多少关系，而且当时已经92岁高龄了，自然无法给江青当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江青是怎么想的。

江青要求的这三个人都无法成行，法庭就决定给她安排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应该说，这两人都是专业的律师，给江青当辩护律师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江青嫌张思之态度不好，要求把他换掉，法庭就换了一位，同样是担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傅志仁，江青这才满意了。

不过，江青在和这两位律师的沟通中，发现他们都不是站在自己这边，而是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根本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利，江青很失望，就把两人都退掉了，自己亲自上阵。

到了法庭上，江青大声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然后，江青还当众宣读了自己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是这样写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加强，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小组，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应该说，这篇短文写得还是很有文采的，但是，她罗列的这些罪行，不就是说的她自己吗？她这是有自知之明？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呢？

不管怎么狡辩吧，江青犯下的那些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又减为无期徒刑，并批准保外就医。

1991年5月14日，万念俱灰的江青在家里自缢身亡，终年77岁。

江青本来想死后回老家山东诸城安葬，但她的女儿李讷担心坟墓无人照看，可能会受到破坏，就把母亲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墓碑上刻着“先母李云鹤之墓”，没有用“江青”这个名字，希望母亲的墓不要被太多人打扰。

（参考资料：《“四人帮”兴亡》《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