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一号难求！“电子黄牛”倒卖号源每单加价几百上千元……

“手机都是十几、二十个来抢号

一般到我们手里面就抢不到

他们就抢得到 就很奇怪

我们看到他们在抢

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挂号”

一号难求有蹊跷

技术作弊嫌疑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全国知名医疗机构之一，每天的求医者数以万计，医院就诊量大。为方便就诊，医院推出了应用程序，以便于患者线上挂号，每天挂号平台上的挂号量超过10万人。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多名患者反映有人使用十余部手机集中抢号，明显存在技术作弊迹象。

收到反馈后，华西医院信息中心在挂号平台后台进行查询，发现了8400多条异常交易记录。这些数据表明，很可能是有人在用技术手段来抢号。

医院工作人员把异常号源交给辖区派出所，希望借助警方的力量揪出这些“电子黄牛党”，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全面侦查。

“线下黄牛”招揽客源

技术抢号另有其人

警方通过数据比对发现三大异常特征：一是大量账号预约成功却未及时支付;二是单一账号高频次为多人代付挂号费;三是付款人与就诊人不符。

经综合研判，警方锁定了一个叫廖小雅(化名)的嫌疑人。每天挂号时段前数分钟，均有不同账户向其微信账号转入高于挂号费的资金(100-1000元不等)，随后这些转账人便持对应号源就诊。

但警方在深入调查后发现，廖小雅仅负责线下招揽客源，真正实施技术抢号的另有其人。

梳理大量交易记录后，一个名叫吴洪(化名)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其账户每月接收廖小雅多笔高额转账，且存在规律性向某科技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的记录。

实地侦查发现，吴洪有家不回，在成都郊区租用专门场所，屋内配备数十部手机及多台电脑，日常出入人员包括有前科的“黄牛”、软件工程师及第三方技术公司人员。

原来，吴洪团伙购买抢号程序，利用某科技公司提供的动态IP服务模拟正常的患者抢号，以规避医院反制系统。

同步侦查中，警方发现，廖小雅的资金除转给吴洪，还频繁转给另一个名叫徐漾(化名)的男子。徐漾在社交平台发布代挂号广告，收取高额服务费，使用自制脚本程序抢号。

人赃并获

斩断“网络黄牛”黑色产业链

完成犯罪网络全链条取证后，警方将收网时间定在医院放号之时。

2024年4月11日早晨，在吴洪的出租屋内，民警当场查获抢号设备：电脑屏幕显示正在自动抢号，上面全是患者身份信息和挂号成功与否的记录，作案手机中有多部刚收到患者转账。而准备上班的徐漾在小区门口落网，其手机存有大量挂号交易记录。

此次收网，警方前期掌握的嫌疑人全部到案。审讯过程中，19名嫌疑人最开始并不配合，为了减轻处罚，相互推诿责任。与以往单独打击的案件不同，警方这次对黄牛团伙进行了上下游的全链条打击。几轮交锋后，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吴洪供述，他曾是一名“线下黄牛”，通过抢号程序变成幕后操盘手，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团伙。他们采用“竞价外包”模式：“线下黄牛”将患者需求同时发送多个技术团队，选择报价最低者(比如100-250元/号)合作，加价后转售患者。为提升成功率，该团伙持续升级程序以提升挂号速度，远快于人工极限。吴洪半年内非法获利超20万元。

徐漾向警方交代，他因高价求助“黄牛”挂号而发现“商机”，使用自制脚本程序单独作案，专注少量优质号源，月均非法获利超2万元。

以吴洪、徐漾为首的两个号贩犯罪团伙中，有19人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抓获的50余名“线下黄牛”被依法行政处罚。

为巩固这一打击成果，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公安牵头华西坝派出所，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携手建立智慧警医共建新机制，有效遏制了“电子黄牛”乱象。

普法时间

Q1：

本案中，号贩子利用技术手段抢号源并倒卖，涉嫌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该罪名在我国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

A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构成此罪的，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若后果特别严重，则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Q2：

实践中，许多号贩子曾被多次行政处罚（如拘留、罚款），但若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则处罚显著加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处理方式呢？

A2：在计算机系统尚未普及的传统模式下，倒卖行为通常表现为现场购票后加价转售(如车船票倒卖)，此类行为因直接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已被《刑法》明确规制(如倒卖车船票罪)。但对于演唱会、电影票等非必需公共服务资源，法律通常不作刑事干预。当前，号贩子通过技术手段囤积医疗号源的行为，因其手段本身违法(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故司法机关通过打击技术违法行为，间接遏制倒号乱象。

Q3

部分观点认为，号贩子虽扰乱秩序，却为部分求医者提供了“挂不到号”的解决方案。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A3：优质医疗资源具有稀缺性，名医号源紧张是客观现实。若完全依赖市场竞价分配，挂号费可能攀升至数千甚至上万元，而号贩子通过囤积号源牟取暴利，实际是将公共资源私有化。因此，法律需在经济学(市场效率)与政治学(公平分配)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限制完全市场化导致的资源垄断，另一方面通过特殊分配机制保障基本就医权益。当前司法实践正是基于此原则形成的折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