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石挥 批斗上官云珠 赵丹为自保 做过3件违心事 令他一生后悔

读《赵丹自述》，我真是感慨万千。

最大的体会就是，人性真的经不起考验，人心也经不起试探。

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耀眼大明星，在高压之下，都无处遁形。

正如日本推理小说家，在他的《白夜行》中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在人性面前，人们总是渺小的存在。”

《赵丹自述》，就极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赵丹在这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其中有几件事，令我们对他的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

比如他小小年纪，就和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共同搞起了“小小剧社”。虽然这其中具有顾而已的父亲是中学校长、赵丹的父亲是电影院老板这样的先决条件，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赵丹和他的小伙伴们，拥有敢想也敢干的精神。

赵丹（右一）和顾而已（左一）等合影

再比如他进入“上海美专”后，他也把更多的精力都投放到了搞学生运动和创办“美专剧团”上。而且为了告诉别人自己很“左”，他给自己取名叫赵丹（他原名叫赵凤翱），“丹”就是“红”的意思。

由此可见，赵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积极而冒进，几乎在每个时代的变革中，他都不甘落后，奋勇地冲在最前列。

但他虽然是个名演员，大艺术家，可在政治面前，他却天真而幼稚。他的许多处事方式，都显得很不成熟。

他为此两次锒铛入狱，吃尽苦头，跟他的“活跃”又“迷糊”，有着很大的关系。

1939年，赵丹在对新疆的局势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仅凭一本杜重远为盛世才“鼓吹”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和一些画报上对新疆的介绍，就召集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拖家带口地直奔迪化（如今的乌鲁木齐）。

赵丹、叶露茜与他们的女儿赵青

他的理想很“丰满”，就是建立自己的“表演体系”，但现实又很骨感，因为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了代价。

他们到的第一天，茅盾就对他们说，这里情况很复杂，一切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我已经派人发电报给你们不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赵丹等人追悔莫及。但既然来了，也只能静观其变。

结果，没多久，盛世才就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杜重远给杀了，然后杜重远介绍来的人，全都被捕入狱。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赵丹等人。

赵丹在电影《丽人行》中

而且这一关，就是整整5年时间，直到1944年9月，赵丹等人才死里逃生。

而在坐牢期间，赵丹等人曾遭到非人对待，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当时的局势变化特别快，盛世才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但有一点特别明显，那就是他由亲苏变成了彻底投靠国民政府。于是对赵丹他们的提审，也布满“陷阱”。有一次一位伪法官又一次审讯赵丹，赵丹为了能够早点出狱，就说出了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字。并在那份供词上签了字。

但签完他就后悔了。因为那证词上，有他的好朋友徐韬的名字。（见《赵丹自述》126页）

著名导演、编剧徐韬

他后来解释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徐韬是“地下党”的身份，是他胡编的。但这件事，却成为他第二次入狱的起因。因为在特殊年代，他是以“叛徒”的“罪名”，而再次被捕入狱的。

就在赵丹入狱期间，他的妻子叶露茜被告知赵丹等人已死，作为家属她必须马上离开新疆。万般无奈之下，叶露茜和其他几位家属几经周折，才终于逃回重庆。后来她认识了作家杜宣，认为杜宣人不错，就带着和赵丹所生的儿子赵茅嫁了过去。

叶露茜、杜宣及两个孩子

但这件事对赵丹的打击又很大，因为在他看来，叶露茜的行为就是“不忠”。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曾有过一段沉溺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个女人的不贞和侮辱，要十个女人来赔偿”。（见《赵丹自述》135页）

所以那段时间，秦怡拒绝他的追求，不是没有原因的。

还有他从新疆回到重庆后，又进“中电”工作，当时“中电”还被敌文化头子张道藩所把持。但赵丹在和张道藩见面时，不知怎么又讲了他和徐韬等人在新疆的一些事，倒把张道藩说愣了，张道藩没有回应，只是把话题岔开了。但事后徐韬和王为一都责怪他“多嘴”，骂他“糊涂”，并告诫他，以后有些事，不能再向任何人提起。（见《赵丹自述》131页）

但赵丹终究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的。

他为此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罪，间接害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我觉得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当运动来临时，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好友和同事。

尤其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所做的一些事，令他一生都追悔莫及。

在《赵丹自述》中，他通过大量篇幅表达了对一些优秀演员的欣赏和喜爱。

这其中就包括了曾和他一起出演《马路天使》的魏鹤龄、曾和他联合主演《海魂》的崔嵬，以及阮玲玉、金山、蓝马、顾而已等。

另外就是石挥。

石挥

他认为石挥是位好演员，悲剧、喜剧都能演，并且演啥像啥，可塑性很强。赵丹说自己情绪一来就会乱，可石挥却层次清楚，不显雕琢。

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一位前辈，对一位年轻演员（在赵丹面前，石挥属于后辈）的赏识和赞美。

但是运动一来，他却开始“炮轰”石挥。

石挥在电影《我这一辈子》中

这事儿需要从1956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刚刚调任上影厂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袁文殊，针对上影厂“厂子大，管理层多，人浮于事”等情况，立志改变局面。于是就提出了电影厂“企业化”的想法，并请长影厂的老导演严恭，来到上影厂传授从苏联学来的改革方案。那就是组成一个个“创作集体”，由艺术家们“自由组合”、“自负盈亏”。

而长影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接连拍出了《上甘岭》、《董存瑞》、《祖国的花朵》等优秀影片，经验值得推广。

但袁文殊很慎重，在做这件事之前，先找厂里的一些艺术家进行交谈，听取大家的意见，这其中赵丹、石挥等当然纷纷赞同。

袁文殊

事实上，上影厂也的确很快就组成了各个“创作小团队”，比如孙瑜、吴永刚、杨小仲、应云卫等老导演组成了“五老社”，赵丹和瞿白音、徐韬、郑君里、刘琼、葛鑫等，共同搞了个以沈浮挂帅的“沈计社”，而石挥呢，则和白沉、徐昌霖、谢晋、沈寂等几位有想法的人，一起组了个“五花社”。

这其实就是后来上影厂分出三家厂——江南厂、海燕厂和天马厂的雏形。

既然大队分出各个“生产队”，那彼此之间，自然会有竞争。

其实艺术上的竞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竞争才会出好作品嘛。但一旦牵扯到政治，那就变了味了。

当时一场“反右运动”正在悄然展开。

人人都担心被“错划”成右派，所以纷纷向“左派”靠拢。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谁没有求生的本能呢？

可是，向“好友开炮”，对“同事攻击”，就不要了吧。

当风暴来临时，你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那么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也许就是保护自己和保护别人，最好的方法。

而石挥呢，当时其实已经很小心了。

据赵丹讲，那年他和石挥、吴永刚、吴茵一同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果推举石挥发言。石挥的发言大意是：有的领导管得太宽，“外行领导内行拍不出好的电影”。他呼吁电影界的领导，多给艺术家一些创作自由。同时也提到了电影厂对过去在老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不够重视的问题。

如今来看，他说的不全都是实话吗？可是当时，有的实话，也不能讲。

石挥在电影《关连长》中

而且这份发言稿是大家一起起草的，后来四个人都签了字，但石挥还是有些战战兢兢。他对发言稿，进行了反复修修改，肯定了解放后电影界所取得的成绩，删除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和不恰当的用词。石挥后来对赵丹讲，他当时发言时，还把一些词做了替换，使得语气更为委婉。大概也意识到，自己不该做那只“出头鸟”吧。

但没想到，1956年12月3日,《文汇报》把石挥的发言，以“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为标题，给刊登了出来。

石挥出演《关连长》

然后在1957年《大众电影》电影第一期上呢，石挥又发表了“我对‘谁是中心’的看法”一文，再次呼吁要对艺术创作者放宽权限，甚至还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有像卓别林那样的才干，把制片、编、导、演、美术……集于一身的能力，那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一个人成为中心。”

这下，他就成了那只“出头的鸟”了。

事情也开始朝着诡谲的方向发展。

1957年6月，石挥被打为“右派”。当时上影厂“揪”出了46名右派分子，石挥是被斗得最狠的一个。

1957年11月19日，原本刚刚拍完《雾海夜航》这部电影的石挥，就被通知参加“揭批”大会，并在会上进行深刻反省并接受批判。因为石挥在《雾海夜航》这部群像戏中，添加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干部形象，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刻意贬低干部”形象，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

在会上包括赵丹在内的一些人开始对石挥进行“炮轰”，认为他在“抹黑工农兵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还有人说居功自傲，自以为取得一点成绩就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其实他只知道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还有人说他“流氓成性，是个戏霸”。

总之，石挥被批得一无是处。

石挥

而这些站出来揭发他的人，有的是他引以为“知己”的好朋友，有的是他的合作伙伴，有的是他传授过创作经验的学生。

此刻，那些人，无论是为求“自保”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总之都变得面目陌生。

后来，我们通过一些媒体，看到了当年一些人“揭批”石挥的文章，其中包括和石挥合作过《鸡毛信》这部电影的张骏祥（时任上影厂副厂长），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了《石挥是电影界极端右派分子》，而和石挥合作过《宋景诗》一片的著名导演郑君里，也发表文章《谈石挥的反动的艺术观点》。

导演郑君里

另外赵丹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赶紧和瞿白音一起炮制了一篇《石挥“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在报纸上刊登了。

当时石挥所面临的处境，只能用“四面楚歌”来形容。

这时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有的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有的见到他绕道而走，还有的，为了个人的某种私欲，而把他当成了靶子，或是自己“弃暗投明”的投名状。

我想，石挥正是因为看透了复杂的人性，所以最终撒手而去？

1957年11月20日这天，原本还有一场揭批会等着石挥，但他没去。他的妻子童葆苓因为接到工作安排要出门，这时石挥就非常失态地与妻子进行拥吻。大概在过去的那一夜，他想了很多，最终拿定了主意。

石挥和妻子童葆苓

然后，他就再次登上了拍摄《雾海迷航》时所取景的“民主三号”客轮，船员们还以为他又来体验生活了，所以谁也没在意。但那天夜里，有好几个人看到时候坐在甲板上望着大海出神。

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一直到1959年春天，有人在江苏省的南汇县二灶洪地区发现了石挥的尸体。

当年揭批石挥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一定是受到极大震动的吧？

而在《赵丹自述》里，赵丹自己讲述，他不仅参加了对石挥的“面对面的斗争大会”，而且还参加了“对上官云珠的批判斗争的中型会”，他都做了发言。（见《赵丹自述》192页）

上官云珠

但他心里对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感到后悔极了。

还有一件事，他也做得很违心。那就是在1967年12月他再次被捕后，他对一些一直很关心他保护他的文艺界老领导，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这些，也都在《赵丹自述》中得到体现。

后来，有人说，那段“特殊的日子”，真是把人都给逼疯了。这话也不无道理。

总之看《赵丹自述》，看得人胆战心惊。

我也非常佩服赵丹的勇气，敢于将自己最不愿被世人所看到的一面，展示到大众的面前。

我想，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他，想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1980年9月，赵丹在病榻上，书写了一篇文章，叫《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所表达内容，其实和当初石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发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石挥当初也说出了赵丹自己想说的话。

他们原本应该成为艺术上的“知音”的，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就走了。有领导看到赵丹发表的文章，说了一句话，“有演员临死还放个屁。”

好在这时已经不是当年“反右”的时候了，已经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赵丹的这篇文章，也为后来我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只是石挥、上官云珠等，却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繁荣景象了。要是他们仍在，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