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已经席卷中国10年,在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还有1000万人。
这一年,数万名云南知青跪求回城,他们采用了很多极端手段,诸如大罢工、集体卧轨、绝食抗议,有人甚至当众割腕。中央领导老泪纵横,心情同样十分沉重。
这起震惊全国的知青事件有着怎样的经过?中央又会如何处理知青的血泪诉求?
心生绝望,集体抗议
1968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中央明确这一方针后,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为了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理想,毅然决然告别城市生活,奔赴陌生的征程。
一晃10年过去,知青们有人已经通过招工回到城市,有人却还留在条件落后的农村。尤其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这部分同志日常接受军事化管理,身份也算是半个军人,无法与农村知青一样接受城市招工。他们每个月领着微薄的工资,承担着过量的劳动,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
他们空有文化,空有抱负,现在只能窝在小小的地方,一辈子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未来是什么,他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他们对回城的渴望和决心,远比其他知青更加强烈。
1976年,国家的乱象得到整顿,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他们也在耐心等待,等着国家想起他们,将他们召唤回去。
这一等就是两三年,中央不仅没有传出风声,反而还对他们的身份重新做了定义。
1978年,北京开了个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里面提到,以后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的标准对待知青,不再单独纳入知青照顾政策考量,还鼓励知青们留在单位,大搞生产建设。
原本知青们的心里已经冒出了火星子,现在出台的《四十条》无异于火星子上浇了一盆汽油,让熊熊大火迅速燃烧起来。
如果《四十条》真的生效,那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回城。数万知青心中不服,提出强烈抗议。
女知青徐玲先的死亡,更是燃烧了大家心中的最后一丝理智。
徐玲先是一名孕妇,平时很受大家照顾,和伙伴们很是要好。她分娩那天,难产来得毫无征兆,大家着急忙慌找大夫。
偏偏很不凑巧,大夫喝的酩酊大醉,神志不清,根本没有办法拯救徐玲先。
就这样,一尸两命的最糟糕的结果发生了。知青们难掩心中愤怒,联合起来向西双版纳州委施压,要求相关领导对此做出回应。
他们不想看到徐玲先白白死去,更不想让自己成为第二个徐玲先。知青们在边疆付出了七八年的青春,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州委的第一反应不是协商和化解矛盾,而是强行掩盖矛盾,实在没有办法粉饰太平,才正面回应,承诺处理渎职的大夫,保障知青的医疗生活环境。
不过,对于知青回城的诉求,他们仍然没有回应。
1978年12月,不同的知青抗议队伍逐渐融合到一起,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自己的将来而斗争。
他们向云南省和西双版纳州的各位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北上请愿。简单来说,就是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面见中央领导,把云南知青的实际情况进行真实的汇报。
省上和州上领导们的子女已经回城,他们却还要留在知青队伍中,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北上请愿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知青们愤怒之下采取了一个过激举动,卧轨。
他们喊着口号,举着旗帜,踏上了昆明火车站东边的一处铁轨。
这里名叫羊方凹,是货运和客运火车的必经之处。他们找好地方,依次躺下,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摆出了一副“有本事就把火车从我身上开过去”的姿态。
因为集体卧轨事件,昆明火车站失去集散功能,南北沟通的铁路干线几乎完全瘫痪,交通大动脉受到严重影响。
实在没有办法,上级领导只能妥协,同意他们去北京请愿。不过,代表人数只能控制在30人以内。
集体斗争的初步胜利,让知青们欢呼雀跃。他们对请愿抱着莫大的信心,没有一个人能料到,事情还会发生种种波折。
阴差阳错,矛盾激化
1979年1月,以丁惠民为代表的30人知青团从云南出发,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和期待,朝着首都进发。
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即将踏上战场的战士,身板挺直,斗志昂扬。
好不容易到达北京火车站,他们却没有看到设想的前来接洽的工作人员。这显而易见的怠慢,让丁惠民心中的怒气再次升腾。
两天之后,他们见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两位中央首长不像西双版纳和云南的领导那样对他们满是戒备,而是以一种真诚耐心的态度倾听他们的困难和处境,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边疆建设有多么困难,没有人能比王震更清楚。想当年,他带着建设兵团进入新疆,开荒种地,发动群众搞生产,也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
现在,他理解眼前这些知识青年们的心情,内心也觉得感慨万千。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平复局势,所以王震和程子华告诉代表团,他们一定会知青们的意见转达给党中央,领导部门也会派遣专家去往云南,帮助知青们做出改变,提供必要的保障。
知青需要做的是安安心心回去,停止罢工,恢复生产,等待中央的处理结果。
总的来说,这次请愿的过程比丁惠民等人想象中更顺利。只要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国家听到,就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他们也相信,国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民。
本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想到,回云南之后,他们又被一朝打回解放前。
云南的一个专项工作组副主任在做公开讲话时,仍然按照《四十条》的规定,把知青称作青年职工。
他的称呼,让已经平静下去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知青们无数次向他强调,大伙儿是响应国家号召来上山下乡插队的,不是来这里找工作定居的。
局势又混乱起来,农场生产一度停滞。没过多久,几个自称中央调查组的人又来了。
这一次,知青们以为终于等到了为他们撑腰的干部,提前等待,夹道欢迎,就差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央工作人员。
而且,他们来到云南,也仅仅只是为了宣传《四十条》精神,不是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
很快,知青们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经历过希望之后,梦想的泡沫突然破灭,他们的绝望情绪来得更加猛烈。
大家自发聚在一起,喊出了:“不回城,毋宁死!”掷地有声的口号背后,隐藏着一个个知青们拼尽全力挣扎的心。
1月23日晚上,他们开始绝食抗议,宁愿付出生命,也要让中央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就在知青们大规模绝食抵抗的同时,真正的中央调查组终于来了。
领头的中央领导鲁田同志在来此之前,先是花了一点时间实际调研西双版纳等地的边疆农场情况,方便进一步与知青们沟通。
他的到来,让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冲突,以及转机。
以死明志,解决问题
鲁田在调研中看到的场景,远比他以为的残酷许多。
橄榄坝的知青为他准备了一锅鲜鱼汤,名字带着鱼,实际上却只是河里的鹅卵石熬汤,又苦又涩,知青们一年中却有一半的时间都必须喝这种汤。
勐腊农场的男知青身上全是伤疤,女知青双手大多变形。他们的贫血病患病率高达百分之百,自杀率更是居高不下。
眼见为实,鲁田的心中极为震撼,他也下定决心,要为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做一点事情。
当他到达知青绝食现场,与大家开诚布公地交谈时,一位名叫吴向东的男青年揣着一把刀站了起来。
他1969年下乡,现在已经30岁,人生大好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这里。现在,在他生命中最绝望的时候,他要用一种惨烈的方式,捍卫知青作为人的有血有肉的尊严。
他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宣言,而后果断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割向自己的手腕。
刹那间,鲜血喷薄而出,红艳艳的颜色刺激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包括鲁田。
他用生命发出了最后的呐喊,面带微笑,从容地倒了下去。
好在救护车及时赶到,将吴向东抬上担架,送到就近医院接受治疗。知青们乱成了一锅粥,他们无法不为吴向东的举动而折服,这是他们对不公命运发出的最讽刺的控诉。
鲁田这位来自中央的领导,早已经老泪纵横。现在他才明白,知青政策把这些原本大有可为的青年们逼到了一种怎样的绝境。
他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尤其是看到吴向东鲜血的那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收割知青性命的刽子手,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
其实这一切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也曾经历不公待遇,被迫害,被冤枉,好不容易才重新站起来。
他郑重其事的对大家说:“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这是他对知青身份的承认,台下随即爆发了长久的掌声。承受痛苦的青年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公道。
鲁田决定通过电话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为知青回城一事与中央领导人周旋,务必为知青们解决问题。此时邓公的话语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要做这样的事情,他需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不过,他还是这么做了。
经历十几个小时的谈话,他胜利了,知青们胜利了。知青返城的浪潮逐渐蔓延开来,上山下乡的时代终于宣告终结。
结语
上山下乡原本是响应号召,实现梦想,为国家做贡献。可经历70年代的一些事情,它变了味道,变成了一种不得不完成的、并不完全正确的政治任务,无数知青深受其害。好在结局是圆满的,知青们得以回城,一切都欣欣向荣。
参考
凤凰网新闻资讯:
《中国知青梦》 邓贤 著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龙平平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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