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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向美联储喊话，要求后者“做正确的事”——降息。
这已是他在三月份第三次公开施压美联储，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依然将利率维持在4.25%-4.5%区间。表面看是货币政策分歧，实质是白宫与美联储在经济治理权上的角力。
特朗普的降息诉求背后存在三重动机，他试图对冲关税政策的反噬效应。过去三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及欧洲部分商品加征的关税已导致进口成本上升，企业被迫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核心PCE指数同比上涨2.5%的数据印证了这种传导机制。
需要为即将宣布的新一轮关税政策铺设缓冲垫。4月2日白宫计划推出新关税清单，降息能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这种“先放水后加税”的策略在2019年曾成功实施过。这延续了其削弱央行独立性的长期意图，自2018年提名鲍威尔以来，特朗普已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决策，试图将货币政策纳入行政权力辐射范围。
美联储的按兵不动则基于更复杂的现实考量。
核心通胀指标自2024年下半年持续高于2%目标线，1月核心商品价格环比上涨0.41%显示通胀压力未实质性缓解。更关键的是，关税引发的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放缓形成对冲效应——企业投资意愿因贸易不确定性下降，消费者支出增速创三年新低，而劳动力市场却因移民政策收紧出现结构性短缺，这种“高通胀+低增长”的组合让人联想到1970年代的滞胀困局。
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坦言：“我们正试图在相互矛盾的经济信号中校准政策，过早降息可能重蹈上世纪70年代政策失误的覆辙”。
双方僵持暴露了美国经济治理的结构性矛盾。白宫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关税）和宽松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刺激增长，但美联储作为法定独立机构，必须优先维护价格稳定。
这种制度设计在常态下能形成制衡，但当行政分支推行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时，货币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加息可能加速衰退，降息则纵容通胀。数据显示，美联储已将2025年GDP增长预期从2.1%调降至1.7%，这是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中预期修正。
目前的市场反应验证了这种政策困境的严重性。标普500指数在议息决议公布后单日下跌1.2%，美元指数触及四个月新低，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程度加深至0.3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开始调整预期，摩根士丹利在最新报告中删除了年内降息预测，高盛则警告“滞胀风险溢价正在资产定价中加速体现”。这场白宫与美联储的博弈，最终可能以经济数据的恶化迫使某一方让步，但无论结果如何，美国企业都将为政策拉锯付出更高成本——要么承受更贵的融资环境，要么消化持续攀升的进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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