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也穿草鞋？红军误判是自己人！多年后，军科院兵棋推演

作者：莫孤烟

1934年10月7日，在黔东甘溪镇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红六军团不到3个小时损失过半，成为这支英雄部队建军以来最惨烈的败绩。这场战斗的失利，不仅暴露了红军长征初期的战略困局，更埋藏着情报系统、军事决策与地理认知的深层问题。

追歼红军的蒋军部队，名义上是白崇禧的桂军、何键的湘军和陈济棠的粤军三部，但陈济棠已经和红军秘密协商，答应必要时可以“借道”，因此出死力的就是白崇禧和何键。何键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湘军三个师昼夜兼程追击。桂军则是以第七军军长廖磊出马，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

【桂军士兵】

贵州军阀王家烈地位颇为尴尬，他的实力不足以割据一方。为保住他的地盘，只好让黔军受廖磊指挥。而廖磊本人也曾是湘军资深大佬，所以协调湘军不成问题，不会遭到何键的阻挠。如此一来，桂军、黔军、湘军事实上归廖磊统一指挥。廖磊判断，红军无法西渡乌江，因为乌江有黔军重兵把守。黔军虽说战斗力不敢恭维，但本土作战，又依托乌江天线，挡住红军当不成问题。

廖的判断其实是有问题的。10月1日中午，红军抢渡大沙河，与黔敌4个团激战，损失不小。但黔军兵少力弱，不可能处处设防，红军还是有足够的战场转移空间。3日，红六军团抵达乌江畔的猴场，已具备渡河条件。

红六军团西征的核心使命，是“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其实就是为后来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探路。一旦西渡乌江，红军就能摆脱围追堵截，几个月后的红一方面军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就在红军准备渡江时，中革军委中午来电，称“桂敌南移”，而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因此严令红六军团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红六军团只好放弃西渡乌江的打算，于5日掉头向东，准备经石阡前往江口。

【乌江渡口】

据最新发现的台岛密档史料披露，桂军早就破译了红军电报密码，准确预判红六军团挺进湘黔边境的路线。在白崇禧标注“特急”的《剿匪军事计划》中明确写道：“萧（克）匪必经石阡、余庆，宜在甘溪设伏。”

对此严重敌情，红六军团一无所知，7日进入甘溪，红17师在前，红18师断后，军团部在中。17师51团走在最前面，军团参谋长李达（开国上将）随团靠前指挥。他们哪里知道，不但桂军没有像中革军委说的那样“桂敌南移”，相反，湘军、桂军、黔军总共24个团构成了南北封锁线，正在张网以待。

彼时的红六军团深陷情报迷雾之中。据李达回忆，10月4日当天，部队在石阡捕获桂军传令兵，从其身上搜出作战地图，标注着“湘桂黔联军将于10月7日完成合围”。这份关键情报本应改变历史走向，但军团首长误判为“敌军疑兵之计”，继续按原计划向甘溪方向移动。而根据台方档案显示，桂军第19师在10月5日就占领了甘溪周边制高点，构筑了完备的机枪阵地。

【红六军团印发的《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

由于侦察手段的欠缺，红六军团不得不高度依赖上级的电报指示。他们未察觉敌军“围剿”部署，对中革军委“桂敌南移”的电报坚信不疑。行军途中，军团部询问往来邮差，也说石阡县城周围没有敌情；在邮差携带的报纸上，也没看到敌军调动的迹象。这就让军团首长形成了敌情并不严重的错觉。

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开国中将）警觉性很高，他在甘溪镇子上抓住了桂军的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的两个团距离甘溪仅5公里。俘虏口中的情报对红军来说生死攸关，但这一情报未引起足够重视。

红军前卫营在甘溪街头已经发现桂军大部队时，军团部误以为是“贺龙派来的接应部队”。这一误判，源于对桂军装束的陌生——湘军穿布鞋、黔军打绑腿，而桂军和红军一样穿草鞋，这成为领导们的认知盲区。当桂军突然开火时，红六军团前卫部队49团瞬间陷入火网，团部电台被毁导致通讯中断。生死关头，周仁杰和刘转连（开国中将）两位营长率部死战不退，发挥了关键作用。

防守甘溪中心的红51团和红49团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代价是损失过半，之后只好合并成一个团。担任掩护任务的红50团没了退路，在团长郭鹏（开国中将）带领下躲进深山老林打游击，半个月后才找到大部队。

甘溪地形的致命性被严重低估。通过数字地形复原可见，这个黔东小镇坐落于V型峡谷底部，东西两侧山脊高差达300米，镇中唯一通道宽度不足8米。桂军第24师占据的青龙嘴高地，机枪射界可覆盖全镇85%的区域。红六军团前卫营进入镇区时，后尾部队尚在5公里外的官山垭口，全军呈首尾难顾的“一字长蛇阵”。

时任桂军参谋长的蓝香山（陆军少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工兵科、日本军事专科学校毕业）在其战报中记载：“匪进入谷地时，我部已将重机枪分解运至崖顶。”这种战术创新，使得桂军的马克沁机枪得以在红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部署到位。桂军在峡谷北端还埋设了200多个竹签陷阱，导致红军突围时减员激增。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部分干部在大定合影】

暴雨的出现也大大增加了红军突围的困难。气象档案显示，10月7日下午甘溪降水量达57毫米，山洪冲毁了红军撤退必经的干河沟石桥。时任红18师政治部主任的方理明（1937年牺牲）在报告中写道：“河水暴涨三丈，伤员尽没于波涛。”被冲散的部队在雨夜中失去方向，有300余人牺牲。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干部合影】

根据军事科学院的兵棋推演显示，若红六军团提前两小时获取情报，完全可能从官山垭口西侧小道脱险。这条被当地猎户称为“猿猴径”的隐秘通道，距离桂军封锁线仅800米。可惜向导在战斗爆发时牺牲，导致红军错失生机。

甘溪一战，红军伤亡数字不详，估计总减员在2000人左右。此战之后，红六军团仅剩不到3000人。这场战斗用最残酷的方式，让红军懂得了现代战争的真谛：情报网络建设、地形侦察体系、统一指挥原则。同时也用血的代价证明，大部队一旦离开根据地作长途流动作战，是很容易造成损失的。这对红军长征，以及对我军的战斗力建设，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民军队正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摔打锤炼，最终成为一支胜利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