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数十名干部遇伏牺牲，毛主席：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想必大家都听过，是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但你知道此语诞生的背景吗？

答案是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主席接受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而在这场采访中，毛主席还讲了一段：他们（指搞摩擦的反动势力）跟汉奸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主席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同年年初，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授意麾下武装在淄博太河镇对八路军挥起屠刀，造成了百余名战士、数十名干部牺牲，影响着实太坏。

那么，制造这起惨案的刽子手，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

一、我党在山东发展迅速，引起蒋介石的忌惮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后，日本由于战线过长、后继无力，被迫调整侵华政策，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缓过一口气的国民政府，惊讶地发现共产党已成功在敌后建立大量根据地，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悦。在老蒋看来，日本人固然可恶，但共产党对他造成的威胁更大。

因此在1939年初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重心不再是以抗日为主。

同年2月，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返鲁后立即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向下传达了反共政策，并提出很多疯狂口号，如“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等。

这让山东的反动势力为之振奋，觉得是拿到了“尚方宝剑”。

不过，此时我党在山东的力量，也并非沈鸿烈想动就能动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不战而退，导致国军力量迅速退出山东。

而我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人接连领导徂徕山、天福山、永安寺等起义，迅速建立起根据地。到1939年国民党要下手时，我山东省委建立起的本土武装山东纵队已达到4万余人。

眼看来硬的很难打过，沈鸿烈及麾下的人就打算玩阴的，1939年3月，真被他们找到了机会。

二、过于信任，导致我方完全被动

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命挑选了一批指战员去延安学习，为保障他们的安全，支队特意抽调210人组成护送营，由吕乙亭营长负责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要回延安汇报工作的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

3月28日，队伍抵达了淄川县以东的山区，这里是复兴社别动队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司令王尚志的辖区。

我方不想引起误会，就派人前去联系说明此行意图，出于诚意，还将枪支、人数都如实告知。

复兴社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专门用来镇压革命力量的机构，王尚志故意拖延时间，假装同意八路军通过，同时又请示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秘密展开军事部署。

3月30日，山东纵队护送营来到太河镇外，发现镇子已被封锁起来，没办法通行。想去交涉，王尚志也不出面，仅让一名军官答话，要求八路军从围墙下绕过去。

鲍辉也没多想，太过相信国共合作的承诺，因此就真的带队绕行。

这条新的道路位于太河镇围墙与淄河之间，仅有三米宽，两边几乎是封死，只要站在围墙上，那就是碾压的局势。

很不幸，当护送营基本进入道路后，埋伏已久的国军突然开火，八路军措不及防下伤亡惨重，营长吕乙亭当场牺牲。

由于低估了敌人的疯狂，鲍辉和三支队特务团团长潘建军还以为是己方做了什么过火的事，下令不得还击。如此一来，护送营只成功突围数十人，除牺牲的以外，有上百人被俘。

王尚志将一百多名八路军关进监狱后终于露面，假惺惺地说：这完全是误会，今早我接到情报，说有一支四五百人的汉奸队朝这个方向来了，等把情况弄清楚就放你们走。

但早前投靠沈鸿烈的三支队叛徒宋雨田和李萌亭出现在大家眼前时，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纯粹的圈套。

鲍辉和潘建军破口大骂，宋雨田和李萌亭则把队伍中的干部都指认了出来，十余人全部被带走，当晚就遭到杀害。

第二天，山东纵队11位连级以上干部惨被折磨，有10人牺牲，唯有赵华川趁看守不备，磨断了绳索越墙逃出。

剩下的普通战士，除了10多名儿童、3名女学员被遣散外，其余上百人大多被活埋或枪杀。

三、我方损失惨重，主要刽子手也没好下场

山东纵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来救，可惜还是迟了，敌人在逃走的路上都不忘迫害俘虏，我军追兵一路看到牺牲同志的遗体，悲痛万分。

据一位幸存者后来追忆：太河惨案的损失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那是1939年的春天啊，我们丢掉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连队，损失有多大，实在是难以估量。

不仅仅是一支部队，两党的关系都为之影响。先前国共虽小冲突不断，但总体来说面子上还是过得去，但太河惨案之后一度势成水火，差点大打出手。

毛主席为此多次痛斥国民党，除了说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次采访外，1940年2月在延安演讲时也以太河惨案举例（当时也有报道称‘太和惨案’），号召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来对抗反动派。

在此事中充当蒋介石反共马前卒的人，基本也没什么好下场。沈鸿烈后来被八路军多次击败，他在山东也没什么发展空间，1941年蒋介石就将他调为农业部长，此后基本被赋闲。

1949年，沈鸿烈跟着去往台湾，晚年靠写回忆录赚点稿费，1969年病逝。

秦启荣手里有兵，在“太河惨案”后又相继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所以八路军也将他当成主要目标。1943年8月，八路军在安丘之战中将其击毙。

直接造成惨案的刽子手王尚志非常摇摆，1944年被日寇俘获后竟变成伪军，抗战结束后继续转回国军继续反共，1947年7月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