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波伏瓦：在女性主义中寻找自我定位与解放

《这时对，那时错》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许多人对波伏瓦的认识，是从《第二性》开始的。实际上在《第二性》之外，作为小说家的波伏瓦，诚实地记录了女性的重重矛盾。不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在消极的关系中挣扎，对时代感到无能为力……

学者戴锦华认为，波伏瓦作品中的这些重重矛盾具有启示作用。在“女性主义”成为显学的当下，我们依然需要直面现实，做出自己的选择。

今天，有必要重读波伏瓦。

01.

你真的读了《第二性》了吗？

人们可能认为波伏瓦的文学世界，正是她《第二性》书写的延伸，或者说，《第二性》是对她文学书写的凝练。

在文学青年心目中，波伏瓦的名字，和她与《第二性》的重叠，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的存在。尤其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深受波伏瓦式观察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女性毕生在一个主体性的、本质性的自我定位，和一个处境性的、非本质性的、客体化的定位中挣扎。

很多女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双重力量的困窘之间，发现了女性主义，选择认同女性主义，因此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生命困境提出了诸多疑问。

如果我们耐心地阅读了《第二性》，也许会对波伏瓦文学世界当中的性别表述、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有着更为内在的理解。

与其说《第二性》是女性独立宣言，不如说是一份人类学的田野报告。它是对于现代女性、自由女性、新女性的生命困境、社会困境、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细腻入微的检视、剖析，而这种剖析毫无疑问地也成为自我剖析。

在这种意义上说，《第二性》和波伏瓦小说的写作基调、叙事选择和叙事技巧高度相似，因为她的小说同样是这样一份人类学的社会田野报告。

《玫瑰人生》

不仅是今天的读者，在波伏瓦生前无数次的访谈中，许多人都会问她：你小说中的角色，为什么没有向我们示范一种理想的女性生活和女性人格？因为她的小说更多地是作为田野报告，作为一种真切状态的书写。

当年阅读《名士风流》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去特别体认波伏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状态。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我非常强烈地想起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的《金色笔记》。《金色笔记》中，她就是以“自由女性”来命名故事中的主人公。

这位“自由女性”试图用封面色彩不同的笔记本，来逐层地区隔自己混乱的生活。故事结束的时候，这对深深相爱却无法共处的男女，彼此开启了对方的小说，在对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将成为对方各自未来小说的开篇，从而结束了这个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说，萨特和波伏瓦的传奇，正是这一议题上二人毕生的实践。

二人在彼此的笔记本上书写，是对方任何作品的第一读者，是任何一个初萌的、不成熟想法的分享者、完善者。二人在相互的讨论中，有比身体、性爱关系更深的结合，一种对于对方生命、思想和创作的深深的相互契入。

02.

从《第二性》出发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重新理解和阅读波伏瓦，有很多问题可能我们就不会再度提出。

很多年以后，当我重新阅读《第二性》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波伏瓦在她的巨制当中向我们揭示的，正是在“平等”的旗帜之下，在“平等”的命名和诉求之下的不平等状态。

她向我们揭示了，在法律意义上赢得了平等、自由和自主的女性，其生命状态，为什么仍然会显得有诸多无奈、无言、无语和创痛？为什么在福柯眼中，20世纪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歇斯底里的女性？为什么女性似乎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生命状态之下，心理症越发严重？

今天大家对于“享有的性别红利以及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讨论耳熟能详。而波伏瓦的讨论，要缜密得多、深入得多。

她的小说，是在用另外一种路径进入，她用那种感性的、文学的、体认的、审视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处田野。她会提出一些似乎是悖谬性的表述，因为通常我们想象和理解的女性主义，是悲情的、控诉的、反叛的。

而她刚好相反，既展示女性的幸运和女性的不幸，也展示主流社会如何使男性幸运或者不幸。

《永远的托词》

男性被鼓励进入成功学的逻辑，被鼓励去竞争、获得成功，他们不允许自己成为失败者，不被允许展现他们的敏感、他们的脆弱、他们的伤痛、他们的弱势。

女性则被包围在——用波伏瓦的表述方法——不可抗拒的诱惑之中。所有的诱惑鼓励你“躺平”，鼓励你向下，鼓励你无为。

而事实上，当女性整体地进入社会场域，和男性并肩劳作、创造生产的时候，这样一个结构的延续使女性极端幸运。因为你被容忍失败，你被容忍平庸，你被容忍无所作为，你被容忍力不胜任，这是波伏瓦所提供的非常奇特的角度。

这种内容今天会更为切近、更为直接地被当代中国男性和女性读者所阅读、理解。

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段极端特殊的历史，我们是在长达37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出生、成长的一代人。

我们之中的男性既被“望子成龙”，又被指望永远依偎在母亲身边。我们的女性不断地被“望女成龙”，而不是“望女成凤”，但在“望女成龙”的同时又“教女成凤”。

我们恐怕比其它地区的人们更深切地感觉到了这样一些双重标准，这样一种期待的撕裂，这样一种难于放置自我的状态。而波伏瓦刚好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当口，向我们书写了这样一种状况。

如果我们是在《第二性》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加以洞察，在自己生命体验的投入，和对自己生命体验理论化的延伸线上，去理解和进入波伏瓦文学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进入她的性别书写和性爱书写，我们就会真的获得某一种组织、结构在女性生命体验中的洞察。

03.

无法分享的爱

波伏瓦的文学生涯是以《女宾》或者叫《不速之客》的书开始的。

创作《女宾》的时候，波伏瓦可以说是青春岁月已逝。她似乎已经走出青春阴影线，在而立之后的年纪，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

我第一次阅读《女宾》的时候，类似的震惊或失落已然形成。我被小说似乎非常冷静、从容展开的，一段复杂的、极度缠绕的情感经验所深深地吸引。这次重读，当年的阅读经验居然再度被唤起。

小说中，两女一男相遇然后纠缠，从三重奏变成三角恋。异性伴侣之间的情感纠葛，身体的、性爱的陷落或者说沉溺，努力脱身而不得脱身的状态，张力十足。

《午后之爱》

小说里显然既有波伏瓦自我的投影，又有她结构性位置的主视点所展开的叙事。由此所携带的烧灼感、疼痛感、绝望，和这个女性生命作为社会角色的强度和独立，丝毫不能互相抵消，也不能互相助力。

年轻时的我愚蠢地发现，原来她也会嫉妒，原来嫉妒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成为像强酸一样去烧灼你身体、情感和生命的东西。不论你持有怎样平等的、开放的、自由的逻辑，爱情的排他性，似乎是某一种本质性的存在。

于是，也正是在重读波伏瓦的时候，我再一次地强烈感觉到波伏瓦的价值和波伏瓦所处的历史位置。

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彻底地超越自己的历史，而波伏瓦不仅处在战后的法国，处在整个欧洲未死方生的年代，也处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女性未死方生的生命时段。

在波伏瓦的作品当中，爱情始终是主题，但是爱情从来都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由此落下大幕的那种被单纯化、卡通化、理想化的故事样态。重读波伏瓦的作品，我强烈地感觉到，她有一个浪漫的灵魂。

这浪漫的灵魂，显然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老去，或者说降落于现实中，但是她的浪漫或者说她的爱情故事，从来没有能够遮掩现实的斑驳。

波伏瓦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异性恋所主导的世界。但事实上，在她所书写的爱情关系、情感关系、性爱关系中，是否是异性恋或同性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强烈的情感关系迸发、形成之际，在一对相爱的人之间，爱情自身的占有性、排他性，和我们“试图打开道德的羁绊、打开世俗社会的规范的羁绊，去接纳他人”，和“享有并且实施自由”的命题之间，那种深切的矛盾。

波伏瓦的作品触及到了爱情几乎所有的命题和面相：

关于爱与被爱，关于男人与女人，关于无情者与多情者，关于持久地拥抱和保有爱情的自然欲望，以及人类的无情善变和种种社会性的生存夹杂其间，寻找新的爱情、新的恋人和新的可能性。

当然，在波伏瓦的作品中，这种登徒子式的异变，更多和男性相关。

这跟父权社会的特权行使有关，也跟整个欧洲文化在19世纪所形成的一种“背德者同时作为英雄”——或者我们称之为拜伦式的英雄，或者我们称之为唐·璜——作为一个永恒文学原型的意义相关。

而对我来说，波伏瓦的作品让我更深地认同或者说更深地去体认的角色，是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是她所描述的、现代社会之中自由女性的生存。

《女友的男友》

我在第四次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发现小说中情感所造成的，或者说情感所显现的那种境况的绝望，极度的疼痛和狂怒，以及暴力的冲动，仍然是特别强烈地击中我的东西。

这是一种字面上的，或者说理念之中的女性主义阅读者，可能会感到非常无措的一种状态。

难道不该被姐妹情谊所化解吗？不能。这并不是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屈服或臣服的状态，而是一个爱者对于自己所爱之物的强烈的冲动，以及“无法分享”的状态。

她因此引出了所有作家讨论爱情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情：爱者与被爱者，不是一种生命，甚至不是一种生物，甚至不是在同一个宇宙当中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