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负担不重的家庭

贺雪峰

一

2019年暑假我到广州郊区和石村调研发现，虽然和石村就在白云机场旁边，但因为限制建设，几乎没有产业。全村共有4600多口人，2000多亩耕地，17个经济社。因为每个经济社都经历过一到三次征地，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元的征地款，村民以经济社为单位，可以享受利息分红，年分红不等，每人每年1000多元到5000多元。村庄未被征收的耕地由经济社统一管理，基本以2000元一亩的价格出租给外地农民种菜，地租与征地存款利息一起在年终用于经济社分红。

和石村没有产业，但附近有一个工业园，多家工厂入驻其中，自然就有很多外地农民来此务工。虽然工业园离和石村并不远，却极少有工业园的务工人员来和石村租房，据统计，我们调研时到和石村租房的流动人口只有500人左右，仅占全村人口的10%。若没有外地人租房，和石村村民无法获得房租，由流动人口带动的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变得不可能。

因为地处广州郊区，和石村村民就业机会很多，最大的就业机会就是村边的工业园。不过，虽然生产线上工资比较高，和石村的村民却极少到工业园生产线上班（连加班费，每月工资可以达到6000元），而多选择灵活就业，其好处是时间相对自由，工作没有生产线上辛苦，不足是收入通常不高。

事情的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和石村村民家庭收入似乎都不高，村庄里几乎没有老板，和石村八社有300多人，上百户，村民说家庭存款超过100万元的据说不超过5户，存款超过50万元的也不会超过20户，存款低于10万元的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这样的积蓄水平不要说在发达地区，即使在中西部地区也十分一般。

和石村有5个村干部，年薪大约6万元，每个社有社长副社长和妇女委员，一年只有2000元的补贴，另外有11名治安队员，每人每月2200元工资。

从和石村农户家庭的收入来看，无论是集体分红收入还是农户出租房屋租金收入都十分有限。村庄中很少有办企业的老板，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自灵活就业。我们测算了一下，和石村农户一家两个劳动力，月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这样的收人水平显然不高，这一点也可以从和石村农户的消费水平上看得出来：和石村除农户建房普遍比较宽大以外（现在早已规定不得新建或改建住房了），其他消费比如婚嫁酒席只在每桌800元的水平，朋友之间送人情也就100元一次，农民抽烟也多为10元左右一包的普通香烟，村中购买轿车的农户只占全部农户的四分之一左右，且多是普通轿车。

和石村位于广州郊区，就在白云机场边上，就业机会多，消费机会理应也多。这样的市场中心地带，机会涌流而且物欲横流，和石村村民却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界：一方面没有从市场上抓住机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没有被卷入到市场中去。这两者当然是相关的，正因为能抵挡住市场诱惑，和石村村民不需要想方设法去提高家庭收入，或者因为家庭收入有限，所以市场诱惑再大也无法被卷入。

二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和石村二社村民张元，51岁，兄弟三人，早已分家，上有年老父母，下有一个今年刚从职校毕业仍未就业的22岁儿子。张元是和石村保安队队长，每月2200元工资，妻子在村幼儿园帮厨，每月工资1900元。张元父母均已80多岁，身体不好，生活尚能自理。

1995年张元借钱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当时花费30多万元，经过很多年才陆续还清债务。张元所在的二社，每年每人大约有2000元分红，除了分红以外，张元家的全部收入仅为夫妻工资，每月4100元，全年收入因此在5.5万元左右。

考虑到张元儿子刚从职业学校毕业，上学必然要学费和生活费，一年下来总得有几万元支出，因此，张元全年可以积蓄的收入十分有限，他本人说自己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大概只有10万元。

张元1969年出生，1986年参军，在空降部队；1991年退伍后到广州某酒店当点心师，每月300元至4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不过工作有点辛苦；张元很快辞职回到本镇一家工厂当保安，其间承包过鱼塘；2001年回村当治安队队长至今。回村当治安队长的一个原因是照顾家庭方便，因为治安队事情很少，可以随时照顾家庭，主要是接送儿子上下学。

有趣的是，虽然张元的工资很低，但他从33岁开始当治安队长，19年间，几乎没有去找更高工资的工作的打算。他似乎也对现状很满意：每天去看望不住在一处的父母，每月与同村小学同学聚会一次，每年到全国战友那里走一走。同学也好，战友也好，无关贫富，消费都是 AA 制。张元每天在村庄里巡逻，对每家情况都很了解，无论对方贫富，只要见到抽烟的熟人，他就会递上自己抽的廉价烟，没觉得不妥。家里办酒席，有钱就多请朋友，没钱就少请朋友。送人情礼金也就100元，还可以更少。春节包红包，最大的不过是两张100元，一般都是5元一个的红包。

总之，张元有机会挣比现在更多的收入，却没有出去挣钱。虽然家庭收入十分有限，张元却似乎对这种有点寒碜的生活感到很满意，甚至很享受。像张元这样的村民，在和石村并不特殊，反而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相当具有代表性。

三

和石村地处广州郊区，白云机场旁边，身边的繁华会产生强烈的消费示范，按说赚更多，消费更多，过品质更好的生活，应当是当地居民的基本行为方向。我们将视野放大来看，为什么在市场中心地带，珠三角地区的农民依然可以保持淡定，安贫乐道，还能守住生活的常规、秩序、惯性、传统、意义、底线、伦理、趣味、协调与和谐，而没有被市场经济所激起的消费力量所吞噬？

大体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和石村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方宗族型村庄，全村以张、沈两姓为主。宗族村庄目前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传统规范及传统文化，为全体村民的村庄生活提供了价值认同的底色。村庄生活的条件不是别的，首先是"我们属于同一个宗族，都是一家人"，这种"一家人认同"减少了经济收入对于评价家庭的作用。

第二，和石村仍然具有相对完整的村庄结构。因为几乎没有村民真正离开村庄外出就业，和石村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内部评价机制仍然强大。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即使少数人暴富，村庄也有抑制机制，使暴富者不敢赤裸裸地露富、炫耀。

第三，正因为宗族底色和完整的熟人社会有所保持，和石村仍然有能力主导自身的人情消费。最近10年，和石村春节红包和人情礼金都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几乎没有出现通过办豪华酒席和送高额人情来竞争的情况。

第四，本地人的优越感。相比来珠三角务工的外地人，本地人的优越感一方面让他们能找到收入不高时的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则让他们不屑于与外地人一起进工厂务工。因此，就算工厂生产线上的收入高于当保安，他们也不愿进工厂而情愿当保安。

第五，和石村虽然分红很少，但有限的分红也是分红，食利收入对于当地农民心理上的作用很重要。

第六，和石村各个经济社都已经历一到三次征地，农民在被征地后会获得失地农民保险，即60岁后每个月可领取500元至1000元的保险金，为当地农民消除了养老之虑。

第七，和石村村民都有宅基地，都建有自己的住房，自住不用付房租，在本村的生活成本也得以降低。

第八，珠三角地区村庄很少产生企业家，产生真正的富人，村庄缺少社会分化。

第九，珠三角地区是性别资源流入地，和石村村民不担心成年男子娶不到媳妇，也不必为娶媳妇准备高额彩礼，到城市买房、买车，等等。父辈几乎不会专门为子女成家长年积蓄。

第十，对拆迁可能性的想象。几乎每个珠三角地区农民都有一个拆迁梦。相对于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只有拆迁才可以真正实现暴富。既然拆迁可以暴富，再通过辛勤加班获得较高收入就显得不够理性。虽然还没有拆迁，但可能性一直是有的，对拆迁的预期极大地影响了珠三角农民的为模式。

就以张元为例，张元在1995年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栋三层楼房，若拆迁，可以获得大概300平方米的还建房补偿。张元妻子的弟弟住在邻村，共有四块宅基地，建了四栋楼房，其中一栋已经拆迁，补了三套共325平方米的还建房，另外三块宅基地上的住房若要拆迁也必然会有补偿。即使按最低市场价，拆迁补偿价值也有数百万元。相对于拆迁补偿，治安队长每月2200元的收入真是九牛一毛。即使进入附近工厂生产线加班，每月收入6000元，一年下来收入也只有不到10万元。累死累活一年赚不到10万元，当然不如轻松等拆迁。拆迁未至，心向往之。

从这个意义上讲，珠三角农村农民对征地拆迁的后向预期是决定他们行为模式的关键。正是征地拆迁及地租和房租的收人，决定了全域城市化的珠三角地区的原住民的心理模式和行为底色。

四

决定人们行为模式的关键，在于社会评价所产生的意义系统。

珠三角地区农民后向预期的征地拆迁收入，以及现实获得的地租、房租、分红收入，使得个人努力变得不重要了。决定收入多少的仅在于是否是珠三角地区原住民，在村里有几块宅基地，在宅基地上建了多大面积的房子，以及珠三角全域城市化中村庄碰巧所在的位置。相对于土地收入（征地拆迁、地租房租），个人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虽然工厂生产线的收入远高于当治安队员的收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却无法忍受工厂生产线上长时间压抑的工作。又因为决定子女将来生活条件好坏的主要因素是土地收入，当地村民认为，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非得自小学就开始培优以让子女考上名牌大学，显得预期过于长远。和石村村民认为，当公务员也好，开小店也好，打工也好，月薪5000元就算很高的了。在当前大学扩招、几乎所有高中生都有大学可以上的情况下，让子女顺其自然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出来当一个白领（包括"伪白领"）就很好了，完全没有必要从小学就开始进行培优。

与珠三角不同，苏南农村虽然也已全域城市化了，苏南农民却很少可以从土地上获得巨大的土地利益，即使征地拆迁也不过是获得一套还建房。村庄集体收入很多，却几乎不用于分红，而都用于公共事业建设。苏南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工资。一家三代劳动，虽然每个人的工资都不高，累积起来却是一笔很高的收入。对于苏南农户家庭来讲，子女考上好大学就可以获得好工作，就可以有高工资。因此，在苏南农村，改变家庭命运的关键是子女教育。子女从小学即开始培优，家庭甚至为子女教育而购买高价学区房，成为苏南农村的普遍情况，农户家庭之间的竞争重点是子女教育。珠三角地区农户家庭之间几乎不在子女教育上有竞争。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由很小的作坊起家的民营企业，企业老板是村庄产生出来的富人，这些企业不仅雇佣外地农民工，而且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跑市场业务、进行中层管理以及财务等白领业务的机会，富人企业家与一般当地农民之间有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分化，这种经济分化往往会通过婚宴酒席、人情大小、消费等级（抽烟档次、购车等级、消费场所等等），在村庄产生社会分层。

作为性别资源流出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最为困难也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儿子娶上媳妇，如果儿子打光棍，就成为家庭的不能承受之痛，家庭在村庄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娶媳妇的必备条件是高额彩礼、城市买房和买车等等，因此，这些性别资源流出地区的父母就必须在子女仍然年幼时进入工厂生产线劳动，以积累未来子女成婚所必需的资源。他们不得不卷人到这个无论自己喜欢与否都必须进入的市场经济中来。尤其是黄淮海地区的农民家庭，虽然离市场中心要比珠三角的远得多，却比珠三角农户更深刻地卷入到市场中。

2019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