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拉索罗夫谈《神圣无花果之种》

作者：Ehsan Khoshbakht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2025年三月刊）

「我非常亲近大自然。经常去山里待一阵子。如果有一天伊朗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很想拍摄一些野生动物纪录片，」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如是说，他去年逃离了他的祖国，徒步穿越伊朗西部的山区，一无所有，甚至连护照都没有（护照被没收了）。

他在德国寻求避难，并在那里为去年5月在戛纳首映的《神圣无花果之种》做最后的润色。他本可以成为伊朗的大卫·爱登堡，但在事态发生任何转变之前，他是伊朗最重要的地下电影人之一。「目前，身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制度能允许它这样对待我们？」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拉索罗夫经常挑战伊朗政权，因此多次被判入狱，护照和资产也被没收，但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电影人在这些年的无情动荡和骚扰中创作了一些形式上更为大胆的作品。我们在伦敦见面时，他正从乌克兰（他担任了基辅莫洛迪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转机前往美国，前一天，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再次当选总统。上次与他交谈时，他告诉我，为了避免被伊朗当局的特工认出来，他在片场化了比演员更浓的妆。

现在，他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因为当局有可能突袭片场，所以我远程执导了这部电影。大多数时候，我不在片场，或者在几公里之外。有时我在一两百米之外。拍摄开车的戏时，我坐在一辆汽车的后座，跟在制片车后面。我的想法是『我不出现在现场』。我有两个助手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神圣无花果之种》取材于2022年9月至12月伊朗妇女的起义事件——一场名为「妇女、生命、自由」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伊朗，而且成千上万的伊朗妇女走上柏林、巴黎、伦敦和世界各地的街头声援。

这部影片采用了民众在抗议活动中拍摄的镜头，并戏剧性地化用了一些真实情况，如警察直接向女性抗议者的脸部和私密部位开枪。伊斯兰政权的压迫者非法获取民众的姓名和地址是拉索罗夫编织在故事中的另一个细节。

「我对自己说，『你讲的是一个家庭被困在自己家里的故事。他们不敢出门。你要如何表现外面发生的事情呢？』假设，我获得了拍摄这部影片的许可，并且有一条街道可供我使用。在大家都用社交媒体记录现实的当下，我是否要重现事件？最后，我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画面。我没有使用那些不为人知的镜头和片段。相反，我说：『让我们展示大家都看过的、熟悉的东西吧。』」

拉索罗夫早年拍摄纪录片时就一直关注司法制度中非人性的一面，但在这部影片中，他不加修饰的画面和令人窒息的家庭世界变得更加尖锐。影片的意图毫不含糊。与他之前作品中的严酷苍凉不同，《神圣无花果之种》描绘了普通人奋起反抗压迫的故事。

在国家英雄和烈士形象被庸俗化为纸板剪影的背景前，当影片的焦点从被提拔为司法部门审讯员的一家之主伊曼（意为「信仰」）身上转移开来时，站在一旁的女性便承担起了故事的重量。当妇女奋起反抗和枪支丢失导致他与两个叛逆的女儿发生情感暴力冲突时，伊曼想换一套更大的房子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顺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可以从墙上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中看到这一点，这张照片是在伊玛目礼萨圣地（伊朗的一个圣地）拍摄的，他把手放在胸前——这是一种完全服从宗教理想的姿态。同样的顺从也影响了政治和军事，因此出现了烈士和已故宗教人物的剪影。顺从和服从是影片的两大主题。我意识到，不安全感会让人不自觉变得顺从。父亲希望给这种态度披上神圣的外衣，并希望家人也如此。」

当小女儿萨娜设法从父亲身边逃脱，将一个存放什叶派年度哀悼仪式的宗教道具的棚子作为避难所时，这一幕让人联想起《闪灵》（1980）中的恐怖家庭。在这个关乎宗教崇拜的空间里，她发现了1979年革命前先驱女歌手的录音带——这些声音现在已被禁止。这个情节和女性无视强制戴头巾的规定都是拉索罗夫在拍这部电影时打破的一些禁忌。影片采用了一种更为正面的方式，努力超越伊朗电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擅长的表现模式：寓言。

「我决定摒弃寓言性和隐喻性的语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审查。我决定做我自己。对独裁者来说，重要的是你不是你自己。剥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这就是独裁体制下发生的事情。我多年来使用的美学就是我所说的『暴政美学』。我决定拒绝它们。」不过，尽管影片的确直截了当，但仍运用了一些寓言性的意象来有效地丰富叙事。

这种象征意义在最后一幕展开的废墟中也很明显。废墟是波斯诗歌和电影中的重要象征——尤其是在伊朗新浪潮教父、出生于设拉子的导演艾布拉希姆·格勒斯坦的作品中。这一空间的巧妙利用有助于重构故事情节，使之与拍摄的隐秘性相一致，从而使这些伊朗电影人远离当局的监视。

「寓言的作用不尽相同，但如果你能创造性地使用它，那就放手去做吧，」拉索罗夫说，「必须坦陈的是：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完成这部电影，所以我说，『尽情发挥吧，随心而为，抛弃过往的经验。』我想摆脱我已经知道的一切。」

除了这种微妙的象征意义之外，拉索罗夫以往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几个主题，如作为某种净化行为的水和洗涤，也再次出现。「这就是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觉得游泳会改变我的心情。我也是在一个人员拥挤的家庭中长大的，很多时候，只有在浴室里才能有一些私人空间！」

在拉索罗夫之前，很少有伊朗导演的电影以家庭为视角来探讨政治幻灭及其对人际关系造成的伤害，如今已流亡海外的帕尔维兹·赛亚德的《掘头巷》（1977）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我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来自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教师；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在我们家，尤其是我的母亲，工作的重点通常是为人们排忧解难。学生经常来我们家补课。影片中的妻子/母亲角色努力保持家庭平衡，总是在缓和紧张关系，她的原型就是我的妈妈和姨妈——她们都是非常无私的人。」

《神圣无花果之种》是秘密拍摄的，但它并不是一部激进电影——它其实是一部惊悚片，其制作条件也反映了这一点。与电影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相比，《神圣无花果之种》更让人联想到伊朗和美国电影的20世纪70年代。一旦监视大师伊曼感觉到他自己也在被监视，那种把房子搞得天翻地覆的偏执让人想起《窃听大阴谋》（1974）。还有罗伯特·奥特曼的《三女性》（1977），同样以女性团结和埋葬男性形象为主题。

虽然这些可能是无意识的影响，但拉索罗夫很清楚自己的电影品位如何塑造了他的生活。他告诉我，就连臭名昭著的德黑兰埃文监狱的看守也对电影情有独钟——他曾于2022年被关进该监狱，抗议活动后大量被拘留者开始涌入监狱，他才被释放。

《三女性》（1977）

「在拘禁期间，我曾两次外出住院。顺便说一下，我是被你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辆绿色面包车送去的，它既是监狱的交通工具，也是学校的交通工具；司机总是急着送走囚犯，然后去接孩子。在医院里，两名士兵看守着我。他们很和蔼，出于对电影人的尊重，没有锁上我的手铐。

他们对电影非常好奇，一直在问问题。他们带来了我之前的禁片《无邪》（2020）的盗版拷贝，在我住院的每一天都播放这部影片。由于影片中出现了狱警，他们也对影片中如何表现这一形象非常着迷。他们与我分享了离开伊朗、开始新生活的愿望。」

《无邪》（2020）

虽然拉索罗夫的电影往往是阴沉且内省的，但他用黑色幽默讲述了这些监狱故事。

「贾法（帕纳西）和我被带到监狱的文化办公室。他们说：『你们应该在监狱里为我们拍一部电影。』贾法尔和我心想，『我们难道是在疯人院吗？』我们找了个借口，说没有摄影师没法拍。警官立即回答说：『你们想要谁？我们可以逮捕任何你们想要的摄影师！』」

当我问他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建立在谎言、纸板英雄和深深的幻灭感之上的破烂体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金钱。残暴。圣化。」这句回答，无意中解释了导致当今世界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