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看完《初步举证》，好半天没缓过神来，必须为演员朱迪·科默Jodie Marie Comer献上膝盖，近两个小时的表演，自己完成部分场景和服装的切换，难怪有短评说这不是马拉松，而是铁人三项。
这是一部关于性别的电影，又不止于讨论性别。有观点说这部片子揭露了“司法体系里的性别伤疤”，在我看来，它在讨论既有体系如何看待少数群体的诉求，以及反思绝对理性框架下，那些被遮蔽的、无法言说的痛苦。
《初步举证》不算是一部电影，而是独角话剧的录像。高密度的台词输出，起伏激烈又流畅自然的情绪表达，从一个志得意满的“凤凰女”律师，到受到侵害的无辜女孩，再到坚强且痛苦地走上诉讼之路，最后坦然地面对既有体系的伤疤，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反思这一切。
剧情并不复杂，一个来自英国普通甚至偏底层家庭的女孩，成绩优异而考上剑桥法律系，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成为优秀的出庭律师。她笃信理性和程序，阻止实习生问当事人“真的是你干的吗”，也曾经帮涉嫌性侵的当事人脱罪。她记得那个原告女孩，也会说服自己，当女孩自愿把男人领回家中，并且在酒精的作用下，太多目击者看到所谓“两情相悦”，性侵的罪名很难在法律程序中得到确认。尽管她内心觉得，女孩真的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遭遇了性侵。
这一切戏剧性地降临在她自己身上。
泰莎跟同事朱利安在办公室春风一度，对方是律师世家，前途无量。泰莎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恋爱，邀请朱利安回家，在浪漫的氛围中饮酒，再次共赴巫山。然而当她因酒醉呕吐后，朱利安却在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按住她的双手和嘴巴（注意这个细节）将其强暴。惊恐、痛苦、无助，遭遇性侵让她从一个精英律师变成柔弱的女孩，她拼命洗澡，事后才想起洗去了证据；她犹豫要不要报警，在雨夜和出租司机争吵，想要回家；坐在警察局里面对男性警察的提问和取证，一次次地重复梦魇；她靠超强的职业能力换了律所，也开启漫长的诉讼之路。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她不可能获胜，泰莎知道这一点。
这不是一部爽剧，开启上帝视角后让所有的“坏人”都得到惩治，那是对真实世界的亵渎。泰莎和观众都明白，在既定法律体系下，性侵取证太难，尤其是在暴力发生前两人还“你侬我侬”，如何区分诬告和真实受害，这是一个法律困境。《初步举证》没有单纯地批判和推翻现有体系的合理性，只是从性侵案件来反思其中的不足。交叉质询过程中，一次次唤起女性的噩梦，可能造成反复伤害；在取证过程中，让女性反复回忆和确认不堪的细节，如何保证不被猎奇；对细节和动作的不断确认，也在要求一个完美受害者，在遭遇性侵后，女人（其实也包括男人）往往会受到强烈的刺激，而只记得情绪，而无法关注有效的细节。就像泰莎在醉酒状态下，也一度恍惚，朱利安如何压住她的两只手并捂住嘴的。性侵是对身体和尊严的双重侵害，我们很难要求受害者保持冷静和理性，比如准确地反抗、拒绝，事后不洗澡，保持现场，第一时间报警，准确且逻辑清晰地回忆细节并提供证据。这几乎不可能。
法律当然也就此不遵循理性原则，没有清晰的证据链就给男人定罪，无疑会演变为人治的暴政。揭示这个困境，正是《初步举证》的意义所在。泰莎说这件事让她对法律的信仰就此崩溃，并非说司法体系是恶的，而是通过反思告诉我们，法律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时候，必然遮蔽公约数之外的痛苦。
因此，这部片子并非仅仅站在女性视角上来控诉男权社会，而是站在一切少数群体的视角上，反思司法体系、公序良俗对少数群体的诉求不得不“视而不见”。视而不见，是一种选择性忽略，社会运行需要成本，这个成本不可能无限扩大；不得不，意味着无奈之举，也是承认人类的有限性，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裂隙，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条裂隙在缩小，但始终存在。
我反对把这样的片子当成战斗檄文，泰莎面对父权制下的法律体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的质询和审判过程，并非是单纯的批判，推翻也不是目的，而是把这个伤疤揭开。这个伤疤不仅关于女性，而适用于一切少数群体表达诉求的时刻，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肤色、地域、性向。社会之所以可能，正视因为不断用规则、制度、文化连接起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但总有无法触及的角落。看见、直面、反思，而不是急着否定、斗争、推翻，就像话剧最后，泰莎坦然地把案卷放进档案库，一个个的案卷接连亮起，微小的光会照亮前路，功不唐捐，终有改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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