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关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的消息,搅动了整个互联网。这笔价值228亿美元的交易,买家是美国贝莱德财团,但交易内容中涉及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让这场看似普通的商业行为升级为一场牵动国家战略安全的舆论风暴。
香港《大公报》率先发文《莫天真勿糊涂》,直指李嘉诚“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随后国务院港澳办罕见转发此文,将这场争议推向官方层面。紧接着,《大公报》又连发两篇社评《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和《饮水思源有担当,背靠祖国谋发展》,字字如刀,痛斥李嘉诚“抽血式资本运作动摇香港经济根基”,甚至质问“商人有没有祖国”。港澳办的连续转发,已不仅仅是媒体发声,而是传递出中央对资本“脱轨”的严厉敲打。
更微妙的是,就在争议四起之际,长和集团于3月20日发布2024年财报,数据显示全年净利润同比暴跌27%至170.88亿港元,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25亿港元。尽管总营收微增3.3%至4766.8亿港元,但利润腰斩的颓势让投资者用脚投票——财报发布次日,长和股价不升反降,市值蒸发近百亿港元。
表面上看,李嘉诚的困境源于“商业决策”与“民族责任”的撕裂。他或许自认“在商言商”,但问题在于,这43个港口中包括巴拿马运河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尽管李嘉诚并未直接控制运河运营权,但这些港口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关键物流节点,每年承担全球6%的贸易量,中国更是其第二大用户。
美国贝莱德财团接手后,若配合特朗普政府“重构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对中国船只加收高额通行费甚至限制入港,中国航运成本将直线上升,甚至可能被挤出关键航道。更危险的是,美国近年已多次将港口控制权与军事部署挂钩,例如俄乌冲突期间贝莱德收割乌克兰国有资产、夏威夷大火后低价收购灾民土地等劣迹,早已让这家公司贴上“政治工具”的标签。
而李嘉诚选择在特朗普高调宣称“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敏感节点完成交易,无异于向美方递刀。美国参议员鲁比奥甚至毫不掩饰地宣称:“关键港口必须遵循美国的规矩,不能让中国获益。”这种赤裸裸的地缘博弈宣言,让李嘉诚的“商业动机”彻底沦为政治操弄的注脚。
长和集团的财报,进一步暴露了李嘉诚的尴尬处境。尽管港口业务营收增长11%至452.82亿港元,但净利润暴跌的主因是越南电讯业务减值拨备37.4亿港元、加拿大能源合资项目收益缩水,以及税项激增30%。更讽刺的是,被李嘉诚视为“包袱”而急于甩卖的港口业务,恰恰是长和去年少有的增长亮点,而真正拖累利润的反而是他近年重仓的欧洲零售和电讯板块。
这种战略误判,让市场对长和的信心跌至冰点。投资者看透了李嘉诚的“短视”,他一边抛售现金流稳定的港口资产,一边死守利润萎缩的欧洲零售业务,甚至不惜折价近50%将港口卖给美国,2014年中国财团曾报价1600亿港元收购40%股权,而这次贝莱德以1772亿港元拿下80%股权。这种“赔本买卖”,与其说是商业考量,不如说是向美国政治压力的妥协。
如今,李嘉诚已陷入进退两难的死局。若强行推进交易,不仅要面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审查,还可能触发法律的红线——特首李家超已明确表态“任何交易须符合法律法规”,尽管交易标的在境外,但若影响中国市场,中国执法机构仍可介入。而若取消交割,则意味着与贝莱德撕破脸,甚至可能招致美国制裁。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李嘉诚始终未能看清一点:在百年变局下,资本无国界的幻想早已破灭。美国想要的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借港口控制权扼杀中国崛起。正如《大公报》所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当民族利益与个人财富冲突时,李嘉诚若仍执迷于“商人无祖国”的旧梦,终将被时代抛弃。
李嘉诚的困局,本质上是香港资本路径的缩影。过去,他凭借囤地、套现、海外并购的财技稳坐首富宝座;但今天,当中国需要企业家以产业报国时,他却选择“撤退”。这种错位,注定让他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留给李嘉诚的时间不多了,是继续做“资本的幽灵”,还是转身成为“爱国的商人”,答案只能由他自己书写。若一意孤行,等待他的绝不会是228亿美元的盛宴,而是亿万国民的唾弃与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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