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和于若木的延安爱情

导读

过去，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几乎没有。通常，新闻媒体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1995年6月，本文作者叶永烈（1940-2020）在北京中南海陈云家中采访了于若木。她说，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01

最合适的人选

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延安。在当天举行的欢迎会上，于若木第一次见到了陈云。她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于若木近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幼年时，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好心的舅父廖文光收养了陈云姐弟俩，但因家境贫寒，总爱流鼻血的陈云，一直没钱医治。红军到达延安后，他的老毛病复发，经常血流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还是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还是女性更合适些。于是，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找到五队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认为于若木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既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

生于济南的于若木，中学时北上投奔在北平的大哥于道泉，成为北平女一中的学生。此时的她18岁，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

邓洁对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间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需要找医生，她就跑去喊。

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02

集邮市场发现的三封信

于若木说到自己和陈云之间的婚恋时，拿出了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其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说，这三封信竟是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被发现的，而这已经距离写信的日期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陆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读了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

信中的“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如果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收信人“YU 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封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了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自己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位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在信中，陈云以2/3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注：去年）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

这几封从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03

一元钱的婚礼

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于若木的经历，她一一回答，这才开始了解她，而陈云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爱人，并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陈云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自己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

于若木和陈云之间的称呼

陈云在家里总是叫于若木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叫她“于若木”，而他叫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

于若木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为“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于若木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

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于若木曾这样说道：“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

“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叶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