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郑嘉励：愿做考古人生的讲述者

文｜惟寅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网红考古学家”郑嘉励的作品。这是一部有温度的考古笔记，作者以兼具感性气息与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笔调，呈现了其20多年在田野大地上的求索与探寻之旅。这些朴素、真诚、热烈的文字，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考古工作的热情，试图在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趣味、情感和思想的联结。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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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田野大地的见闻

2005年为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郑嘉励在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古代墓地，当地记者来采访，对发掘成果的介绍并不十分在意，问题全是挖出了何种宝贝，哪件文物最贵、值多少钱等。郑嘉励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抢国家的文化遗产，考古工作是为了还原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种种细节。记者翻看郑嘉励的手写工作笔记，郑嘉励经常会写繁体字，“这是个人习惯，无所谓好坏对错”。

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说在龙游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年纪并不很大，却一手繁体字。“言下之意，考古之人，入戏太深，已与时代脱节，不知今夕何夕。”郑嘉励自嘲道。这件事说明了公众对考古常见的几种误解：一、考古是挖宝的；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了解；三、考古人是老气的，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想要消除这些误解，考古工作者主动向公众敞开心扉是很好的做法。

郑嘉励从事考古专业之初就开始写一点杂文。2001年后，他认为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业务上，于是长年奔波于田野，先是做瓷窑址考古，后来从事宋代墓葬和城市的调查、发掘与研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之余，偶尔也写一点学术论文。

田野考古工作者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者”，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费的补偿、农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百姓的相处、与所在地文物干部的合作、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冲突和妥协，到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和后期的文物保护，工作千头万绪，一名能够胜任前述事务的考古人，其身份确实介于基层乡镇干部、包工头、野行者和人文学者之间。

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辛苦是难免的，积累也很可观。除去发现的艰辛和喜悦，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协调所带来的经验与感受，就已足够多姿多彩。尽管郑嘉励深知，随着学科发展，考古行业更加专业化，对大多数的“考古工程师”和“考古科学家”而言，那些个人化的感慨、体验和情绪，是被视为“科学性”的冲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他始终认为考古报告、学术论文这几种文体，无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考古人是“有生活”的群体，如果只撰写报告或论文，而摒弃了田野中曾经感动过自己的见闻，摒弃了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体悟，岂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基于这些认识，2009年，郑嘉励重新开始写作杂文，《考古四记》就是他多年文章的荟萃。书中所收文章，大致分为四类：“考古记”篇，是他参与过的考古发掘项目的记录，当然是个人化的记录文本；“田野记”篇，是田野调查中的见闻和思考，有点学术考察报告的面貌，然其底色，终归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历史记”篇，有的是读史、观展札记，融入个人的考古工作经验，有的是学术论文，只不过写成自己喜欢的格式；“人生记”篇，以淡笔写浓情，追忆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这组文字，在内容上，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都来自田野大地，郑嘉励尝试将田野、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整合起来，揭示文物考古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关联性，以证明考古事业与多数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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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锄头的读书人

郑嘉励念高中时成绩很好，否则念不了考古学专业。当时，国内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不多，通常就是顶尖的几所综合性大学。高中时，他的数理化成绩也不太坏，却依然选择文科，因为对文史确有兴趣，对考古并无了解。

郑嘉励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却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这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师安慰说，考古与史学是兄弟学科。其实，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与扎根文献的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大学里的考古专业课，大概按时代先后编排，先教旧石器，然后依次为新石器、商周、秦汉直至宋元考古，明清两代距今不远，一般不作为考古的对象。课堂上，听到的不是元谋人，就是北京人，不是夹砂红陶，就是泥质灰陶，动辄距今几万几千年。“如此专门的学问，对一位毫无准备的学生，是无趣的。我至今对石器时代兴趣寥寥，可能是当年被吓着了。”

郑嘉励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考古实习期间。大学三年级，他去江西樟树、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实习，在樟树发掘一处商代遗址，在万县抢救一批汉六朝墓葬。

在他看来，考古学科实践性强，好比跟人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若让学生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容易有所认识，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学习。郑嘉励在实习中的收获，不限于对坛坛罐罐的直观认识，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能豁然明晰起来。田野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事。

1995年，郑嘉励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考古工作，要坚持在野外第一线。农村的物质条件不及都市，不免风吹日晒，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有时的确是辛苦的。不过，他认为：“只要不对物质有过高的欲求，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且为个人兴趣所系，大概也能接受。”

任何人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保持工作激情，需要好心态，也需要些许闲情逸致。有一次郑嘉励在浙南某地考古调查，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路上不时有老乡热心指路，举步维艰之时，忽然看到路旁的一座路亭，附近恰好又有一口水井，一洌清泉正汩汩而出，不由得让他感慨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类似事例，所在皆有，只存乎有心人的发现，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跋涉有多辛苦。生活的本质，大同小异，看生活的角度，人人不同。但愿我能早日走出中年危机，重新唤回工作激情。”

考古人的底子，毕竟是读书人，但与伏案书斋的书生不同，是手拿锄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书生。母亲揶揄他说，读这么多年书，还不是跟她一样，照样拿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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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物见人”的学问

考古是发掘、整理、研究古人的遗迹和遗物的学问。古人的遗址、墓葬及其遗物，其物理形态客观存在，考古工作者理应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界那样，采用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同位素、C-14测年学等科技手段来发掘、整理、分析考古材料。近年来，考古学有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甚至有工程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因为考古遗址的测绘、建模、复原、展示的要求越来越高。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手段的广泛介入是合理的，有其积极意义。今人因此获知更多的关于古代的“硬知识”，在古遗址中提炼的信息越来越多，对古建筑的测绘和复原越来越精确。追求真理的科学，讲究客观、准确，必然要求从业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犹如地质学家面对一块石头、医学家面对人体某个器官的态度。

但是郑嘉励认为，考古学不等于物质文化研究，更是“透物见人”的学问，发掘和研究墓葬、遗址，是为了认识人类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演进模式。具体而言，旧石器考古涉及古环境、古生物、人类进化史，可能更多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新石器考古，固然采用大量自然科学手段，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而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汉唐宋元考古，属于历史学范畴。

在“术”的层面，即技术层面，考古学具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属性；在“道”的层面，考古学则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范畴，历史时期考古必然是人文学科。郑嘉励认为，既为人文科学，它就不只是纯客观的知识追求。在生产新知识以外，更要增加社会福祉，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考古学除了“为人”的科学属性，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为己”的人文学。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人和社会，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具有稳定的客观性。郑嘉励直言，即使把河姆渡文化的复原研究做到绝对准确，那也是“无用之学”，无法转化为生产力，除非大家愿意回到7000年前，过河姆渡人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

在大型基建中，在轰鸣的推土机前，考古人发掘古遗址、古墓葬，艰苦卓绝，为国家抢救了大量文物。但有关考古发现的报道，有时会招致很多批评。网络“喷子”固然无须理会，但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为什么？

郑嘉励觉得，除了没有把“保护第一”和“科学发掘”的理念宣传阐述好，还有个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只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学术价值、文物的精美，很少考虑到古墓葬的主人。“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也应该是有尊严的人。”

人文关怀，不是抽象的，具体来说就是指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不论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有人生真实的喜悦和困境，他们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人文关怀，不仅关乎学科形象，从写作的技术和修辞的角度上说，也是讲好考古故事的必然要求。这正是郑嘉励愿意通过文字，主动与公众对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