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事件回放
1974年1月15日晚10时许，苏联（当时被称为“苏修”）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三等秘书等人，在与该国派遣特务李洪枢以及同伙在北京西坝河桥头秘密接头时，上空突然跃起一发红色信号弹，紧接着西坝河桥被照明弹照得通体透明。成群的民兵和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直扑桥下，谢苗诺夫等几人被当场抓获。
从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包中，搜出一部小型电台、一张设置天线的示意图、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以及一张伪造的中国边境空白通行证，还有人民币5000元。
中国政府在1974年1月19日召见苏联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
从李洪枢的一份供词说起
关于“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的报道，无论是今天，还是当时，我们只能看到当时官方简单的报道。而事实上，那其中却深隐了历史的许多人许多事，许多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
继《人民日报》的报道之后，1974年1月24日，《长江日报》再次刊登有关此案的报道：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电]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收苏修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 我被抓住以后，经过政府交代政策，反复教育，认识到我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我背叛了祖国，被苏修利用，充当了苏修的间谍，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我万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规定的接头暗号是由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答：“我是白桦！”还规定，如当晚有危险，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执行。
-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后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载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又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噢，亲爱的阿麟！”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惶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着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 李洪枢
-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供词。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份供词本身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所陈述的，也的确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但问题在于，部分真实并不等同于全部真实。在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文字后面，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真实被历史深深地掩藏了下来。出于当时国际间外交斗争的策略和需要，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露出海面的冰山，其实只占全部冰山的七分之一。
时过境迁，转眼三十多年光阴倏然而逝，许多当年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的真相，正慢慢摆脱制约它的规定，一点一点浮出水面，还原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断面。让我们借助档案，看一眼依然还留存在过往岁月中的那部分历史真实——
李洪枢其人
李洪枢，黑龙江省双鸭山人。按他的说法，他当年的偷渡，属于“探亲”。假如他的家不在边界，他可能想不到会去做越境这种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小侄子早几年没有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因为想“探亲”而产生偷越的念头。
他为自己卖国叛变给苏修当间谍找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亲人在苏修手中，他们成为间谍机构对他最致命的要挟。假如他不死心塌地为苏修谍报机关服务，就等于把自己的亲人们置于了死地。
从人性的角度考量，这个理由可以成立。
当年，偷渡者实施偷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在国内触刑犯罪的，有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的，有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还有许多知青，原来心里所具有的那种红卫兵的狂热逐渐冷却，理想幻灭，一部分人开始对现实不满，发生偷渡（在那时叫做叛逃）。这种偷渡，在中国的南北方边境均有。
无论李洪枢的理由是否成立，事实上，只要他跨出偷渡那一步，当年无不以叛国投敌论处。
那一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