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贵子，为什么留给普通人的机会越来越少？

豆瓣曾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小组，组内很多成员都是来自985、211甚至清北名校的学生。在这里，他们分享的并非成功的人生经验，更多的则是自己失败的求职、生活经历乃至社交困境。

不仅如此，他们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略带自嘲口吻的称呼——“小镇做题家”。

在这些人的眼中，自己虽然凭借寒窗苦读十余年的付出，通过高考实现了“一飞冲天”，可当迈入社会时却发现，分数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些出生于大城市或者精英家庭的同学有着比自己更丰富的资源、信息以及机会的支持时，曾经的挑灯夜战显得杯水车薪。

20年前“寒门出贵子”，20年后“寒门难出贵子”，这背后透视出的不仅是社会的焦虑，更是社会阶层的固化。

什么是“社会阶层”？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社会的分层。

人在社会中占据不同位置，归属不同等级，是可见的分层现象；根据什么资格或条件将人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层级，有可见者，也有不可见者。

分层的故事，多半讲的是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却很少有对“英雄本有出处”的点破。

在《看见不可见社会》中，复旦大学知名的社会学教授于海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的一篇《“牛桥”白人男性的自白》为例，分析了优势家庭子弟“牛桥人”（毕业于牛津剑桥者的俗称）为什么可以出人头地、人生比其他更顺风顺水的真正原因。

现身说法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更能让人明了常人看不见更看不透的深层社会机制，深层社会机制决定了大部分可见的社会地位差异。

书名：看见不可见社会

作者：于海 邹华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华章同人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书系：现代图书馆008

以下文字摘自《看见不可见社会》中《“牛桥人”为何做事不难》篇，内容略有改动和删减

在很多欧美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多半也是名校出身，在英国，不是剑桥，就是牛津。例如，西蒙·库柏（Simon Kuper）这位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

白人、男性、名校这三样加在一起，足以让一个人跻身英美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学的工具箱里似有足够的概念来说明库柏他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机制。但普通人不会只满足于抽象的社会分析，他们更想听听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

若库柏出来说他们今天获得的地位，既非来自头悬梁、锥刺股的吃苦，也非因为才高八斗的本事，而主要是得益于“牛桥人”（毕业于牛津剑桥者的俗称）的身份及互相的照应，他们做的事换了别人也一样能做。

对于这番自白，我们会怎样反应？是钦佩库柏爆出真相的诚实，还是不满于他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

这篇《“牛桥”白人男性的自白》，发表在库柏供职的《金融时报》上，为本篇的社会分层理论提供了一个内部人的视角。我们看看库柏怎样描绘他们自己，我们又能给出怎样的评说。

库柏自白的第一条说，拥有现在的地位并非自己当初非常努力，要成为英国统治阶层的一员不必苦学，只有考期临近的几个月除外。库柏说这是一种幸运。

为什么如此轻松？库柏给出的理由是：“我们进入‘牛桥’的竞争压力，基本限于中上阶层白人男性之间。” 我们认为地位都是通过竞争得到的，但能竞争什么本身就是一种资格。

在库柏竞争“牛桥”位置时，候选的多是中上阶层白人男性，这并非正式的入围条件，而是实际能够入围的概率。

确切说，人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竞争，最令人向往的地位只是少数人竞争游戏的对象。竞争不是挑出最能干的人，而是在自己人圈子里做末位淘汰。

库柏没有说为什么跟同阶层的子弟竞争不必下死力气，答案还是在阶层优势——经济和文化的优势。

库柏的父母来自南非，他在荷兰长大，母语是荷兰语，从小跟着父母周游世界，能熟练运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还粗通意大利语。

语言反映的岂止是语言能力？家境好的孩子，即使是读书，多半凭借综合能力而非拼蛮力。库柏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库柏的例子可谓牛桥生出自牛桥人。

库柏的牛津同学自然并不都是牛桥二代，但出自同样优渥的家庭。他们会早早熟悉代表英国精英文化的牛津剑桥话语，这就是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以及对精英文化的阶层亲和性。

布尔迪厄评论学业表现上的早熟学生，看似是个人天赋，“实际上是文化继承的一种表现”。库柏他们没“吃得苦中苦”，也做上了“人上人”，因为他们从家庭中继承了远比普通家庭更丰厚的文化资源。

库柏自白的第二条说牛桥人毕业后就开始互相照应，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牛桥人彼此都是贵人。硬核的照应就是互相聘用。

库柏回忆道：“20年前当我申请英国《金融时报》的工作时，面试我的人都是‘牛桥’毕业的白人男性。”牛桥人面试牛桥人，下意识会有照应心，更别说主动的善意。

库柏没说的一点是，牛桥人获得机会和职位之所以不比其他竞争者更费力，也是因为这些职位需要的知识和文化教养正是牛桥人更为熟悉和了解的。

阶层的优势不只助库柏他们进入名校，也助他们在职业发展上顺风顺水。官方数据表明，59%的英国内阁成员、3/4的高级法官以及半数的外交官都是“牛桥”的毕业生。

牛桥人占据要津当然不限于政府，商业数据公司Qlik称，典型的首席执行官都上过“牛桥”或哈佛。即使是统治阶级内打理较低级别事务的人，往往也是“牛桥”毕业的男性。

库柏说找工作没费大力气，并非躺平就一切顺遂了，而是因为“朝里”多有牛桥人，自然容易获得好职位和好机会。库柏甚至说“我们这类‘牛桥’男，一辈子都会相互照应”。因为确实存在一个以“牛桥人”为标志的白人男性群体。

库柏曾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拜访一位英国大使，对方竟然也是从“牛桥”毕业的白人男性！他们一见如故。最后大使在自家的游泳池边接受了库柏的采访。

库柏说“我们‘牛桥’男是阶级团结的模范”。说得通俗点，阶级团结就是圈子文化。精英圈子多少是自我生产的。

电视剧《小舍得》

库柏自白的第三条说他仍然没有什么成就感，虽然在旁人看来，在一家主流媒体干着一份体面工作的他无疑是很成功的人士了。

事实是库柏成就不小，他被同行视为欧洲最好的足球记者之一。但库柏清楚他的身份所带来的出身优势：“我父亲上的是剑桥。我生来就应该当一个统治阶级内的芝麻小官。”

他明白他和其他的“牛桥”男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并非全靠个人才华。也因跟着父母早早见过世面，库柏没有把《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的工作看成多大的成就，这跟复旦大学的老师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考上复旦是多大的成就一样。

但若农村孩子考上复旦，那将是怎样的成就？库柏的同事凯特琳·莫兰称自己是专栏作家中唯一一个来自工薪阶层的英国人，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一个人占掉了全部配额。”

莫兰的话可算是自嘲，但工薪阶层跻身大媒体的专栏作家行列，确也是可以自夸的成就。富有反省意识的库柏不时自嘲，这倒也不是矫情，而是他看破了牛桥子弟的成功另有出身因素加持的真相。

就在库柏参加工作的同时，他的一位黑人朋友也开始在另一家报纸求职。该报纸的新闻编辑对库柏的朋友没有什么信心，后者最终未能得到那份他期待的工作。

库柏想：“也许我现在的工作本应该属于他。”库柏的意思是他未必比他的黑人朋友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是他而非后者得到了工作机会，他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有人略带酸味说，身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库柏好像在玩一个叫作“人生”的电脑游戏，而游戏难度设定的是“简单”。

电影《起跑线》

是的，“简单”两字，正是库柏对自己的成就表现低调的原因。这个“简单”若换成“容易”对库柏来说或许更加贴切。问题是对库柏们来说容易的事，对其他很多人来说不会容易，这就是分层机制的奥秘。

自白的最后，库柏表达了他对现存制度的信心，毕竟这个制度是由他这样的人管理着。

尽管他知道牛桥人并非完全因为个人本事得到位子；尽管他相信其他人也应拥有统治权，但他更愿意待在现在的位子上；或许正如英国人常说的，火鸡不会投票支持圣诞节。

牛桥人不会发动革命，但不等于说不想改善社会。库柏列举了同情弱势群体、抨击各种不平等、扩大自己的阶级圈等努力，并且已有改变发生，如现在会招募一些非白人（最好是“牛桥”男），甚至已经开始接纳“牛桥”女。

有人阴暗地预言牛桥人不会永远当权，但库柏认为“我们还会继续当权一段时间的”，因为他相信，社会的精英就是这样生产并循环往复的。

看完牛桥人的自白，我们可有三点讨论。

第一，进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或许是世上最难的事之一，但牛桥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对能进牛桥的大部分人来说或许并非最难的事，他们不怎么用功就能金榜题名，不是牛桥的门槛不高，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未进牛桥之前，已经对牛桥文化熟门熟路。

分层理论只是告诉我们，牛桥在塔尖，高不可攀；而老话告诫年轻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牛桥人的故事证明，这话或许是忽悠大多数人的。

常人中或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努力奋斗而脱颖而出的少数佼佼者，但多数人即便再用功，也难以鲤鱼跳龙门。

电影《天才枪手》

名校不仅代表着社会的上层等级，而且其实就是为该等级的在位人群所创造、所熟悉的文化，这就是踏入牛桥名校的大门对于一群未来的牛桥人来说并非常识上的难事的奥秘。

第二，进牛桥“不难”，出了牛桥，牛桥人的职业生涯也不难，要获得公认的好位置，至少不比非牛桥人难。

库柏的故事告诉我们，牛桥人终生都在互相照应，这是牛桥人做事不难的另一个奥秘。

中国人很容易把这看成关系学，区别在于，关系学走的是“任人唯亲”的路，而牛桥人的互相照应，是基于“任人唯贤”而走的“任人唯亲”。

牛桥人身份就是此亲和关系的基础，这是教育身份，而非血缘身份。牛桥人的故事证明社会身份的重要，名校身份就是社会辨认、评价和肯定其能力和信誉的保证书。牛桥人彼此更多一分校友的亲情，这成为获取生活机会的优势资本，这在任何社会都是通则。

第三，牛桥人占据社会要津，改善社会，推动进步，不只是出于他们的知识、教养和信念，也源自其作为社会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职责。

但即使清醒如库柏，知道自己并非凭多大的本事占着今天的位置，也不会主动让贤下台，因为牛桥人的身份和地位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便利和好处，只会让他们更加努力地保住其地位。

社会地位再生产的秘密，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客观机制中，也存在于牛桥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观照应中。

因此，牛桥人促进社会改善的努力不仅是为诸如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是为广义牛桥人优势群体的利益。改善他人和维持自身的努力，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双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