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丨撕掉女性叙事的便利贴

一

在线下活动露面，被问到最多的永远是那一句：“作为职业女性，请问你哪来那么多时间，去平衡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如果碰巧身边有位男嘉宾，我就会把炸药包扔给他——“请问你为什么不问问这位男士？（亲切微笑）为什么，你会觉得，只有女性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虽然是半开玩笑，却也是一句心里话，多少可以反映我对当下关于女性问题的叙事的微妙态度。这里头的逻辑可能有点绕：有些问题，恰恰是因为被长久限制在特定范围里，理所当然地成为某个群体的专属“问题”，才会走进死循环，成为积重难返、难以攻克的问题。

2024年的电影《出走的决心》讲的就是这样的问题。电影名叫“出走的决心”，其实有大半篇幅都在讲“走不掉的原因”。编年叙事如静水深流，将所有牵绊住女人走出家门的琐事淡淡罗列，掰碎了看仿佛全都合乎公序良俗：年少家贫，五口之家要长女辍学打工“分担分担”，有什么问题？丈夫奉公守法，不家暴，没外遇，最多生起气来砸掉女人心爱的花瓶，要女人听话是为了“明事理”，有什么问题？因为学历低被迫下岗，从此过上了“家庭妇女，在家带娃”的生活，买菜做饭都要跟丈夫结账——那是为了勤俭持家，能有什么问题？

所有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只有连在一起看，才会看出触目惊心的荒诞性：一晃55岁了，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问题，反正女人就是不能凭着自己的心意，走出郑州，外出旅行。

最深刻的一场戏发生在母女之间。从小就同情母亲的女儿甚至为母亲的出走赞助了一辆车。然而，一旦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安全时（没有母亲给她带孩子可能会导致她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一旦发觉自己也存在重蹈母亲命运的可能时，她的反对就比谁都更激烈。母女之间的对峙，是一句指向宽阔背景的无声的追问：究竟是什么，让她们自动代入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两个女人之间，为什么只有一个才能保证家庭与事业的两全？究竟是什么，才让所有的不合理以一种十分合理的面貌出现，让我们自觉地遵守它，维护它——为什么，当它与我们的个性激烈冲突时，我们只能怀着难以言说的愧疚互相伤害？

直到电影结尾，女人才从这死局中脱身。外面的空气很新鲜，家里的天没有塌，女儿没有垮，第三代并没有停止生长，油瓶倒下之后，男人也还是得骂骂咧咧地扶起来。当那个要命的问题——怎样才能平衡家庭与事业（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之间的关系——不再成为女性专属的问题时，死结才终于有了松动的可能。

这，是我想看到的女性叙事。

二

在我记忆中，要论女性元素的密集程度，国产剧最高纪录保持者可能是2005年的《家有九凤》。20年之后，2025年的《六姊妹》里，这一大家子的女儿数量，从九个减到了六个，在史上排第二应该没问题。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以母系姻亲构建的大家庭里，因此对于《六姊妹》中涉及的不少细节，不能说毫无共鸣。比如，剧中的七八十年代，父亲见义勇为意外身亡之后姐妹争夺顶替名额的细节，颇有年代质感——可以想象，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主流收视人群而言，这些故事能唤起多少五味杂陈的记忆。

然而，看了十几集之后，我就对这本时代流水账失去了新鲜的期待。它太像一大篇工整平稳、不出错也不出彩的命题作文了。在剧中，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21世纪初，所有你能想到的那些传统上“专属”女性的问题，都满坑满谷地堆积于其中，但情节的走向，几乎没有一点意外。六个女儿的婚姻、生育被均摊到情节线中，三代女人的既不乏功利却也情义无价的“共建大家庭”模式，始终在不疾不徐地推进，密度不算小，但速度很缓慢。

与《人世间》《大江大河》和《小巷人家》这样的年代剧相比，《六姊妹》的叙事效率不高（总是在相似模式的情节上循环兜圈，有人统计过，光结婚就结了十几次），但色彩饱和度上倒是过高。无论你从哪一集进去，都能感受到编导就像剧中梅婷饰演的大姐那样，始终在表面化的、浓墨重彩的冲突中疲于奔命——对于复杂人性的体察，对于大家庭模式的反思，对于重男轻女的批评，对于时代变迁的回应，都有一点，但都是那么似曾相识，缺少新意。上述种种，每每浅尝辄止，编导便迫不及待地转过头来，强调传统家庭的强大向心力。所有的问题，往往都会安排六姊妹悉数到场，来一个全家福合影式的大和解。

这样一路看下来，我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所有家庭中出现的矛盾，无论看起来多么激烈，都必须在限时限刻中迅速解决；就好像，所有的冲突，都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一次次地离开是为了一次次地回来”——这种高频率、高强度地把“出走的决心”召唤回来的“决心”，才是本剧最重要的主题。

实话实说，这是我不太想看的女性叙事。

三

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并不出在剧作本身。

两季《无所畏惧》是一部好看的、五彩斑斓的都市生活剧，也是大体上合格精彩的以律师为主业的职场剧。第一季开头，罗英子被丈夫及其情人设计陷害，倾家荡产，踏入律政行业求生。这是通俗剧最喜闻乐见的写法：主人公一开始就被推入谷底，从那里渐渐攀升的曲线才可能最终画出一道漂亮的人物弧光。罗英子的遭遇与婚内女性权益有关，与女性创业之难有关，后来与她并肩作战的邱华，则从一开始就饱受职场的潜规则和性骚扰之苦——因此，将《无所畏惧》第一季与性别议题紧密挂钩，在我看来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季完全是另一回事。故事开局，罗英子与邱华被大律所“良诚”辞退，并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查陈年旧案时无意中介入了一场阴谋。三位（外加随后加入的夏舒）一同创业“瑛华”的女性，在此后的情节中攻坚克难，展现的也主要是律师的专业素养，这一点与本剧中的其他律师——无论男女——并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季的主要角色在性别上、戏份上越来越趋近于旗鼓相当，甚至这一季跨度最大、弧光最完整的人物还是男主角陈硕。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实现男女平等是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国产影视剧也早就应该意识到，当我们在作品中无须刻意堆砌女性元素、强调女性叙事的时候，那些“关乎女性的叙事”才到了真正成熟的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也许是为了方便，也许是为了取巧，第二季《无所畏惧》在宣传时还是沿用第一季的说法，贴满了女性叙事的便利贴——这也是当下影视剧最常用、最热门、最“吸粉”的标签。问题是，所有的便利贴都是有成本的，贴上容易撕下难。看完全剧之后的观众，如果感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货不对板”，那最后可能会受到质疑的，还是剧作本身。

据说《无所畏惧》正在筹备第三季。按第二季收官的断点看，第三季的女律所“瑛华”多半会与男律所“同乾”构成互助合作关系，与“良诚”和“卓钺”斗法，一出真正的势均力敌的律政职场大戏的帷幕即将徐徐拉开。依我看，在新的语境下，旧标签该撕就撕，该扔就扔，该改就改。在自然贴切的“人性”叙事中，新型的“女性叙事”，理应是既独当一面，也是融入有机整体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

漫天飞舞的价值观标签，当然不仅仅是某一部电视剧需要面对的问题。

2023年引发全球现象级观影热潮的《芭比》，是流畅完整、爽感强烈、叙事策略也相当聪明的商业片。就遍布其中的女性叙事标签的制作水准而言，《芭比》当然算得上高级，有趣，具有启发性。不过，当时，坐在电影院里，如此密集的价值观输出，还是让我感到轻微的不适与疑虑。我不确定，这样的女性叙事是不是我最需要的。

但我很确定，我需要看到的是《坠落的审判》那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男人坠亡，女人站在审判席上，但编导高超的叙事方式让视角神奇地落在中线上。女人也许在刑责上无辜，但她绝不是完美的、在道德上可以彻底免责的无辜者；现代家庭中很难触及的结构性困境，也许被微妙地挑破，但绝不是以陈旧刻板的方式——当然，这一切，都止于“也许”。编导在悬置结论的同时，也卸掉了过去往往压在女性人物身上的专属道德压力。我喜欢女性人物被如此“正常化”地看待和评判，我喜欢看到“为母则刚”或者“守护天使”这样的字眼离女性远一点，再远一点。多一点这样的作品，女人有权不完美这件事，才会被更坦然地接受。

回过头来想，在这几年所有被贴上女性叙事标签的影视作品里，我喜欢的，恰恰是那些被创作者有意无意间悄悄撕掉标签的部分。比如《热辣滚烫》，最触动我的那一幕，是贾玲看见拳击馆里的雷佳音站在窗里往外看——他的视线仿佛落在了“她”身上；等她走开，镜头语言告诉我们，雷佳音实际上是透过玻璃窗的反光来看自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人（无论男女）对自我的认知与信念，这其中所产生的误读与艰难的和解，才是一个人最终达成自洽的关键。这件事与减肥无关，与性别也无关。

再比如，大家喜欢《好东西》里那段声音蒙太奇。除了镜头的美感和想象力之外，我一直在想它靠什么来击中人心。靠那一点点仿佛微微挣脱了轨道的“预期违背”吗？靠儿童视角与女性视角的温暖契合吗？或者是将琐碎家务浪漫化之后形成的那种让人哑然失笑的幽默感？是，又不全是。

《好东西》的另一句出圈的台词——“我会等你长大，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格外诚实的，它不像《芭比》那样乐观而夸张地在本来就已经过于刻板的标签上涂抹粉红色的漫画，宣布粉红王国的规则已经可以统治世界。这句台词跟那段声音蒙太奇一样，都是在温暖地、柔软地、悄悄地撕掉贴在“女性角色”和“游戏规则”上的刻板标签。它们都在告诉你，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日常生活的边界，拓宽女性角色的内涵，我们可以享受劳动的乐趣——只要那确乎是为了自己。这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第一步，却也是“建立新规则”的具象表达。

我确信，这，就是我想要的，既普遍又特殊，既犀利又温柔的，女性叙事。

原标题：黄昱宁丨撕掉女性叙事的便利贴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郭超豪

来源：作者：黄昱宁（作家、翻译家，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