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文明的冲突或“最后的人”？——亨廷顿与福山

文|钱满素，美国文明史学者

选自《自由的阶梯》

1989年夏，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成书后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极具轰动效应。这两本书都名列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代表了西方世界在冷战出人意料地结束后的心理变化和对未来的预测。

转眼之间，冷战结束快二十年了，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然而大量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事件已经冲击了世界，预示了后冷战的世界走向。现在再来审视福山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冲突论”，可以有点检验的意思了，它们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吗？

一

福山要证明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他预言其胜利乃历史之必然。

首先，他从现实层面叙述了自由革命的进程。1790年，实施该制度的只有美国、法国和瑞士，现在增加到了六十一国。四百年来，世界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视民主为唯一合法制度，无法想象一种与之根本不同而又更优越的制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更高形式的制度所取代。

史实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何以一定胜利，福山就重提世界普遍史这个古老的话题，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会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的、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

为了证明历史确实朝着有规律的方向进步，福山先是借助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性。科技是决定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的发展只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决无逆反的道理，这就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机制。可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导向的专制国家在经济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因为专制政府雷厉风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麻烦，他无从证明科技经济高度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共生关系。

弗朗西斯·福山（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于是他就求助于黑格尔-科耶夫有关“获得认可的斗争”的理论，试图从人性的内在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根据黑格尔，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最初的人是为了认可，为了荣誉而不惜拿生命作赌注浴血奋战。不怕死的那个人战胜了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从而战胜对方成为主人，怕死的失败者就成了奴隶，人的独立自我意识也起源于此。在黑格尔看来，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政治以“认可”为中心，人类历史以“认可”为线索，几千年的政治问题——宗教战争、民族主义、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解决认可问题。然而以往所有社会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只有当历史迈进到法国革命，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终于取代了不平等的认可，主人和奴隶的道德合而为一，人类社会进入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状态，历史因此走到尽头。

由此，福山找到了连接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环节，现代自然科学满足了人的欲望，民主政治则满足了人的精神。既然获得认可是人性的基本诉求，又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更好地满足它，那么这个制度在全球获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结论一发表就招来众多非议，喝彩者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反对者却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有德里达这样反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倒是不必解释的，他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愤，奚落嘲讽，可谓势不两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美国保守派也持反对态度，那么他们反对的又是什么呢？

一是终结论的可信度。

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未必对所有社会都行得通，它不是那么容易确立的，其实现过程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动荡，欧美能走到今天堪称幸运之神的眷顾。但即便欧洲在19世纪就实现了这一制度，后来还是爆发了一连串反民主的极端事件，危险至今犹存，敌人很可能就是自由民主本身。人类历史的种种挫折表明，没有理由对未来过于乐观，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就人性而言，永远存在作恶的可能。一切政体都是过渡的，均不稳定，无论从自由民主的外部或内部来看，这一制度都不会是终结，终结论这种关于绝对平等和谐社会的政治承诺属于早已声败名裂的乌托邦。

二是终结论过分依赖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保守派中几乎无人接受黑格尔唯心史观，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一个预设的终点，更不承认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的目的、方向和未来。黑格尔赋予历史的这种固定模式徒有美学价值而已，这不仅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不了他的模式，更因为在他的宇宙自我实现中，历史成了目的，人只是需要去自觉配合宇宙的工具，这种模式贬低人的作用，把人类活动视为历史自身发展的陪衬，以至于某些人动辄以推动历史的名义任意牺牲在历史面前无足轻重的个人。

黑格尔（1770-1831）

有论者指出，福山的口气表现出一种智性的傲慢，其“思想最终将统治物质世界”的论调让人震惊。就人类本身有限的视野和知识而言，谁能知道什么是历史的偶然？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对历史划线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事，不能强加给历史。在这种诠释中，人类的命运似乎都已一清二楚，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方向，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现实中的纷乱打扫干净，为历史必然性铺路。这种理论当然很诱人，遗憾的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现实脱节，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却丧失了真实。

该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取得往往是偶然的，完全可能被逆转。决定历史的是人的选择，而非历史本身的绝对理念。黑格尔体系关注的是应该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实际发生什么好像反倒不重要了，任何事件在历史必然性面前都不过是枝节，不符合的更被视为“意外”或“历史岔道”。既然历史都已确定了，个人便无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影响历史了。

再者，终结之说大多是神话和宗教的内容，这种思维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中也流行过，但哲学与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哲学的傲慢自大。基督教至少将“终点”保持在一种不确定状态，而黑格尔却毫不犹豫地将它定在1806年10月的普法耶拿之战，认定法国革命思想的胜利象征着国家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则。与黑格尔的狂妄相比，基督教虽然也认为自由在于个人意愿服从上帝意志，但那至少是讳莫如深的，多少还剩下一些个人自由的空间。而那些自以为懂得历史目的的人，却堂堂正正地把别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对待，因此黑格尔的自由就是他人的不自由。

看来，政治哲学化也许原本是福山期望该书的最大特色，结果却成了它的最大争议。早就有人指出，哲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癫狂的，哲学家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任何问题，不必顾忌其实际效果。而政治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扎根现实，具有可行性。政治和历史中虽然都可能包含哲学理念，但不可能要求政治和历史无条件地去服从哲学。

福山把现实政治和黑格尔唯心史观捆绑起来的后果是，失去黑格尔的支撑，他的论点就被釜底抽薪。而当代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暂时倒退、回到野蛮、出现断裂等，根本无法预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也未必不会失败。至于将“认可”视为“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是否可信，也是大可怀疑的，人是精神和物质不可分的结合，没有人确切知道“最初的人”拼搏的动机，怎么能证明他们是为了纯粹名誉，而不是为了食物、家园和生命去殊死战斗呢？

三是终结提供的前景令人沮丧。

《终结》一书的第五章为“最后的人”，描述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生存状态。“最后的人”这一概念来自尼采，尼采痛惜地感到，所谓的现代化只是欲望战胜了精神，优越意识在伦理上被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保存理论瓦解掉了，“财富”替代“光荣”成为现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力挽狂澜，重新确立精神对欲望和理性的优势。“最后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弃优越感，只有欲望、只求舒适和自我保存的人，他们自以为幸福，卑琐地活着，没有抱负理想，千人一面，全盘接受奴隶道德观。他们甚至不知道轻蔑自己，算得上最可鄙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