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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还在刷马桶。”2024年9月28日，纽约电影节《粗野派》的映后派对上，布拉迪·科贝特不经意间提起。
两周前，他们一家从挪威飞回纽约后，因为记错了租房入住日期，只能寄宿在朋友那里，直到前一天晚上才搬回自己的“家”。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奥斯卡提名导演的境遇。
科贝特的《粗野派》是近期全球热门电影之一，不仅捧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还在颁奖季横扫金球奖等多个重要奖项，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10个奥斯卡提名。1000万美元预算的“花小钱办大事”，更是为美国独立电影的精打细做树立起新标杆。
翻看科贝特的经历，既非从童星到导演一路升级打怪、最终扬眉吐气的励志爽文，亦非历尽艰辛、一朝得偿所愿的奋斗套路。它也讲披荆斩棘，但有点丧，甚至是对成功学的祛魅。
即便科贝特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依旧有太多壁垒难以逾越。在金球奖领奖时，他也不曾停止呼吁改变：“电影的最终剪辑权应归导演所有！”
1988年，布拉迪·科贝特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家人的鼓励下，9岁的他开始参与一些试镜。尽管在《远大前程》（阿方索·卡隆版）的试镜中失利，他却得到了一个经纪人的青睐，由此开始参与零星的广告和配音工作。
15岁时，科贝特迎来了银幕首秀，在青少年电影《十三岁》中饰演暖心哥哥，之后又在《24小时》等剧集中打酱油。
《雷鸟特攻队》是科贝特首次参与大片厂项目，他扮演一个总想证明自己的特工，但这部爆米花电影的拍摄过程异常不顺，剧本数次重写，制片人和导演来回踢皮球，足足花了八个月才完成，映后口碑也不尽人意。这段经历令科贝特身心俱疲，也让他窥见好莱坞幕后一言难尽的磨难与苦涩。
2007年，迈克尔·哈内克在美国翻拍自己的同名电影《趣味游戏》，影片讲述两个年轻精神病人在湖畔小屋折磨来此度假的一家人的故事，科贝特饰演坏种之一彼得，他的面孔被塑造成了压抑可怕的虚无主义面具。
这是他艺术之路上最具启发性的时刻，他“从表演中得到了需要的一切”。
之后，他又加入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饰演那位在婚宴上追着女主角索要广告标语、和她在草地上做爱的广告公司实习生。
在科贝特眼中，哈内克和冯·提尔“一个关注控制，一个关注混乱”，尽管风格完全不同，但他喜欢这两种极端。
直到2012年的《杀手西蒙》，科贝特才真正意义上担任了男一号，他也首度参与了编剧工作。后来，他又在鲁本·奥斯特伦德、米娅·汉森-洛夫、诺亚·鲍姆巴赫、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作品中客串。
在正式开启导演生涯之前，他已经和艺术片名导们合作了个遍，不过，这纯粹出于友谊：“我认识的导演们都邀请我一起工作，这只是一个巧合。我基本上不只在做演员。”
正是这些合作经验，驱散了科贝特对导演身份的神秘感，也巩固了他转向幕后的信念：一部电影的生死，取决于导演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们的想法和心愿。他表示：“我只是看到了他们的奋斗历程，看到了他们将自己的项目变为现实有多么困难。”
2013年，挪威新锐导演莫娜·法斯特沃德邀请布拉迪·科贝特一起为她的新片《梦游者》撰写剧本，二人就此结缘。他们不仅成为人生伴侣，更在创作路上相互扶持，正是在法斯特沃德的鼓励下，科贝特重新拿出了《战前童年》的剧本。这个戛纳电影节驻地计划（La Résidence）和拉斯·冯·提尔都拒绝过的项目，已经被搁置了好几年。
《战前童年》成为科贝特的导演首作。影片灵感来自让-保罗·萨特的短篇小说，以一战结束前夕的法国为背景，剖析一个法西斯分子的童年，反思邪恶的养成与政治野心的滋生。
小主人公对父母的冷淡与疏离、家庭中的权力斗争、战争创伤的无形影响，都有深刻表现。为了节省成本，科贝特带着剧组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拍摄，仅用时24天。2015年，《战前童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为他带来“未来之狮”新锐导演奖。
初执导筒，反响良好，第二部长片《光之声》却不尽人意。影片分为前后两部分，以1999年震惊全美的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为背景，用一个幸存的女学生因悼念歌曲意外走红成为歌星的故事，讽刺了当代社会对成功和名望的病态式追求，影像既华丽又残酷。
《光之声》于2018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因割裂的结构和前后巨大的风格差异，口碑两极分化，风头很快被题材相似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抢走。
影片的拍摄过程也让科贝特见识到好莱坞完备工业体系下的官僚作风，这直接影响了剧组运作的效率、预算分配和成片效果。他吐槽道：“我受够了。我想在官僚作风少的地方工作。那里有更多的常识，而不是美国这些荒谬的规则。”
他尤其不能理解，导演在片场为什么不能与群众演员交谈，必须由第一助理导演来充当中间人：“这对演员们来说可能相当丢脸，好像导演不想和他们说话，事实绝非如此。”
《粗野派》是布拉迪·科贝特野心最为庞大、格局最为宽广的作品，他和莫娜·法斯特沃德共同编剧，以伪传记片的形式讲述二战后移民在美国经历的梦想幻灭。长达三个半小时，采用Vista Vision摄影机与胶片拍摄，有大量建筑场景，以1000万美元的成本来完成这样一部电影，几乎是异想天开。
2018年立项时，制片方给出的保守预算是2800万美元，科贝特直呼天价。2020年初，当他们开始游说投资方时，纽约因为疫情而封城，剧组计划转去波兰拍摄，俄乌冲突又令欧洲一度陷入混乱。
幸好科贝特早已习惯了这种不稳定。在筹拍《战前童年》时，原定的主演朱丽叶·比诺什和蒂姆·罗斯因档期不合退出，申请的几十笔资助也都落空；《光之声》开机前一周，一位要求苛刻的投资者忽然撤资，与此同时，科贝特在纽约的公寓被烧毁，由于没买租客保险，他失去了一切。
“每一次拍电影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他感慨道，“就像每个舞者都时刻担心自己的膝盖一样。”
在导演这一行里浸淫许久，科贝特早已从娃娃脸少年变成了发福大叔，他也练出了一身辗转腾挪的本事，极尽所能地开源节流，拍片速度也极快。《粗野派》真正开拍时，考虑到纽约高昂的人力成本和场景费用，科贝特再度带着剧组去了匈牙利，那里一切都便宜，还有税收减免。
布达佩斯本地有多个洗印厂，底片无需运往外国冲洗，这让使用Vista Vision拍摄的计划更加可行。最终，影片在33天内顺利完成，所有拍摄的场景都收入了成片，无一浪费。《粗野派》的总成本和《光之声》很接近，但比后者的财务结构要健康得多。
从《战前童年》《光之声》到《粗野派》，科贝特用三部电影展现了他对文学气质和虚构历史的迷恋，讲述了社会环境与内在人性相互影响的母题，并活用章节式和割裂时间线的手法，拓宽叙事深度和广度。
他的人物往往带有扭曲、狂妄、刻薄、自私等特质，没有一个完全讨人喜欢，但正如他所说：“角色和故事就像一个空洞的容器，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和疑虑置入其中。”
科贝特毫不讳言在《粗野派》中投射了自我经历。拍电影就如同修建筑，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远非一人所能完成，而且同样充满各方利益的拉锯撕扯，即便是为摄影机添加滑轨这样的小事也会引来分歧，最终主创们不得不像主人公拉斯洛·托特一样，放弃薪水以成全作品。
科贝特坦承，在拍摄《粗野派》的几年中，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际收入。在科贝特眼中，拍电影是一种几乎无法维持生计的劳动，为了过活，他有时不得不为他人代笔剧本。
在商言商，发行科贝特拍的这一类艺术电影也是系统性挑战，它们在市场上往往很难抵达受众。《战前童年》耗资300万美元，票房仅25万；《光之声》的成本约1100万美元，票房约150万。
《粗野派》很可能会改变这一窘境，截至3月16日，它的全球票房已超过4700万美元。最坏的时代也许也是最好的时代。《粗野派》的成功至少可以让科贝特下次找资源时少花些力气。
不过，考虑到他的创作特点和青睐的类型，他精打细算的习惯不太可能改变。他的新项目依旧是移民题材，背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逢华人移民加利福尼亚的热潮，风格更加轻松，类型上则借鉴恐怖片和西部片。他承诺：“不是关于建筑的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了！”
布拉迪·科贝特完整人物报道
请见《环球银幕》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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