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手了，开始调查李嘉诚港口交易，长江和记罕见取消发布会

当香港长江中心大楼的灯光在2025年3月17日深夜亮起时，一纸取消业绩发布会的公告，将本属资本市场的常规操作推向了地缘政治博弈的聚光灯下。这场涉及228亿美元的港口资产交易，不仅折射出全球化退潮时代跨国企业的生存困境，更成为观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微观切口。

3月4日，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向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其中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尤为引人注目。这两个控制全球6%海运贸易的枢纽，承载着中国21.4%的运河货运量，其战略价值不亚于马六甲海峡。交易细节显示，贝莱德CEO芬克在谈判期间曾赴白宫汇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宣称"必须收回运河控制权"。这种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嵌套，使得看似普通的资产重组，瞬间升级为地缘经济领域的"特洛伊木马"。

3月13日至16日，国务院港澳办罕见连续转载《大公报》评论，直指交易"非普通商业行为"，并警示可能危及"一带一路"战略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旋即启动审查程序，重点核查国家安全漏洞与反垄断违规，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运用"长臂管辖"原则应对境外战略资产流失风险。尽管交易标的位于境外，但依据2024年修订的《国家安全法》，中国对涉及关键供应链节点的跨境交易拥有审查权——这种制度创新，恰是对西方封锁阿斯麦光刻机出口的"镜像回应"。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应对策略展现出"一国两制"的治理智慧。李家超特首提出"三重原则"，既强调重视社会关切与公平营商环境，又严守法治底线；梁振英副主席关于"商人祖国论"的论述，则将问题提升至国家认同层面。这种官方立场与民间舆论形成共振，《大公报》"莫天真 勿糊涂"的警示，与网友"跪低卖国"的激烈批评，共同构成对离岸资本的社会规训体系。

长江和记注册于开曼群岛、90%收入来自境外的离岸架构，虽符合跨国资本税务筹划逻辑，却与公众认知中的"中国企业"身份产生撕裂。当贝莱德集团既持有长江和记5.08%股份，又是汇丰控股第二大股东时，这种资本的双向渗透使得交易天然具备战略杠杆属性。正如哈佛学者米尔斯海默所言："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是规则体系与商业网络的复合较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李嘉诚抄底英国基建被视为香港资本全球化的典范；28年后，其资产剥离决策却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这种转变印证着国际秩序的重构：在单极霸权终结与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任何重大商业决策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地缘战略的注脚。特朗普政府将基础设施控制权争夺作为对华竞争新战场，而中国则通过审查程序构建新型经济安全范式，这场博弈已然超越传统商业范畴。

交易的战略风险体现在三重维度。首先是供应链安全，巴拿马港口的易主可能为美国实施选择性限流提供操作空间，这与美方拟对中国船只加征特别停靠费的行政命令草案形成政策呼应。其次是"一带一路"推进受阻，被出售的43个港口覆盖23国，包括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战略支点，其控制权转移将削弱中国在全球物流节点的影响力。最后是香港国际地位弱化，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窗口，其航运中心功能可能因核心资产流失遭到稀释。

跨国企业的生存困境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长江和记强调的"纯商业考量"具有现实合理性：228亿美元估值对应超10倍EBITDA的溢价，净负债率可降至20%以下，且能规避巴拿马政府酝酿的港口收回风险。但在地缘政治敏感期，这种常规战略调整触碰了三大红线：未提前知会中国政府、未优先考虑中资企业接盘、在美大选年提供战略博弈筹码。这种政治敏感性的缺失，折射出离岸资本与母国利益的认知错位。

中国正在构建的新型安全范式包含三大创新：跨境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境外投资保护机制、香港企业国家责任立法。这些举措既是对西方"小院高墙"策略的应对，也是对国家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提出的"三重原则"，则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资本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在保障营商自由的同时，确立战略资产交易的负面清单。

抗美援朝时期霍英东顶着港英政府封锁运送战略物资，改革开放初期曹光彪率先投资内地的抉择，与当下交易引发的争议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历史镜像提醒我们：在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企业家的商业决策始终与国运紧密相连。当贝莱德财团的收购协议成为美国重构物流霸权的支点，当长江和记的资产剥离演变为战略要冲的攻防，商业理性与政治逻辑的碰撞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