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平原与火焰

当20世纪末的东北改制浪潮与沈阳“3・8”案件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家双雪涛从中打捞出东北独有的语言和小人物命运，创作出《平原上的摩西》。

3月8日，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几经曲折终于上映，作为原著作者，双雪涛在其中担任了艺术总监的角色。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距离小说创作的时间已经过去10年，那股属于北方的肃杀冷冽的氛围、悬疑漫长的案件成为一种显学，被定调为“东北文艺复兴”。而时间带来的巨大变数，也让主创团队和片中人一样产生了命运共振。

我们与双雪涛聊了聊幕后的创作故事，以及在电影悬置的几年里，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到电影制作当中的经历。在他看来，“环境的变化，甚至世界的变化，都会随时影响到电影。与此同时，电影本身也在发生它的变化”。

《平原上的火焰》将时间设置在1997年和2005年，这是中国发展变化巨大的两个年代：父辈面临东北改制与下岗潮，年轻的小斐和小树约好在平安夜放一场火，但出租车上的一场误会造成了悲剧。个体的命运随着一声枪响发生改变，时代紧接着为东北留下一道反复感染和发炎的集体伤口。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2015年，双雪涛在《收获》上发表了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并在同年秋天决定离开家乡，踏上了从沈阳飞到北京的航班。凑巧当时，刁亦男作为最早一批看完小说的读者，被小说中兼具通俗和文学的表达吸引，认为它的风格具备类型化的潜质。刁亦男很快与导演张骥一起约双雪涛在北京见面，希望把它改编成电影。

作为原著作者的双雪涛选择加入，但他并不打算干涉创作或“捍卫小说”。在他看来，当一部作品从小说转变为电影，它的介质已然发生变化，也完全属于另一个创作者，自己所做的更多是一块“聊聊天”，在原小说的逻辑上寻找新的枝杈和可能性。

平原上的摩西

电影的前期筹备用了5年时间，剧本也经过反复修改。对于导演张骥来说，原小说的结构是第一人称、多个视角不断切换，在电影有限的篇幅中反而成为了难题。团队最初尝试过按照小说的多个视角讲述，也试图用三段式的结构来叙事，但发现要讲的内容太过庞杂分散，索性将三代人的故事线收束、让叙事聚焦在年轻一代身上。

在主创达成的共识下，李斐和庄树两人的关系成为贯穿全片的核心线索。他们在平安夜一场未完成的放火约定，串起跨度将近十年的时间和时间带来的变化，多年后仍在追寻的答案，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双方对命运的不甘和执念。

“小树和小斐的关系，是一系列关系的缩影——不光关于两个人，也和父辈有联系，他们的误会背后其实是一股‘时代’的力量在推动。这是电影和小说的区别，小说只需要一个句子就可以往前推进，但电影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的故事展开需要一个底座，两人的关系给这部电影奠定了基石。”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在双雪涛看来，电影的改编是把一种类型做到了极致——不管是李斐和庄树两人情感关系的强化，还是在电影后半段，李斐在遭遇车祸、错过约定、被中医囚禁后，在不到二十平米的逼仄小屋中，用卸下的义肢反杀孙天博，都是原小说中没有的情节。

这场戏被双雪涛视为李斐对命运的一种反抗。“在女主人公的故事里，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命运反抗的动作。时代造成的误会，加上后来的人生际遇，让她身上累积了很多压抑的愤怒，最终通过这个动作释放出来。”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大家一起想到用义肢完成这个动作，我觉得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小斐用了并不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又是日常帮自己走路的东西来做凶器。最后的镜头呈现有一种突然性，是因为她的动作先于人物入画，这是导演和摄影师的设计产生的效果。故事是故事，但是视听设计也很重要。”

2015年，拿到小说改编权后，导演张骥很快前往东北采风。双雪涛带着他一起去沈阳堪景，经过大工厂周围的家属区，“张骥、刁一男都是西北人，所以在沈阳主要是和几个朋友聊聊天，感受东北人的思考方式。”

东北的城市翻新得比较快，导演张骥又开车前往吉林市，找到符合上世纪90年代状态的地方取景，用老旧的工厂厂区、破旧的水泥楼梯、脱落的旧墙皮，还原东北这座工业城市的冷峻气质，“片中有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方面跟那个年代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和叙事有关系，它反映出庄树的心声，他在思念着谁，通过歌曲有一个曲折的表达。”

平原上的火焰（2025）

2020年的大年初四，电影在吉林开拍，但因为赶上疫情而被迫中断。3月底，整个剧组在隔离了14天后重新开拍，双雪涛在现场待了十几天，观看了几场关键戏份的拍摄——孙天博落水、李斐杀人，“包括大结局的镜头，大家还讨论了半天，到底是女孩依偎男孩，还是男孩依偎女孩”。

当时，剧组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每天的场地和情况随时在变。最终的顺利完成，同样得益于演员的功力，周冬雨在命运面前展现出情绪的递进和层次感，而刘昊然为角色注入了沉思和观察的内核。

“我很喜欢孙天博在松花江面包车上给冬雨打针的那场戏。当天也是因为原来的景用不了，我们就改在面包车上拍，最终看上去效果还不错，这是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它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另一种味道。”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拍摄并不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2021年9月20日，电影宣布改名《平原上的火焰》，张骥提到，火是贯穿全片、浪漫又危险的两人关系，而平原依旧指向更宏大的东北土地与时代背景。

今天再回看这部电影，双雪涛依旧认为它有一种手工感。它是以导演为首的一群创作者，在这个时代用心做出来的木制品。“这部电影有很多真诚的东西，我喜欢它纯粹的部分，也相信观众能感受到这一点。”

《平原上的火焰》悬置的几年里，以东北往事为题材的作品接连涌现。2019年，宝石老舅的一首《野狼disco》开启“东北文艺复兴”的浪潮，到2023年《漫长的季节》大火、剧集《平原上的摩西》播出，观众对东北的冷峻、动荡与失落也不再陌生。

漫长的季节 (2023)

东北的地域文化、历史伤痕和犯罪故事，似乎让它天然具备类型化的优势。“东北三杰”的小说陆续改编，作家们也陆续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郑执很早开始亲自操刀编剧，班宇担任文学顾问，而双雪涛则是从艺术总监开始。

在他看来，“东北文艺复兴”在几年间已经演变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对于东北的创作者来说是个好事，我们有更多机会去表达自己、参与到项目中。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大家在创作上或思考问题的惰性，很多地方都有精彩的故事，不止是东北，地域的问题也并不代表全部，我们肯定需要在这个类型里做出新意。”

平原上的摩西(2023)

与此同时，双雪涛的脚步也没有停下。从《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到《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飞行家》，随着越来越多作品被改编，他或多或少参与到电影制作当中，并学会用电影的方式去思考。

而他进一步深入电影行业，是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鹦鹉杀》中担任监制。这是一部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的电影——最初是导演麻赢心把剧本《东南亚往事》发到双雪涛的邮箱，他被其中的人物关系吸引，于是推荐给制片人顿河，开启了项目。

“选择一部与自己小说没有关系的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巧合。我看完剧本后，第一反应是中国特别缺少这样的类型，过去我们很少见到以骗子这一职业来作为象征性的人物，尤其是在心理层面去探讨女性情感和人物关系，它的故事本身在国产电影中是新颖的，这是吸引我的地方。”

鹦鹉杀 (2023)

当一个文学作家参与到影视改编的制作过程当中，双雪涛再次感受到电影和小说最大的不同，“小说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但是电影需要与不同的人合作，成为一个导演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选择。”

这也许是双雪涛在电影行业中尝试过不同的身份，但还没有“全职”投入的原因。监制与导演面临着不同的压力，编剧负责完成一个半成品，他更像是处于电影和文学的中间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加入创作。

“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双雪涛宇宙’，我没有一定要把它们变成某个大计划里的一部分。一事一议是我的原则，如果出现了一个我喜欢的事，我就去做。当这个事做完了，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出现，我就继续做，没有就休息一段时间，”

我的朋友安德烈 (2024)

一部电影从最开始有想法到上映过去了10年，世界、观众和市场都在发生变化，在票房和口碑上也迎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月8日，《平原上的火焰》上映后，导演张骥形容过去的十年就像片中一样“变化巨大，物是人非”；刁亦男则提到上映就是胜利，“我们没有被KO”。

双雪涛同样有类似的感受。“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觉得环境的变化，甚至是世界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电影。而小说在人文世界里的作用也在产生变化。在一个特别快速的时代，人们需要迅速判断一个东西有用还是没用，小说这种虚构的东西往往会让人觉得它没有用。这种功利化的思维在这个时代非常流行，面对这些变化，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在制作电影的人，我也在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东西。”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谈起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双雪涛依旧觉得当下的市场很残酷，想把文学改编作为一个影视产业并不容易。“优秀的原创剧本很多，但有文学作为底子的电影，它的世界还是会略有不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类型文学作家，围绕文学作品的改编看似有规律性，但在市场上还是少数，大部分带有较强的偶然性。”

在他看来，《平原上的火焰》就是一个例子，电影悬置的几年里，主创团队在叙事和剪辑层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它已经在根本上无法改变了。电影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拍完了，直到今年才上映，这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本身的变化还是很小，我们只能是接受这种命运，没有别的方式。”

平原上的火焰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