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女孩》导演文晏：女性之痛，需要在银幕上被看见

文晏导演新作《想飞的女孩》自官宣起便备受影迷期待。前作《嘉年华》曾以锋利的现实笔触让人印象深刻，这份创作惯性让观众对同属女性议题的《想飞的女孩》抱有更高期待值。故事围绕两姐妹的成长与救赎，她们虽身处逆境但仍然勇敢地向命运发起了反抗。

文晏在接受南都娱乐专访时强调其创作始终植根真实原型：“女性觉醒不该被简化为爽剧式的胜利”。片中安排了一个桥段是戏仿热门短剧中的雌竞桥段，借角色之口解构此类叙事的悬浮感。这种创作者的“任性”使得本片呈现出双重镜像：既是华语女性电影突破类型窠臼的实验，也成为作者表达与大众趣味碰撞的鲜活样本。当撕开银幕上的女性牢笼时，同步显现的还有创作视角与观看期待之间的镜头鸿沟，背后更具启示性的价值是在于，商业与艺术的博弈，故事也许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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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三大电影节更关注电影语言的创新

南都娱乐：你之前的作品都参加过柏林国际电影节，这次携《想飞的女孩》重返柏林，有什么新的感触？

文晏：很多东西没变，也有些变了，感受依然不错。柏林国际电影节仍关注多样性、创造力和新电影，与时俱进。这次有女性主席，更多女性创作者来到平台，是件可喜的事。《想飞的女孩》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后，国外媒体和观众反响都挺热烈，大家对中国新生代演员感到耳目一新。他们以往对中国电影的了解多停留在第五代、第六代，对演员的认知也限于几位前辈。这次看到新颖的电影，尤其是将女性置于重要位置，大家都很欣喜。许多朋友从各地来柏林观影，如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代表作《驴叫》），他专程从华沙坐火车来看后表示非常喜欢，将二三十年的复杂历史融入两姐妹的救赎故事，结构新颖，非常精彩。

南都娱乐：本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给到你怎么样的反馈？

文晏：作为艺术电影平台，他们更关心电影语言的创新，如这次新颖的叙事结构和类型融合，大家觉得很好，他们对电影本体更感兴趣。欧洲三大电影节从上千部电影中选出二十几部进入主竞赛，他们寻找在电影语言或叙事角度上有新意的影片。

南都娱乐：电影用了很多交叉闪回的叙事，是否在剧本阶段就想好使用这种叙事方式？是否担心打乱情绪？

文晏：这部电影剧本是这样写的，必须用交叉闪回。用正序顺着讲一个人经历的二十年太传统，两姐妹的人生并非时刻在一起，有很多分离。当回顾二十年交往时，想到的是像珍珠一样的片段，闪光的瞬间或铭记的痛苦。我们跳过了冗长的日常，突出了她们在一起的瞬间，剩下的容易脑补，反而增加了情感浓度。我们从剧作到剪辑都紧密沿着情绪走，情绪可以跨越时空，看到某个东西可能瞬间联想到十年或二十年前的瞬间，这是情感流动的方式。情绪不是线性、逻辑的，剪辑和叙述沿着情感脉络。有的回忆从方笛起，有的从田恬起，有的终结于同一个人，感觉是她此刻的思绪，有时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似乎是两人共同的梦境分享，因为有些是两人共同的回忆。我们用情感串联电影，闪回叙事做好了不会打乱情绪。

南都娱乐：从《嘉年华》到《想飞的女孩》都拍摄了两个女孩的故事，你为什么喜欢设置一组女性对照的角色？

文晏：我并未刻意去构思，但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因为故事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展开的，所以自然而然地会有不同的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年轻人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如何处理与家庭的关系尤为突出。同时，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以女性长辈或姐姐为榜样，这种女性间的关系无处不在。因此，我的作品中不自觉地融入了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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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强烈的痛感拍这部电影”

南都娱乐：文淇饰演的“方笛”的身份是个替身演员，影片中有很多她拍戏的画面，为什么要安排几场有元电影意味的戏中戏？“武替”这一身份是不是一种隐喻？

文晏：首先说明，所有角色都有真实原型。方笛的原型是我认识的演员。外界常以为演员之路光鲜顺遂，实则无数“小演员”在生存线上挣扎。有位女孩令我印象深刻：当缺乏机会时，她选择做武替，因为娇气的女演员不愿演。我亲眼看过她提供的训练视频：翻滚、攀高、入水……这些震撼画面自然转化为影像语言。选择武替既源于真实素材，也因为电影是影像艺术，武打动作的视觉冲击力无需台词赘述。至于隐喻意义，是创作完成后的自然延伸：正如女性在历史中常处“隐形”状态，恰好吻合了武替“付出劳动却不见面容”。这是个水到渠成的隐喻。

南都娱乐：文淇在戏中饰演刘浩存角色的表姐，但两人真实年龄，刘浩存其实是年长于文淇，让文淇扮演姐姐的角色，刘浩存饰演妹妹的角色，出发点是什么？

文晏：这是人物性格和特质决定的。银幕上的年龄感不一定与真实年龄一致，造型也能帮助塑造。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和人生经历与演员形象吻合。我先定了浩存，她的脆弱感、破碎感和不服输的韧劲、叛逆劲很符合田恬。之后我在年龄更大的女演员中找方笛，但没找到符合气质的。后来找到文淇，她拍出来显得比她本人成熟，像拍摄《嘉年华》时，她是12岁演16岁的角色，她确实看上去像16岁。我看了一些文淇的照片，觉得她蛮成熟，就让她读剧本，看她怎么感受。如果她觉得离方笛很远，我不会非要她演。但她读完觉得跟方笛更贴近，就定了她。

南都娱乐：片名《想飞的女孩》，英文片名Girls on Wire（钢丝女孩），是对立又统一的状态，当初为何这样取名？是否在呼应某个时事事件？

文晏：虽然看上去对立，但它们是同一个意思。想飞是因为有束缚，有对立也有统一。这概括了女性的现状，两千年的规训和约束使女性负担更多，要突破的困境更多。电影鼓励女孩在困境中勇于突破，彼此相助。两个片名异曲同工。

正如刚才所说，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只是未成为公共事件。这是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写剧本和拍摄时，我心里始终装着她们。有人观影后感到强烈的痛感，这是对的，因为我内心同样痛苦，才会如此拍摄。像拍《嘉年华》时，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的求救，但几天后她的声音消失了，这深深触动了我。这次故事里的人我认识，有些见过，有些看过照片，了解她们的故事已有七八年，她们如同我的亲人朋友。我带着强烈的痛感拍摄，讲述这些故事，同时保护她们，避免再次受伤。电影的痛感非常真实，希望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些角落正发生着令人痛心的事，我们能做的是让更多人知晓，减少遗憾。

南都娱乐：如何看待观众说文淇的角色结尾化身蝙蝠侠？

文晏：首先不是蝙蝠侠，应该叫是乌鸦侠。电影中文淇一直吊在威亚上，我们看到她的艰辛。最后她穿上妹妹的红毛衣，姐妹合二为一，她带着妹妹，妹妹激励她面对现实，鼓励她继续人生。站在城墙上的是她和妹妹的新人。这是我的愿景，也是对所有女孩的愿景，她一定能起飞，哪怕化身乌鸦。乌鸦是被污名化两千年的神鸟，在《山海经》中是每天带着太阳日升日落的上古神鸟，古代叫金乌，但今天大部分人认为乌鸦不吉祥。我们应为乌鸦和所有被污名化的女性正名，所以她化身乌鸦侠飞上天空。这是我的心愿，相信所有女孩都能做到。

南都娱乐：刘浩存扮演的田恬穿着件醒目的红色衣服，让人想到《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那个被屠杀的红衣小女孩，请问这一服装设计是否有什么特殊考虑？

文晏：我没那么具体去想。田恬的人生从美好开始，但很快被阴影笼罩，她始终在求生，面临死亡、痛苦和流血，红色是她的颜色，既是生命又是死亡。方笛早早离家，用厚壳包裹自己，她的颜色是冷的，电影中她的片段是冷色调，蓝和黑。我们用两个色系定义两个人物，概括她们的一生，也是电影影像的视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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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题材的处理，警惕概念化

南都娱乐：去年国内出现多部女性题材作品，影迷称之为女性题材觉醒元年，对此你如何评价？国内电影人对女性题材的处理还有哪些突破空间？

文晏：涌现如此多的女性作品真是令人欣喜，大家也能更积极地参与讨论。比起2017年《嘉年华》上映时的氛围，如今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那时，许多人对于女性话题讳莫如深，讨论范围狭窄且缺乏学术支持。如今，女性话题已成为日常讨论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而，在女性题材的处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当我们学会了一些概念，比如避免“男性凝视”，有些人便开始机械地套用这些概念。在最近的采访中，我提到，回顾过去100年的电影史，有许多优秀的男性导演作品，它们以男性为主角进行叙述，这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是否有同等数量的以女性为主角、从女性视角叙述的电影？试想一下，如果将你最喜欢的电影中的男性角色替换为女性，这样的电影你看过吗？你能接受吗？这样的设定成立吗？通过这样的思考，你会发现，令人印象深刻、富有深度的女性角色实在太少了。

作为女性创作者，在创作女性电影时，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规定哪些人物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相反，我们应该尽可能创作出我们熟悉的、多样化的角色类型，避免将女性局限于“男性凝视”下的圣女或蛇蝎美人等刻板印象中，填补这些角色之间的空白。首先，我们需要让女性角色在数量上与男性角色持平，然后再进一步探索。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南都娱乐：你提到要警惕概念化，你的几部作品都有原型人物，这是你规避概念化的创作方法吗？

文晏：对。电影创作必须感性加理性，缺一不可。我的灵感来自具体的人，打动我的人，选演员也是。无论她之前的作品还是照片，有打动我的地方，我才会选她。创作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要上升到理性，在理性和感性间反复调和、检验，这样作品才能感动人，又有理性高度。这是我的创作方法。不要概念先行，概念先行是空洞的。

南都娱乐：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文晏：这几年，包括疫情防控期间，我在开发不同项目，其中有民国时期的故事。我强烈感受到，对现今社会的疑问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回看与我们有点距离的时代，会对当下有强烈感受，甚至对想象未来有帮助。我后面有几个项目，是探讨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王清晨 林经武 实习生 林睿媛

图片：受访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