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的现代人：试图逃离他人，最终却无处可逃

自去年年末以来，“NPD”或“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个词不断成为舆论话题的热点。比如前段时间播出的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引发了收视热潮，网友们纷纷讨论节目中的几位嘉宾是否存在NPD倾向。

大众热议名人是否疑似NPD，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作为一个专业名词，NPD的确诊有严格的专业程序，它在大众语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乃至遭遇污名化，但这种现象本身确实也切合了人们的一种隐秘焦虑：在一个自恋文化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我们热衷于对“自恋”进行诊断与自我诊断。近年来国内的出版市场亦成为这一现象的风向标，从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2013）、简·腾格的《自恋时代》（2017），到近年来的韩炳哲《爱欲之死》（2019）、斋藤环的《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2024），与“自恋”或是“自我”相关的书籍往往都能获得不小的关注。

不过，在我们谈论自恋时，常常如鉴定NPD的网友一样，倾向于将其视作纯粹个人化的情感或者心理问题。但自恋现象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与焦虑，除了因为它日益成为人们频繁体验到的心理现象，还因为它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变迁相关。在这方面，奥地利学者伊索尔德·沙里姆（Isolde Charim）近期翻译为中文版的作品《自恋与服从》提供了许多新的洞见。

通常来说，自恋者给人的印象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恋主义文化》一书中所提及：“把靠个人经验获得的任何真知灼见和价值观都排除在外”，标榜自我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自恋者似乎只爱自己、也只需要爱自己。但在沙里姆看来，这种我们日常意义上的对自恋的理解并不充分，自恋本身内含的矛盾性远比我们想象得多。当Deepseek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正在引发人类越来越严重的主体性焦虑时，我们会意识到这种矛盾性呈现得更为明显。

《自恋与服从》，作者: [奥] 伊索尔德·沙里姆，译者: 桂书杰 等，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月。

自恋者只需要自我之爱吗？

同如今流行的许多当代欧陆哲学家类似，沙里姆的自恋分析起于对思想史的回溯。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类的自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所谓原初自恋的阶段，婴儿时期的人们无法区分自我与世界的差异，他感受到与世界的快乐同一，人是一种“海洋一般的存在”。随着诸如失去母乳喂养等来自外部世界匮乏的降临，人们逐步被驱赶出原初自恋的状态。但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感觉并不会消散，而是会在人们日后成长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持久的召唤，人们会不断渴求着回到这种“海洋感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恋同时作为一种“服从”的面向得以彰显——自恋既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在听从一种召唤。

因此，沙里姆认为，当代社会支撑自恋情结的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成功与共同体。此处的成功也并不仅仅指的是纯粹的个人体验，而是个人实现了一种“理想的自我”。这种实现也常常是在群体中完成的。在群体中，人们通过将自我投身于一个崇高的客体——可以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物品——并将其与自身建立特殊的联系来满足向“海洋感觉”的回归，因此在当代社会中，自恋便常常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在不同文化中的粉丝崇拜现象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沙里姆指出，与传统的军队、宗教等组织不同，在当代形形色色的自恋共同体中，人们实际上仅仅是因为其“自我关联性”而非其权威而与崇拜对象发生关系。在自恋的共同体中，哲学家韩炳哲所谓的“他者的消失”产生了，粉丝看似在爱与崇拜着明星，实则是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一般迷恋着自己。

《他者的消失》，作者: [德]韩炳哲，译者: 吴琼，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与其他一些研究自恋的学者类似，沙里姆从这种自恋文化的发展中发现了当代社会的严重隐患：当群体中的个人在意的仅仅是自我欲望的投射，社会的公共文化与共识便会被碎片化的自恋共同体肢解：“我们对‘我是谁’或‘我是什么’的痴迷达到了顶峰，而唯一的标准就是——我的感受”。这种自恋的道德在当下的身份政治中蔓延开来，它拒绝民族、阶级、政党、生物学的普遍范畴，主张完全回到个人感受和自我确定性，导致的就是基于不同感受的共同体的无限细分。

不过，也正是在自恋逐渐走向极端的时候，它内在的矛盾性开始逐步暴露。如果某种身份和自我认同，必须完全只依靠个体感受，那么这种认同最终就意味着放弃任何与普遍的社会范畴的联系，其实也等于放弃了自我。最终，幻想着只需自我之爱的自恋者对社会性的无限拒绝，反而导致了“对社会性的存在依赖”。于是，自恋的现代人最终会发现，若彻底退回自我，他们终将丧失自我。

18世纪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勒莫因的作品《纳西索斯》（Narcisse）。

“独特性”需要“竞争”来证明吗？

沙里姆在书中对自恋与服从辩证关系的分析，揭示出这种此前并未被我们所觉察到的自恋情结内在的矛盾。而在技术社会——尤其是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之下——这种矛盾也以另外一种面貌得以更具象地呈现出来。

今年年初，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引发使用热潮。3月6日，国内的大模型团队Monica发布了号称“全球首款通用智能体”的Manus，辅助用户完成诸如根据文档生成PPT等线程稍复杂的工作。尽管都被证明尚存诸多缺陷，但继ChatGPT之后，新的大语言模型依然凭借着惊人的文本处理潜力，继续着“人工智能冲击人类劳动岗位”的焦虑。

在精神病学家、哲学家托马斯·福克斯（Thomas Fuchs）看来，人工智能的诞生与人类的集体性自恋息息相关。和沙里姆类似，他认为人类始终都在借助迷恋某种崇拜物释放内心的自恋。而在上帝退场之后，我们通过不断增强技术来创造新的崇拜物，借以缓解内心的空虚，可以说，人工智能是这一过程抵达高峰时的产物：它们以“类人”为最高的质量标准，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极致追求，便是从中辨认出自己的面孔，这亦与纳西索斯的体验相似。福克斯在《自恋抑郁的技术学》（Narcissistic Depressive Technoscience）一文中指出，直至今日，人们对发展人工智能的痴迷，甚至催生了对肉体凡胎的厌弃和对数字永生的渴望。这也间接导致了我们如今对人工智能可能过于强大的恐慌。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作者: [日] 斋藤环，译者: 顾小佳，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人工智能只能处理信息，却无法形成智慧”“人工智能没有心灵”……为抵御这种恐慌，形形色色的“人类独特性”论证开始涌现。然而悖论的是，人们似乎忘记追问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为何必然要以人为参照实现？人类又为何必须在与机器的比较之中证明自身的独特性？正如福克斯警告，人类若想从技术焦虑中挣脱，则必须放弃与机器比较的心理。

在沙里姆的视角中，关注“独特性”也是当代自恋文化的核心部分。借用社会学家莱克维茨的论争，沙里姆指出独特性是一种“内在价值”，追逐独特性应该是“反竞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只属于自己的“赛道”。某种程度上，这才是自恋共同体的原则。然而我们都清楚的是，现实绝非如此。

沙里姆认为，现代社会的自恋文化呈现出一种“客观自恋”的矛盾现象，自恋也被纳入了比较和竞争的范畴。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360度反馈”模型为例，作为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服务类行业的相互评价系统，每个员工的表现被量化为多个指标，其中除了专业技能的评定，还包括诸如友善、外表、人格魅力等相当主观性的内容。在一个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从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数据量化管理织成的网络让每一个人都无处可逃，个体的独特性这种原本认为“反竞争”的内在价值，如今也需要通过排名与指标来衡量。

《自恋时代》，作者: [美] 简·M.腾格 / W.基斯·坎贝尔，译者: 付金涛，后浪｜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那种通过追求独特性超越竞争、免于与他人比较的希望落空了。当我们浏览社交媒体时很容易注意到这点，每一个博主都在塑造着“最独特的自我”，但这种“最独特的自我”却总能让观众隐隐感觉到背后的不松弛与疲惫，屈从于流量法则，它们依然必须参照特定的价值观、美学的模版，并为之焦虑。可以说，每一个现代人都希望能够在追求绝对的独特性中从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中解放出来，达成彻底的孤芳自赏，然而悖论式的“客观自恋”却让这一切落空——人们成为永远无法满足且痛苦着的自恋者。

身份政治以个体感受作为自我认同的最终依托，最终却导致的自我的放弃；个体的独特性，却需要来自他者的目光来证成。沙里姆的研究，展现了自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内在诸多重要的张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这个既是他者亦是镜子的存在面前，这些张力也进一步凸显了。或许正如福克斯所建议，唯有习得一种谦卑，才能让人超越一种在自负与自卑之间来回摆荡的状态：我们必须接纳，人生来或许就是在追求自我的独特与寻求他人的承认之间挣扎的动物，我们也无法不依靠与他人的联结，来寻回真正的内心满足。

撰文/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