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8年，最佳导演更大胆了

2017年，文晏凭借《嘉年华》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电影描绘了一起未成年少女性侵案，这类题材第一次被搬上中国内地的大银幕。上映之际，某三色幼儿园爆出类似事件，舆论场瞬间沸腾。

获奖之后，许多人劝文晏趁热打铁，尽快推出新片，趁势“吃自己的红利”，可她毫无兴趣。至于奖项，她看得极淡，“做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她就这么轻松地消解掉了自己头上的光环。

她不急于回应外界的期待，把节奏拉得很长，很长。时隔8年，文晏导演带着新片《想飞的女孩》归来。

这一次，我们与她聊了聊新片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年，她的创作与思考。

文晏感到有些疲惫。

2月，新片《想飞的女孩》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3月8日，影片正式在国内公映。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采访、对谈和邀约，她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

交谈间，她的声音略带沙哑，却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语调，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电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与真相？

2018年，文晏来到重庆采风，听到了在朝天门码头，一批做服装生意的商人的故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是最早下海经商的一批人，生意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运作。他们从广州进货，在自家小作坊加工服装，再带到重庆朝天门市场售卖。

那个年代，做生意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像一群“赌徒”，在变革的浪潮中搏命前行。

文晏听到了许多疯狂的故事：有人倾尽所有，最终血本无归；也有人一夜暴富，命运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些故事让她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躁动，也成为了《想飞的女孩》最初灵感来源。

《想飞的女孩》剧照

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文晏翻阅了许多那个年代的家庭老照片。除了色彩斑斓的时装，照片里的孩子们让她印象深刻：

有涂着口红、烫着头发的小女孩，她们为自家生意充当模特；有几岁的孩子站在凳子上，在喧闹的市场中帮妈妈叫卖；有些孩子趴在布料堆上沉沉睡去……

这些孩子们遵循“丛林法则”，野蛮生长。

他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父母忙于生意，陪伴的时间有限，他们早早接触社会，被迫学会独立，也早早萌生了逃离的念头。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最亲近的伙伴往往是表兄弟姐妹。

最终，文晏决定将焦点放在一对表姐妹身上，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勾勒出那段独特而动荡的岁月。

柏林电影节入围海报

在《想飞的女孩》中，文淇和刘浩存分别饰演了姐姐方笛和妹妹田恬，她们从小一起长大。

方笛的妈妈经营着一家服装厂，原本家境尚可，但是田恬的爸爸深陷毒瘾，不断地利用女儿四处要钱，将这个家拖入深渊。

成年后的方笛，迫不及待地逃离家庭，成为一名武打替身演员，在片场摸爬滚打，勉强谋生。

田恬则留在老家，被命运牢牢束缚。未成年便怀孕生子，成为单亲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她终于鼓起勇气举报了以贩养吸的父亲，却因此成为贩毒团伙的眼中钉，危机四伏。

走投无路之际，她再次找到已断绝联系五年的表姐。

《想飞的女孩》刘浩存剧照

选角过程很顺利。当文淇和刘浩存读完剧本后，她们恰好都选择了文晏希望她们演的角色。

刘浩存身上同时具备脆弱与坚韧的气质，以及隐隐透出的一丝叛逆感，让文晏看到了田恬的影子。田恬的一生短暂却跌宕起伏，命运如浮萍般漂泊，不仅要承受单身母亲的艰辛，还要在戒毒的泥沼中挣扎求生。

为了贴近角色，刘浩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她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甚至琢磨她们走路的姿势、抱孩子的动作。拍摄初期，她沉浸在角色中，很少与旁人交谈，全身心投入到田恬的世界里。

片中饰演方笛母亲的彭静，同时也是剧组里所有演员的重庆话老师。为了精准掌握这门方言，刘浩存录下彭静的声音，反复听，每天重复200遍以上台词。

刘浩存学习重庆话。来自彭静微博

相比之下，方笛这个角色则需要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她的性格刚烈，是个有担当、会照顾人的姐姐。

最初，文晏希望找到一位“年长版的文淇”，但未能如愿。后来她想，当年12岁的文淇能在《嘉年华》中饰演16岁的少女，那么如今20岁的她，或许也能演绎27岁的方笛。

在文晏的建议下，文淇观看了大量由不同年龄段女演员主演的优秀电影，从中观察、学习成年女性的特质。电影开机后，她不负众望，呈现出了沉稳成熟的姐姐气质，完美契合了方笛的形象。

《想飞的女孩》文淇剧照

当《想飞的女孩》入围柏林电影节的消息传来，媒体们以为文晏会很高兴，然而，她那一瞬间想到的是：“天呐，我的后期得赶紧完成。”

柏林电影节首映当天，文晏的一位老朋友，波兰传奇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专程从华沙赶来。

这位资深导演在近两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神情专注，目光紧锁银幕。全程没有靠在椅背上，一直保持前倾姿势，认真观看影片。

映后，老导演对影片赞不绝口。“这部电影如此丰富，以如此新颖、富有冲击力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融在个体的抗争故事中。”

来自前辈的肯定，给予了文晏极大的鼓励。

对于文晏而言，成为导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初，她与人合写了一部古代题材的剧本，但因种种原因，项目未能落地。彼时，刁亦男导演正为《夜车》寻觅投资，两年间屡屡碰壁。最终，他找到了文晏，邀请她担任该片的制片人。

文晏原本并未计划涉足制片，但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做了制片人，就能完整经历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从头到尾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

与传统制片人不同，文晏不仅负责协调融资，还深度介入创作。她与导演一起讨论剧本、参与剪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建议。

2007年，《夜车》入围戛纳电影节，收获不俗口碑。此后，她与尹丽川、杨荔钠等女性电影人合作，先后担任《牛郎织女》《春梦》的制片工作。帮助她们寻找适合的国外投资方，将作品推向国际舞台。

完成第四部电影《白日焰火》的制片工作后，文晏觉得自己需要停下来。“当时我就在想，这艘船怎么上了就不下来了？如果再不停下来，我可能永远没办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白日焰火》

2013年，她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水印街》，亲自编剧并执导，成功入围威尼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赢得了业界认可。

2014年，她担任制片的《白日焰火》一举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国内上映后突破亿元票房，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华语电影之一。

《白日焰火》的成功，也成为文晏告别制片人身份的节点。她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第二部长片《嘉年华》。

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晏不断看到未成年被性侵的新闻。她发现，这类案件总是引发一阵愤怒，随后在舆论的起伏中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最终不了了之。

“为什么这些声音会消失？”她困惑、愤怒，也深感无力。受害者在绝望中寻求帮助，却无人回应。正是这种窒息感，促使她决定拍摄《嘉年华》。

她想用电影，对抗现实的无力。

《嘉年华》海报

剧本打磨了一年。为了收集素材，文晏拜访了多位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

她发现，即便是大城市，针对受害者的心理辅导资源也极为匮乏。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围人的偏见和误解，甚至来自家人的冷漠与责备，往往给孩子们带来二次伤害。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被压得透不过气，常常睡不着觉。

《嘉年华》的故事并不复杂，却直指人心：

12岁的小文与好友新新在一家酒店遭遇性侵，施暴者竟是新新口中的“干爹”，当地一位手握重权的商会会长。

与此同时，16岁的小米在酒店打工，通过监控画面，目睹了男人将女孩推进房间的整个过程。然而，作为一名非法劳工，她选择了沉默。

《嘉年华》剧照

影片用15分钟交代了整起事件，随后的篇幅，文晏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受害者的家庭和整个社会，究竟做了些什么？

得知女儿的遭遇，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而是一记狠狠的耳光。随后，她撕碎了小文的花裙子，边撕边怒骂：“让你穿得不三不四！”一气之下，她甚至剪掉了小文的长发。

审讯同样令人窒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反复盘问小文，逼迫她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被侵犯的经过。这种冷漠而机械的审问方式，无异于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更荒诞的是医院的体检结果。第一次检查，医生宣布两个女孩“失贞”；第二次，医院请来专家会诊。专家们围着小文的身体仔细查看，最终向媒体宣布：小文的身体完好无损。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一部沉重的电影，却有一个热闹的名字。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时代，每天都在狂欢，从一个派对赶到另一个派对，表面光鲜亮丽。但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些光鲜背后的故事？”

2017年，《嘉年华》在国内上映，并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巧合的是，几乎与金马奖同步，红黄蓝幼儿园爆出类似事件，舆论场瞬间沸腾。

这是文晏真正走入公众视野的一年。一路以来，无论是做制片，还是做导演，她的作品屡获佳绩。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她坦言，“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尽可能做到最好。”

从《嘉年华》到《想飞的女孩》，整整八年过去了。

这八年间，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人走进了公众视野，而在这股浪潮中，文晏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文晏反复强调，《想飞的女孩》她讲述的是“两个女英雄的故事”。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她自己也是一位女英雄——用镜头书写女性的故事。

2017年，文晏作为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的女导演出席。当时，媒体纷纷询问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导演，有何感想。

“即便在2017年，社会上仍然很少有人讨论女性身份和相关问题。”她回忆道，“拍《嘉年华》做调研时，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非常少。当时，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成长过程中，文晏感受了许多令她不解的规训。“女生不适合学理科；女生到了中学后，学习跟不上；女孩子太厉害了，将来嫁不出去……” 各种各样的说法，在女性的成长中无孔不入。

文晏与演员在柏林电影节

在《嘉年华》中，梦露雕像贯穿始终。

最初构思剧本时，文晏偶然看到一则新闻：广西某小城曾建起一座号称世界最高的梦露像，半年后，却因“裙摆过高”而被拆除。

在影片中，这座雕像的命运如同现实：起初，它被贴满小广告，最终，被拆除、弃置于垃圾场。

为什么时至今日，“梦露”仍难逃这样的命运？这背后暗含着社会如何看待女性身体的偏见。

《嘉年华》里，梦露雕像被拆除

而在新片《想飞的女孩》中，乌鸦作为一种隐喻反复出现。

文晏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个女孩，她将自己比作乌鸦。女孩认为自己生于一个“不吉利”的家庭，她将自己视为不受欢迎、毫无出息的存在。

尽管文晏觉得，每个经历不幸的家庭都有过温暖的瞬间，但女孩痛苦的自我否定，仍然深深刺痛了她。

《山海经》中记载，乌鸦是吉祥之鸟，被称为“金乌”，它每日驾驭太阳的马车，引领日出日落，在阳光下羽毛泛着金光。然而，随着时间流转，乌鸦的象征从吉祥逐渐转变为不祥，成为厄运的象征。

在文晏看来，乌鸦地位的变化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境遇颇为相似。

在最早的人类社会，女性被视为“大地之母”，孕育生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在父权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被不断贬低，甚至被赋予某种“不吉利”的意味。比如，女性在经期不得进入寺庙，否则被视为对神明的不敬；女性在剧组里不可以坐镜头箱，不然对焦会不准。

“女性一直在给予和贡献，一直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着生命。本来应该作为一个吉祥的美好的存在，但是却在很多地方被污名化。”她的语气里带有一丝不忿。

《想飞的女孩》海报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形象，在文晏的作品里被细腻地刻画。

“男性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男性世界。”文晏说，“我希望更多女性导演能站出来创作，把有趣的、有力量的、鲜明的女性形象带上银幕。让年轻一代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失衡的。”

她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的困惑——银幕上充满了丰富多元的男性形象，寻找男性榜样轻而易举，而女性榜样却寥寥无几。

她希望，为后来的女孩们创造足够多的女性参照，让她们知道，世界上有无数种女性可以成为的样子。

年轻时，文晏也曾追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随着青春期迷茫的褪去，她逐渐意识到，“人生，就是去努力做想做的事情。”她相信，只要进度条在不断推进，焦虑、压力、迷茫这些时代病，自然便会减少。

她总是一副淡淡的样子。2017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后，许多人劝她趁热打铁，尽快推出新片，趁势“吃自己的红利”。可她毫无兴趣，“重复自己是不可取的，重复他人就更不可取。”

至于奖项带来的光环，她更是看得极淡。“能凭它干嘛呢？” 她顿了顿，“做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想飞的女孩》演员合照

大部分时间里，文晏都保持着十足的平静。但聊到喜欢的电影时，她的言语间透着兴奋与敬意。

她讲达内兄弟，如何以最精准的小的视角去辐射出很大的社会问题；

她钦佩罗伯特·奥尔特曼完全跳脱了好莱坞体系中的商业化套路，作品不仅风格鲜明，还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变迁；

费里尼的《八部半》和《甜蜜的生活》展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的繁华与梦幻；而罗西里尼和德西卡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则聚焦于战后意大利的残破与挣扎。

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和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更是让她看到了女性导演如何用独特的视角去表达世界。

《想飞的女孩》彭静剧照

文晏形容自己是个十足的内向者。在影视圈的名利场下，她对社交没什么兴趣。闲暇时，她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

“如果完全遵从自己的性格，我最理想的状态是独自工作。我喜欢写东西，喜欢安静地做事。其实，我并不擅长与人打交道。”

可导演这份职业，注定离不开人与人的碰撞。她的方式很简单：真诚待人。

“每一次工作，都是一次自动的筛选过程。那些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会成为我长期的合作伙伴。彼此真诚，相处起来便没有什么困难。”

《想飞的女孩》彭静与张宥浩工作照 来自彭静微博

在高度娱乐化的时代，严肃和理智变得格外艰难。

然而，文晏有着老派的浪漫与执着，她有一股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敢于用电影探讨社会现实问题。“我的一生，都在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她的声音很轻，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忽视的重量。

她身上透着一种学究气质，温柔而有力量。“人应该有同理心，我们如果在意这个世界，在意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那就得去看见别人，去看见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目睹不公，看到那些被忽视的问题，文晏无法无动于衷。幸运的是，电影，成为了她的表达出口。

“能做一点就算一点呗？”她笑了笑，“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