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遗物，顾二娘的脚尖：隐秘的物质往事

南宋名将岳飞有一方名砚，上刻铭文：“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这句砚铭取自《论语》，意思是，砚受打磨也不会变薄，被涂染也不会变黑，也就是说，意志坚定的人不会受险恶的环境影响，这表明了其主人坚贞不屈的气节。

岳飞被害后，这方小小的砚在人间流传，几度易主，后来辗转于抗元名臣谢枋得和文天祥手中，将"持坚守白，不磷不缁"的信念传播到风雨飘摇的南宋末世。

《易经》中有个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命题，叫做“道”与“器”。

道，无形为形上，寓于器之中；器，有形为形下，是道的体现。

若是以“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举例，四者皆是书写、作画的工具，是为“器”；同时，文房四宝也寄托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是为“道”。

砚，往往是文房四宝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物，可终其一生相随，可传百世而不朽。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

1

中国历史上许多耳熟能详的事物，都有神话般的起源，比如说，古籍记载了神农辨药尝百草，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仓颉发明文字，奚仲创造出第一辆车。

作家约瑟夫·坎贝尔说：“传说中的英雄通常是某种事物的创造者。”这是一种英雄史观。人类早期的历史记载，常将一系列发明创造集中于少数几位英雄人物身上，使英雄们成为“发明大王”，从而让人们对这些英雄产生更深的敬畏之情。

砚也是如此。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载：“黄帝得一玉钮，始制为墨海，曰‘帝鸿氏之砚’。”

“墨海”是砚的雅称之一。

自古以来，爱砚之人给砚取了各种雅号。唐朝文嵩以物拟人，称砚为“即墨侯”；唐代的韩愈爱用瓦砚，称其为“陶泓”；宋代苏轼用他一代仙才的文笔，称砚为“万石君”；宋代的另一位文人戴复古认为，文人以文墨为生计，因此将砚台比作田地，称之为“砚田”。

上述关于黄帝与砚的史料说，黄帝曾经获得一块玉石，将它琢成砚，并刻上“帝鸿氏之砚”五个字。这块玉砚因此成为传说中最早的一方砚。史籍中记载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本身就是一位拥有神性的统治者，这是受英雄史观影响而形成的记载。

由此可见，这一古老的器物从诞生起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第一块砚究竟是何人所作，早已无从得知。

但从考古资料可以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时期，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砚的雏形。

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学会使用粮食研磨器。后来，他们又用类似的研磨器来研磨天然颜料，用于作画和标记。

1980年出土的陕西西安姜寨遗址新石器时期文物中，曾发现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其中有一块距今5000多年的石砚。

这个石砚砚心微凹，先民们可借助磨杵研磨颜料，再用来绘画。他们或在岩壁上涂抹最原始的色彩，或在彩陶上装饰日常的生活用品，留下最初的书画记忆。可以说，中国的砚就像中国的书画相辅相成，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汉代，中国古砚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

这一时期的砚性质比较简单，除了砚台外，一般配有砚石和砚杵，用于研磨。因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天然墨，包括红、黄色的土块、黑色的煤以及墨丸，这种块状或丸状的墨质地较硬，需要用砚杵在砚台上仔细研磨才能使墨溶解于液体之中，形成书写的染料。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方书写用的石砚，上面还留有墨迹。此砚以鹅卵石加工而成，上无雕刻文饰，无凹形墨池，还带有一块用于研墨的石头。这就是秦汉以前砚的典型形制。

不知当年是谁用它研墨，沾染滴滴墨迹，穿越历史的长河，留下砚的演变足迹。

2

汉代的砚造型简约质朴，在材质上，除了石砚外，还有陶砚、铜砚、漆砚、玉砚等。

所谓的“砚”，是从“研”字演变而来，因此，不见得都是石制。汉代刘熙《释名》中解释道：“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在形制上，汉代砚出现了一种“三足砚”。由于汉朝敬天、奉神、事鬼的风气仍然兴盛，很多器物仿造青铜礼器，采用三足的造型，而朝廷主持制造的官砚更是带有“神风、雄风”的神秘主义色彩。

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开始实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尽管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采用“敬天地，远鬼神”的态度对待神鬼之事，但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推销儒家理论时，提出了天人感应等理论，将神权与君权形成一体。

在董仲舒的观点中，人君为政要实行德政，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

汉武帝十分推崇这一套，而儒家的礼乐制度也融入到砚的形制中，汉代的三足砚带有青铜礼器的特征，承载着礼乐制度，如同一种神器，带来一种御人、吓人的感受。此外，有学者认为这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书案低矮也有关系，高足椅普及后，足形砚才逐渐减少。

这一时期，砚逐渐完成由研磨器到书写用砚的过渡，成为专门用于书写的工具。

直到汉代早期，很多砚还带有用于研墨的砚杵，这些砚杵多为自然石块，有的饰有龙、凤、熊等祥瑞图案。到了汉末，这些砚杵却消失了。

除了发明造纸术外，汉代还出现了以松烟（松木燃烧后所凝之黑灰）为主要原料的人工手捏墨，这种墨使用便捷，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不用再借助笨重的砚杵。于是，砚杵经过从史前、三代再到秦汉的漫长发展，至此走向消隐，砚也逐渐变成了我们熟知的模样。

如今，常见的砚由砚堂、砚边、砚侧、砚池、砚岗、砚额、砚背、砚面八部分组成，基本用途是用于研磨、盛放墨汁以及“掭笔”。

砚堂，俗称“砚心”，是砚的核心部分，位于砚的中心研墨处，此处石质的好坏决定着砚的品质高低。汉学家高罗佩考证道，如果磨墨的过程中，墨锭容易打滑，不能附着于砚上，人们会说这块砚有点“滑”，反之就会说这块砚太“乏”。

砚边，也叫“砚唇”，位于砚堂周围略高的内侧边缘处。

砚侧，也叫“砚旁”，是砚外部的四周侧面，人们可在其上面镌刻砚铭。

砚池，也叫“砚湖”，位于砚的前端或周围，是被墨汁浸润的凹坑。

砚岗，即砚堂中间稍高的部分，由此处向四周渐低，作用是使磨墨时墨汁可以流向低处的砚池。

砚额，又称“砚首”，位于砚的上半部分，是提高观赏价值的部位，可用来雕刻纹饰。

砚面，即砚的上表面的总称。与之相反的，砚背则是砚的背面。

如此一来，一方完整的砚就呈现在世人面前。创作书画时，先用墨磨制出符合要求的墨汁，之后用毛笔蘸上墨汁后，在砚台上轻轻地理顺笔毛，除去多余的墨汁，这个动作就叫“掭笔”。

3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足支撑的足形砚进一步盛行。随着南方青瓷的兴起，青瓷砚也应运而生，此外，石雕砚、金属砚也多了起来，如宋代米芾《砚史》中说的“十蹄圆足砚”、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的“青铁砚”，都是当时的名砚。

到了隋唐大一统的时代，国力强盛，名家辈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砚作为一种物质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历史上的“四大名砚”也出现于这一时期。

相传，唐代有个叫徐晦的书生进京赶考，途径今山东沂南县一带，偶然得到一片质地润滑的奇石，敲击石块还能发出清脆的声音，于是就将这块石头磨成砚台，然后带着这方砚进京。

到了考场上，正值严冬时节，其他考生砚台中的墨都结成薄冰，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拼命对着砚吹气，写几句就得停下笔，唯有徐晦砚中的墨没有结冰，只见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成后墨迹润泽，鲜艳夺目。监考官不禁为之称奇。

徐晦后来官居高位，他的此番奇遇也被流传下来，而这方砚也被称为“徐公砚”，现在山东沂南县的徐公庄仍盛产此砚，是历代文人的珍爱之物，也是鲁砚的代表。

唐代，根据材质的不同，形成了端石、歙石、洮石、红丝石四大砚材，分别对应今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砚以及山东的鲁砚。其中，鲁砚后来被山西新绛县的澄泥砚取代，退出了“四大名砚”之列。

但在唐代，鲁砚可是“四大名砚”中的佼佼者，尤其以红丝石砚极富盛名。《博物志》中说：“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

红丝石砚带有天然的纹理和色彩，色泽明艳，独具匠心，且材料极不易得，多分布于青州府一带，包括今益都县和临眗县，但宋代以后，红丝石资源日渐稀少，难觅踪迹，红丝石砚几乎绝迹，鲁砚也不得不让出自己多年来的四大名砚席位。

有唐一代，除了鲁砚之外，远在岭南的端砚也开始崭露头角。

端砚产于古代的端州（今广东肇庆）端溪沿岸的羚羊峡，其石料“质刚而柔”“细润如玉”，石料所在的沉积矿床已经历经4亿年的演变过程，但开采十分艰难，几乎只能靠人工开坑采石。

为了采得制造端砚的材料，古时候的采石人往往需要利用气候寒冷的枯水季节，赤身进入七八十厘米宽的坑洞采石，他们为了微薄的收入，佝偻着身躯，清除坑洞内的积水，将端石一块块运出洞外。后来，宋代的苏轼在一方端砚上刻有铭文：“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说的就是采石人的艰辛困苦。

唐初，端州最早开采端石的是龙岩，后来人们发现端溪下岩（水岩）砚石的材质更好，才转而从下岩取石。端砚的颜色、纹饰多种多样，有的石纹如白色鱼脑，称为鱼脑冻；有的大小青黑斑点相互点缀，称为青花；还有的石纹如蕉叶初展，称为蕉叶白……

端砚从五岭之南的端溪流出世间后，渐渐称为名砚中的佳品，与无数知名文人为伴，至今仍是备受推崇的珍宝。

与端砚齐名的，有歙砚。

唐代，在今江西婺源县一带，一名猎人在追赶野兽时，闯进了人迹罕至的龙尾山。猎人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头质地细腻、光洁如玉，敲击后发出玉石撞击声，是上好的制砚材料，于是取下一块回家，打磨成一方砚，邻里乡亲看到后都啧啧称奇，猎人一家便将此石献给当地县令。

猎人的奇遇从此广为人知，龙尾山出奇石的消息也流传开来。由于龙尾山从唐代到北宋一直属歙州管辖，所以龙尾砚也被称为“歙砚”。

唐代流传下来的歙砚不多，却是历代文人心中向往的精品，尤其是到了五代十国南唐统治期间，歙砚被文人皇帝成功“带货”，身价再涨一波。

南唐的皇帝李璟在位时，爱好文学，经常与大臣饮宴赋诗，非常喜欢珍藏文玩，于是，歙州的官员投其所好，为他进献了一块歙砚。此砚颜色、石质堪称一绝，李璟得到后爱不释手。之后，李璟在歙州召集能工巧匠，每月发放俸禄，任命他们专门为朝廷制砚。

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歙砚更是闻名遐迩。李煜曾写道：“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李后主词中的那些名句，不知道有多少是用歙砚写成的。

唐朝，洮州的洮河沿岸也生产名砚，称为“洮河砚”，简称“洮砚”。《洞天清禄集》记载，“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

洮石，也称老坑石，产于甘肃岷县到卓尼县境内的洮河峡谷中，有绿、紫两大色相品类。洮石终年被水侵蚀，石质细腻润泽，肤理自然，发墨又细又快，可与端溪下岩的史料相媲美，最初却不过是用作磨刀剑的砺石，后来才被制成砚，走进了文人的书房，成为千余年来备受追捧的珍品。

前面提到的四种名砚都是石砚，而产自山西的澄泥砚，顾名思义，是一种用泥制成的砚，其工艺是在陶瓷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澄泥砚起源于秦汉时期的砖瓦，最初采用千年沉淀的黄河渍泥烧制。后来，居住于汾河沿岸的老百姓，用一种特制的双层绢袋沉入汾河中。河水中的泥沙流入绢袋中，经过第一层绢袋过滤后，沉入第二层绢袋的就是“澄泥”。

人们将收集到的细泥存放起来，作为制砚的原料，经过筛选、澄清然后晾干，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水和铅化合物进行揉搓，捏出砚台状，入炉烧制，控制火候。由于原料、烧制方法等不同，澄泥砚可分为鳝鱼黄、蟹壳青、玫瑰紫等多种颜色。

到了唐代，澄泥砚的制作技艺已十分流行。宋代以后，这一制作手法又从山西传播到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

唐代，名砚层出不穷，砚成为高人逸士的追求，也象征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雅气质。

有个贤士叫李愿，曾隐居于太行山麓的盘谷寺中，与老僧为友，得到当时朝中文士的交口称赞。大臣韩愈一向敬仰李愿的贤名，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并赠予他一方砚，为他挥毫写下一篇《送李愿归盘谷序》。

李愿归隐多年后，临终前将韩愈赠送的砚交给寺中老僧保管，老僧将此砚视为镇寺之宝，秘不示人。

唐朝灭亡后，军阀石敬瑭为了附庸风雅，派部下李彦到盘谷寺索取此砚。盘谷寺的僧人闻讯后，携带着砚从后山逃去。半路上，僧侣急中生智，将砚藏于山石之中，并以旁边一棵树枝歪扭的柏树作为记号。

石敬瑭的部下没有得到这方宝砚，只好悻悻而归，走之前纵火焚寺，大肆破坏。僧人归来后，本来想把砚寻回来，却发现满山翠柏尽成扭枝，宝砚隐藏山中，再也找寻不到。

一方名砚，在唐末五代的战火中，就此销声匿迹，而砚也逐渐进入了宋朝的风雅时代。

4

宋砚与元砚呈现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宋代的砚雅致端庄，元代的砚形制朴拙。

宋砚在形制上继承了唐代砚型，总体趋势以实用为主，常见的“凤字砚”演变为体轻且稳的造型，称为“抄手砚”。

这种砚砚首一段略窄，一般为砚池所在，砚尾一端略阔，砚底两侧及后端留边，使砚底抬高，放置桌面时，砚底与桌面自然形成前端高后端低的空间，手可从前端伸入砚底将砚台捧起，十分方便，这就是所谓“抄手”。

除了抄手砚之外，宋砚还有椭圆形仿照龙凤、鹦鹉等图案的砚、利用古朴的秦砖汉瓦制作的砚、不加人工雕琢的随形砚等。随着制砚技术的发展，宋砚的品式、质地、雕刻工艺等都别具一格，还出现了米芾《砚史》、苏易简《文房四谱》等专门研究砚的理论著作。

宋代的书画家米芾，爱好广泛，尤其喜好奇石，平时遇石称兄，酷爱藏砚，自称砚和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人送外号“米癫”（或作“米颠”）。其书法潇洒奔放，而又严于法度，被苏东坡盛赞为“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说起米芾的石癖，有一个“米癫拜石”的故事。

米芾当年在淮南道的无为军中任职时，见州衙处竖立的一块石头造型奇特，于是命令手下取来自己的官服与上朝用的笏板，穿戴整齐后，对着这块石头就是一拜，并称石头为“石丈”。

有好事者得知此事后议论纷纷，同僚们也把此事当成笑话来看。有人问米芾是否确有其事，米芾倒是很幽默，说，我哪有朝拜石头，只是作揖而已。

在米芾看来，石头虽无知，却是干净的天然之物，比很多人肮脏的内心还要胜过数倍。

米芾爱石，自然也爱砚。《志林》记载，有次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后来得到南唐后主李煜用过的名砚，更是茶饭不思，整宿没睡。

宋徽宗在位时，有一次与宰相蔡京讨论书法，命时任书学博士的米芾前来，当场书写一幅大屏，并允许他使用自己平时用的皇家御砚。

米芾到后，见桌上摆着皇家珍藏的笔墨纸砚，当即挥毫泼墨，写成了一幅新作，完事后却捧着这方用过的砚说：“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意思是，这方砚已经被臣用过，被“污染”了，不配再供皇帝使用了。

宋徽宗当然知道米芾心里打着什么算盘，不禁大笑，只好将这方砚赏赐给了米芾。

米芾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刻就抱着砚往外跑，生怕宋徽宗反悔，墨水都沾染上他的衣服，他也全然不在乎，走起路来大摇大摆。

宋徽宗看着米芾远去的背影，感慨他为得名砚把心思表露无疑，便转身对蔡京说：“米癫真是名不虚传啊！”

5

古人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傍。”

与米芾同为宋四家之一的苏轼也是爱砚如痴的名人。

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在给友人的信中作诗道：“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他以砚为田，以此来自况生计，也将自己刚正不阿的作风寄托于那一方方墨尽干枯的砚台中。

苏轼一生藏砚无数，每次看到心仪的砚，都爱不释手，甚至想方设法得到它，作为自己的收藏。

据载，苏轼曾有一把价值不菲的古铜宝剑，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用心擦拭。

有一次，苏轼去见大理正张近，看到其家中藏有一方“龙尾子石砚”，是歙砚中的上乘佳砚。这方砚呈紫色卵石状，润泽如玉，石上的纹理世所罕见，敲击时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使用时即便是在寒冷的天气也储墨不干。

苏轼知道名砚得来不易，就提出要用宝剑换张近的砚。

张近对苏轼的文才钦佩不已，不愿收下他的宝剑，只将砚送给了苏轼。苏轼感到过意不去，才坚持把心爱的古铜宝剑留下。

第二日，苏轼想起此事，仍然喜形于色，不禁感叹地说：“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言语中还有几分意思是在反省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

苏东坡一生遍访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等名砚佳作，都被他收入囊中，他本人还时常握刀雕刻，留下多篇别开生面的砚铭。

尽管大半生遭受挫折，但苏轼的砚铭，就像他的诗文词章一样，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无论生平如何不得意，他都不会随波逐流、自暴自弃。正如苏轼在赠送儿子的一方歙砚上所刻的：“皎皎穿云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点黝，忠义老研磨。伟节何须怒，宽饶要少和。吾衰安用此，寄与小东坡。”

苏轼晚年时，有一次在南方见到了同样爱砚的米芾，二人兴趣相投，无话不谈。

米芾顺手将自己包裹中的紫金石砚取出，与苏轼一同鉴赏。当时苏轼已经病重，他拿过来一看，见此砚果然是鲁砚中的精品。由于宋代鲁砚石料日渐枯竭，这方砚更加罕见。

苏轼向米芾提出将此砚借给自己几天，米芾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后，苏轼在常州病逝。苏轼病危时，几度欲将此砚带入墓中作为陪葬，但最后想起与米芾的约定，还是物归原主。

苏东坡爱砚如命，可见一斑。

在当时，名砚也是财富的象征。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在南迁途中，为了躲避战乱而乘船逃难，宋朝宫廷中珍藏的砚台也被随船带走。宋高宗一行人随风飘荡，惊恐不安，多次将所带的名贵砚台丢入海中。从那之后，东南沿海的渔民偶尔会打捞到这些名砚。

据清代《韵石斋笔谈》记载，直到南宋灭亡，还有很多人在闽粤之地，发现这些南宋时的名砚。

砚的珍贵，更体现在其主人的气节上。

前文说到，名将岳飞有一方端砚，上书“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岳飞一生戎马倥偬，在北上抗金的战场上立下不朽功勋，却因遭到宋高宗猜忌，与朝中主和派立场不一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最终含冤而死。

岳飞被害后，他的砚铭与英名流传于世间。岳飞死后百年，南宋抗元名臣谢枋得机缘巧合下得到这方端砚，在砚背面刻下一行字：“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

谢枋得为官嫉恶如仇，被权臣打压后，仍组织民兵抗元，甚至在宋亡之后，仍拒绝降元，后逃亡福建，以卖卜教书度日。元朝几次派人来诱降，谢枋得都严词拒绝，并写《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

于是，元朝为了利用谢枋得的文名，强迫他北上大都。谢枋得宁死不屈，从出发北上开始就绝食抗争，最后以死殉国。

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谢枋得将岳飞的砚赠给昔日的同科进士文天祥，希望文天祥勿忘岳王之志。

文天祥如获至宝，又在砚之左右刻铭文纪念：“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即谢枋得）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

一方正气砚，在百年间得到了三位忠臣义士刻铭，堪称传奇，世间罕见。

后来，文天祥胸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义，以死明志，被元朝杀害。

这方宝砚辗转漂泊，到明清时被董其昌、朱彝尊等名家收藏，后来不知何故，再次现身集市，先后被东阳县令陈海楼与福建晋江人吴鲁所得。

吴鲁生在晚清，一生忧国忧民，也继承了砚铭上的浩然正气。八国联军侵华时，吴鲁挺身而出，带兵奋起抗战，他振臂高呼：“毋效楚囚相对泣，拔剑收取旧山河！”

尽管吴鲁的抗争也如这方砚之前主人的经历一样无可奈何，但这方砚的精神终究传承下来。吴鲁去世后，这方砚被珍藏于其家乡的书斋，上世纪60年代，吴家遭袭，许多文物散失，岳飞正气砚从此不知所踪。

宋砚之雅趣，在文人武将的辛苦遭逢中一脉相承。

到了元代，元砚在形式上基本延续了宋砚，但更显粗犷和朴拙。为了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元砚还增加了一些设置，如石暖砚、铜暖砚等，在砚台下留有空间，以便添加炭火，避免墨汁结冰，这是适应北方严寒气候的设计，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喜爱。

6

明清时期，砚在崇尚石质和工艺上更上一层楼，既反映了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也使砚从朴素的实用品转变为精美的艺术品，藏砚风气盛行一时，影响至今。

清代，浙江海宁有一个叫查小山的“土豪”，由衷喜爱藏砚。他继承祖上基业，历经几十年的时间积累，花费巨资收购了无数名砚，藏于豪宅之中。查家极盛之时，查小山被称为“查三膘子”，不仅家中藏有名砚，还蓄养了十二名绝色婢女，分别以春、夏、秋、冬命名，三女穿汉服，三女穿满服，三女穿男装，还有三女穿尼装。

后来，查小山卷入盐商舞弊案，被罚以巨资保命，晚年家道中落，经济拮据。查小山走投无路，只好取出藏砚抵押，换得一批银两。换得钱财后，查小山不忘穷奢极欲的本性，将千两银子放在车上疾驰而出，花天酒地，一天之内就把千两银子挥霍干净。

回家后，查小山想到赎回砚台遥遥无期，竟然放声大哭，随后又狂笑不止，说：“千古之能散财者当以我查小山为第一人啊！”

查小山这样荒诞不经的行为当然让人唾弃，但从中可以看到，其家传名砚的贵重。

清代是制砚的辉煌时期，砚材种类繁多，形制五花八门，砚雕精细华丽，有仿古制的瓦当砚、凤字砚、辟雍砚等，也有新创的梅花砚、八卦砚、蟠桃砚、瀑布砚等。

在砚石的发掘上也有新的突破，如端砚中的白端，色泽洁白如脂；有湖南浏阳的菊花石，其石花状如白菊，由中生代生物化石形成；还有康熙年间开掘的松花江石，石色青绿幼嫩，因产自清朝“龙兴之地”，长期为皇家专用。

北京故宫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其中有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的小书房，“三希”即“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意，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这是皇帝的自我勉励。

三希堂不仅用于收藏乾隆皇帝最为珍视的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是他本人修身养性、吟诗作画的地方，乾隆在这里终日与笔墨纸砚相伴，其中也少不了端砚、歙砚等名砚。

乾隆本人最爱的是产自吉林松花江畔的松花石砚，他在《钦定西清砚谱》中点评道，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看来，即便是皇帝，也比较中意老家的特产。

此外，浙江的越砚、山东的龟石砚、台湾的螺溪砚等，也在清代得到开发，如百花齐放，制砚名家集聚于苏、浙、皖、粤各省，涌现了吴门顾二娘、浙江朱善旗、扬州卢葵生等制砚名匠。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颇有名气的藏砚家，号称“十砚老人”的福建永福人黄任。

黄任一生只做过知县之类的小官，却将一生积蓄用于藏砚，晚年罢官而归，船上所载只有他大半生节衣缩食购买的良砚百余台以及精心挑选的砚石。

罢归乡里后，黄任从自己多年来的收藏中选出自己最得意的十块砚石，取了美无度、古砚轩、十二星、天然、生春红、著述、风月、写裙、青花、蕉石等名字，并遍访名家，将其制成砚。

据说，黄任爱砚，白天坐卧书房，抚摸把玩，到了晚上，又让他的妻子把这些名砚抱到床上同枕而眠，这是因为他迷信如此一来，砚可吸收女子的阴气，变得更加润滑。

当有友人来访，看到黄任“家居事贫，赁居委巷”，只有美砚相伴时，就问他在外为官多年，为何如此清贫？

黄任笑道，我并不贫困啊，清风明月都是我的，还有多方名砚相伴呢！

他爱砚如痴如醉，晚年贫病交加，病故后名砚被他人所得，流传世间。

据说，黄任的“十砚”多为苏州名匠顾二娘所琢制，其中他最为珍爱的一枚青花砚，砚面上雕刻飞凤流云纹图，环绕砚池四周。这也顾二娘的得意之作。

顾二娘，本姓邹氏，为苏州制砚名匠顾德麟的儿媳妇与传人。顾德麟，自号顾道人，凡是经他之手的作品，无论砚石是出自端溪、龙尾山的名石，还是普通石材，都能妙手生花，制成自然古雅的名砚，其制砚技艺闻名于世。

由于顾家儿子早逝，儿媳顾二娘便承袭了顾氏的制砚手艺，成为吴门一代名家。

顾二娘常常与人谈论说：“砚为一石琢成，必圆活而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这是说，砚台本身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制作出来必须圆活而肥润，才能显得制作之妙，如果造型呆板、又瘦又硬，那还有制作成砚的必要吗？

顾二娘心中的佳砚，是如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香炉那样具有高雅之美的精品。因此，她制作的砚都是“古雅而兼华美”的作品。

相传，顾二娘掌握一套特殊的本领，她能用脚尖点石，就能够辨识出砚石的好坏，并且态度严谨，自称“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于是人们又称她为“顾小足”。

当黄任千里迢迢带着毕生攒下的砚石找到顾二娘时，顾二娘被这位同样执着的老者深深打动，故而为他精心制做了多方精美的砚。

到如今，顾二娘的砚仍是收藏家苦苦追求的名砚。这一方砚，深藏能工巧匠的心思，也寄托了文人墨客的精神。

《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砚，恰似道与器的化身。

方寸之间，自有乾坤。

参考文献：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华书局，2011年

[宋]米芾：《砚史·砚谱》，中国书店，2014年

[清]于敏中等：《西清砚谱》，中国书店，2014年

李雪梅，安久亮：《文房四宝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周锐：《中国砚文化：砚林轶事》，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