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4，意大利票房年冠，妇女节最好的观影选择！

来自意大利的《还有明天》是一部现象级电影，不仅击败《奥本海默》和《芭比》成为2023年本土票房冠军，还荣获罗马电影节三项大奖及意大利大卫奖五个奖项，并在2024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成为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豆瓣评分高达9.4分。

这部影片已于三八妇女节在中国公映，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还有明天》

二战后的罗马，每个意大利家庭都在解放带来的希望和战争留下的苦痛间竭力寻找平衡。

出身底层的迪莉娅是一个妻子，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长女玛塞拉即将嫁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于是迪莉娅将“为女儿举办一场得体的婚礼”视作人生目标。迪莉娅的丈夫伊万诺是家中不容置疑的男主人，他习惯以战争为借口用暴力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

很快，一封神秘的来信改变了这一切……

该片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1，一跃成为年度冷门佳片第一名，它的引进官宣无疑让中国的影迷们倍感兴奋。

1946年6月2日，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选举权并参与全民公投，投票结果废除了君主制，确立了意大利共和国。这一事件被视为意大利女性政治权利的重要里程碑。

《还有明天》的故事便围绕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展开，在2500万选民中有1300万女性，这个数字达到了女性群体的89%，和影片主角迪莉娅处境相似的女性们不约而同地走上街头，在投票厅投下了自己关键的一票。

电影批判了传统叙事中女性通过婚姻逃离压迫的幻想，转而强调政治参与和自我觉醒的力量。

虽然影片中女儿玛塞拉的形象看上去更具反抗精神，但其实母亲迪莉娅才是真正理性的女性代表，她用一场恐怖袭击般的爆炸摧毁了丈夫利用女儿的婚姻实现阶级跨越的“阳谋”，也用实际行动点醒了女儿：别无选择的爱情只是虚妄一场，只有手中紧握权利才有明天。

电影结尾处引用的（也是本文标题的出处）正是1946年在投票现场意大利女记者、妇女参政论者安娜·加罗法洛的原话，这番言语温柔却充满女性力量：“我们紧握选票，就像紧握情书”。

在表演过程中，某些演员会产生更强烈的表达欲，最终选择拿起导演的话筒传递心声。

意大利著名女演员宝拉·柯特莱西就是如此“演而优则导”，《还有明天》是她自编自导自演的首作。多年的喜剧生涯给她带来了独特的“创作者视角”，角色之间的张力与情感碰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观众的心随着角色们的情绪波动而起伏，沉浸在笑中带泪的剧情中。

宝拉曾坦言，影片灵感来源于自己祖母讲述的故事，虚实结合，这也是影片整体呈现出喜剧氛围的原因之一——经历过苦难的老人会用戏谑的言语叙述，试图抚平记忆的伤痛。

于是她巧妙地设计了诙谐的台词，令影片在整体沉重的氛围中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节奏，避免陷入说教或刻意煽情的庸俗套路。

《还有明天》虽以历史为背景，但旨在回应当代女性的困境。2023年影片上映一周后意大利女大学生被前男友谋杀事件所引发的抗议，与片中家暴主题于无形中形成一种呼应。

以宝拉为核心的主创团队在个体叙事与宏大主题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从女性视角切入，将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相结合，他们不仅要讲述母亲和女儿的个人成长故事，更要对一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深刻探讨，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展现女性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内心的挣扎与觉醒。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女性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从未停止，而每一次觉醒，都是通往“明天”的希望之路。

二战后的意大利经济崩溃，城市破败，底层民众生活困苦，片中迪莉娅一家住在半地下室、打零工补贴家用，都反映了当时普通家庭的生存状态。

法西斯统治的遗留问题在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对女性的压迫，如限制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等，在战后仍以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形式延续。影片通过丈夫的家暴、公公的权威等细节，展现了性别压迫的日常化。

家庭暴力与性别权力的结构性压迫在意大利普遍存在，丈夫通过暴力维护统治，而女性在家庭中被物化为工具，这一设定揭示了父权制下暴力作为权力维系手段的本质。

除此之外，女性也缺乏受教育权与经济自主权，迪莉娅偷偷存钱供女儿上学的情节，便反映了女性被剥夺受教育权、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现实。影片通过母女关系的镜像对比，强调教育是打破代际悲剧的关键。

《还有明天》通过女主角迪莉娅的觉醒，探讨女性如何从私人领域（家庭）走向公共领域（政治参与）。

当投票厅的工作人员提醒，如果选票沾上口红会作废，出身各异的女性选民怀着相同的坚毅信念，不约而同地擦去口红，这段情节也成为了年度银幕名场面。

影片并未直接展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过程，而是以选票作为象征符号，直接展现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迪莉娅最终将希望寄托于投票而非私奔，标志着女性从个体抗争转向集体行动。

在现实中的意大利，法律的不断完善与社会现状呈现割裂的状态，所以导演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但这一权利将如何改善女性的生活？在对女性权益的未来表达美好憧憬和鼓励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男女平权任重道远。

影片一开始的4:3画幅和全程采用的黑白画面，致敬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强调对底层生活进行真实的记录。

但导演又通过喜剧形式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解构，例如用舞蹈动作表现家暴场景，不仅在形式上令人耳目一新，也让家庭暴力的冲击力在艺术化的处理下变得柔和，兼顾了角色内心的幻想与现实主义下的残酷，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视觉冲击，讽刺了男性气质的荒谬性。

虽然其他角色会回避所谓夫妻之间的争吵，导演却选择将这些场景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仿佛在说：“也许现实里你也会逃避，但这回你逃不掉了。”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伤害所留下的痕迹可不会像电影中的CGI特效一样轻易消散，很多观众仍然表示在观看这些“喜剧桥段”时感到不适，这正是创作者想要的效果，令男性观众在情绪上也能与女性角色共情，这是女性导演对传统电影语言进行的大胆革新。

《环球银幕》采访

《还有明天》朱莉娅·卡伦达、富里奥·安德烈奥蒂

G =朱莉娅·卡伦达 F=富里奥·安德烈奥蒂

在如今女性主义电影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温柔而有力的表达方式使得《还有明天》在同类型影片中独树一帜，其主题的选定和创作历程想必有着深层次的理由。

影片在中国上映前夕，《环球银幕》对本片的两位编剧朱莉娅·卡伦达与富里奥·安德烈奥蒂进行了专访。两位是宝拉·柯特莱西多年的好友，为她的多部主演作品执笔剧本，对于情节的安排和节奏的把控令人称道，他们曾凭《还有明天》获得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实至名归。

记者/niko

Q：恭喜《还有明天》获得了这么多大奖。请问在影片问世前，你们想象过它会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上获得双重成功吗？怎么看待这场“胜利”？

F：其实在创作阶段，我们并没有预想到这么大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罗马电影节的首映，影片结束的20分钟前，观众们就开始鼓掌了，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平遥电影节的放映。我想，即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观众们依然可以共情，这说明影片表达的是一个宽广的命题，全世界女性面临的困境可能是相同的。

Q：二位与导演宝拉·柯特莱西有着长达25年的合作，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是否存在某种“化学反应”？

G：一定是有种默契的，我们和导演是很好的朋友。这些合作里有友情的渊源，我们的工作气氛中有许多“幽默和调皮”，所以我们才能共事这么久。在我看来，如果要在一个难以相处的天才和一个亲切的朋友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笑）

Q：之前你们的合作大多是商业类型片，这次为什么发生了转变？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F：对于我们来说，电影确实有种类的区别，但是不能被简单地分为“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甚至“作者电影”。创作者们在制作一部电影的时候，只是希望被更多的观众看到，不能因为票房高就认为它是商业片。我们的影片其实都具有严肃的主题，只是使用了喜剧这种容易被接受的形式，我想这也是电影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Q：黑白影像以及片中的元素会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表现形式？

G：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带有目的性地致敬或是选择这种形式，而是在老一辈人们的记忆里，那段历史就是这种质感，我们看过的电影，人们的生活……脑中出现的都是黑白色的影像。

Q：迪莉娅的家庭面临的问题和处境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是否更具有普遍性？

F：故事的背景是二战刚结束，那可能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贫穷的时期之一，不是说意大利完全没有富人，但大众的日子是十分艰苦的。虽然迪莉娅的家庭在社会底层中比较典型，但还有许多家庭没有工作。

Q：迪莉娅在家庭里的地位和自我觉醒与投票权之间有什么联系？女性的地位是否会因为具有投票权而提升？

G：投票权当然会提升她们的地位，那时候女性甚至不会收到政府的传票，所以片中迪莉娅才会觉得十分惊讶：“不是给伊万诺的吗？”这也是我个人比较看重的场景。具有投票权的那一刻意大利的女性才第一次“存在”，这是国家和社会对女性“人”的身份的承认，而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这之后的其他权益。

Q：在当时的意大利，受到压迫的女性们如何看待国家与政治？她们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F：这场投票是意大利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决定意大利将要成为君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人民曾把权力交给了君主，君主们却把国家送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让它成了战败国，这让无数意大利国民家破人亡。不仅是女性，所有人都是那段苦难的亲历者，她们当然知道对与错，会坚定地反对现有制度。

Q：女儿玛塞拉这一角色的性格有何种深层含义？怎么看待玛塞拉对母亲的不满和二人间的关系？

G：对于不敢反抗的母亲，玛塞拉有着不满和愤怒，但也感到悲伤，这些都反映出女儿对于母亲的爱，我们想塑造这两个有着共同困境的角色。她是不能接受母亲的处境的，所以女儿唯一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对迪莉娅的，她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女儿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相当重要，所以我们的影片也以她结尾，象征着希望。

Q：电影展现家暴的场景十分“有趣”，多处使用幽默的表现形式展现，是在讽刺暴力吗？其中有什么深层的原因？

G：“有趣”“幽默”“讽刺”……这些用词是不严肃、不正确的。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起初我们想到宝拉是一位歌唱家、音乐家，所以我们为这对夫妇设计了一场像是音乐剧的戏，用来表现“家暴”在那时人们的概念里是一种很普遍、很理所当然的现象。当然可以说我们是在解构暴力，但是我们（用音乐剧的形式）更有效地去表现它。

Q：女性的权利争取和反抗为什么需要通过投票权这种类似的程序正义来展现？是否过于温和或者过于保守？

G：1946年意大利的女性解放才刚开始，那个时候的她们是柔软的，甚至是“懦弱”的。具有投票的权利已经是一种很强大的“武器”了。在当时的视角下这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因为她们没有其他的抗争方式。站在女性的角度上来说，她们无法逃离家庭，将自己的孩子留给一群这样的男性，我想任何母亲都做不到。

而炸掉咖啡馆的恐怖行为则是纯粹的暴力，是反社会的、非常激进的行为，以切断对方家庭经济来源的方式来阻止玛塞拉的婚姻，这是迪莉娅能想到的唯一的方式，而这是十分勇敢的。

Q：一旦电影主题的意义大于电影艺术本身，就会表现出很强的说教意味，作为剧本作者如何看待电影的文本可读性和本身的艺术性？

F：回到电影本身来说，在电影中宝拉对电影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她不仅是导演也作为演员出演。她演第一个角色是在15岁，如今她已经50了，人们折服于她的个人魅力，也热爱她的角色，这种熟悉与信任会让人们不觉得是在受到“教育”。

相对地，在剧本创作时我们也回避这些具有说教性的因素，一旦我们意识到有这种倾向，我们就会加入喜剧或是讽刺的色彩去淡化、消解这些部分。

Q：您之后的创作方向或拍摄计划是怎样的？

G：12月6日在Netflix上，我们会有另一部相同时代背景下的电影上映，改编自小说《运送孩子的火车》，也是一部女性导演的作品。

《还有明天》完整报道

请见《环球银幕》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