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

本文作者/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人类新史》中文版与读者见面，可喜可贺。这本书反思和批判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文明史叙事，重新审视了人类演化史。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所做的就是汇总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兄弟学科中积累的证据；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对人类社会在过去3万年中如何发展的全新解释”（第3页）。作者有宏大的抱负：将散落各处的专题研究碎片拼合为一个完整的图景，以便“恢复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这“是一场追寻真问题的探险”（第22—23页）。

这不是夸张之言。本书两位作者为此付出了洪荒之力。就学术背景来看，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合作撰写本书是极佳的匹配：一方面从纵的角度审视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另一方面从横的方向考察世界上不同区域、族群的社会文化和组织方式，从而得以描绘出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多方向实践的画面。作者提出，知识界有关人类演化史的认识有极大谬误，特别是关于不平等根源的讨论，这种讨论将现有的国家权力和政治秩序视为社会演进之必然。实际上，人类在数万年历史上有过各种实践探索，存在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今天实现的主权国家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本书从主题立论到想象空间，从观念到史实，从破到立，都极具原创性，在我们对人类演化和未来走向认识上，激发出宽广想象空间、思考和希望。

本书开篇引用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所言：“我们正生活在基本原则与象征发生巨大转变的“诸神蜕变”的关头，恰逢希腊人所说的凯若斯对的时机。”这本书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历史和学术大背景之下。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全球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巨变，随冷战结束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一度推动国界退却、地球变平、世界走向地球村。然而，全球的不平等问题却在加剧，从国内到国际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例如2011年开始的“占领”运动。“占领”运动蔓延北美和欧洲各国，本书作者之一格雷伯即是该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在全球巨变的关口，人类也在重新认识自己。近几十年来，一系列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历史研究作品应运而生。从“历史的终结”（福山）到“文明间冲突”（亨廷顿），从经济与地理环境（戴蒙德）到智人的演化（赫拉利），从“地球扁平”（弗里德曼）到社会不平等（皮凯蒂、盖勒），在思想界掀起一道又一道波澜。

《人类新史》

《人类新史》堪称这一时代反思浪潮中的里程碑作品。作者有鲜明的学术使命：“要开始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信息，仅仅靠汇编和筛选大量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概念上的转变。”（第4页）破与立的两条主线彼此呼应，贯穿全书始终：一方面，从思想观念上全面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演化史叙事；另一方面，借助新近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发现，揭示出远古以来人类实践的各种自由，以及大规模、多样化、多方向的探索。作者指出，人类发展的路途上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只因历史过程中一些要素的偶然结合，我们才陷入了某种单一组织形式和等级秩序。因此，今天的社会主流的组织方式等级制组织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社会规模和组织复杂程度并无因果关系，而是当时偶然选择所致。换言之，人类社会比我们通常以为的更有可能选择不同的组织，摆脱等级制，给人们更多自由平等的空间。

这部人类“新”史，始于对欧洲思想界长期关注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一主题的批判。作者指出，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按照物质水平划分社会发展阶段逐渐成为一种看待历史的默认视角。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都市时代等等。早期的狩猎采集时代以小群体和平等关系为特点。随着我们进入农业社会，人口集聚，社会规模扩大，层级组织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平等。依此逻辑，社会不平等是随社会规模扩大、组织方式复杂而来的自然过程。这一社会演化阶段论的思想，构成了当代人类演化历史的叙事主题，并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当代神话。

本书开篇即提出一个颠覆性命题：我们需要面对的真问题不是“社会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而是“关于社会不平等起因这一问题的起因是什么？”在18世纪的卢梭时代，法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明显，且广为接受，长久以来并没有受到质疑。那么，不平等的观念在当时从何而来？作者提出，回答这一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法国，还要看法国在更大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社会不平等观念的出现，与欧洲突然融入全球经济体后的经历有密切关联。17世纪早期，平等与不平等的术语在自然法理论的影响下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自然法理论又主要来自欧洲发现美洲大陆后，人们围绕其中涉及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作者引用早期传教士纪事、游记，以及当事人的文字记载展示了美洲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即有争论抽象概念习惯的人们）对法国社会和自身社会的看法，引出了对殖民者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问题的批判，因此诱发了欧洲思想家对个体自由与政治平等的理想。换言之，那些被视为人类基本价值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不是欧洲思想界的创造，而是欧洲人随着殖民活动与边远地区人们接触，受到当地人特别是北美原住民思想的启发而来的。殖民经历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打破了基督教的桎梏，推动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

作者进而提出，原住民对殖民者社会的批判，一方面引出了自由与平等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欧洲思想家对自身社会制度的辩护。“社会进化理论第一次在欧洲被明确提出，作为对原住民批判力量的直接回应。”（第53页）这一理论的核心即是卢梭的命题：随着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演进，人群规模扩大，社会复杂化，产生私有制、等级和不平等，冲突暴力急剧增加，社会秩序失落。在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世界中，面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需要国家强制机构来垄断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建立社会秩序。这一命题为殖民宗主国的等级社会秩序提供了正当性辩护，并随着欧洲扩张而逐渐成为“广为接受”的人类历史叙事。作者认为，随后的人类知识为这一神话所左右，接受了不平等的必然性，对不平等现象只是在技术上提出修补和折中妥协的缓冲方案，而不是正视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忽略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如此来看，“卢梭呈现的更像是一则寓言，借以探究人类政治的一个基本悖论：为什么我们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追求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导我们‘自发地走向不平等’”（第11页）。人类曾经走过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在何时迷路、陷入了单一模式？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人类新史》

为回答上述问题，作者着眼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和人类学研究成果，重新解读人类发展过程。 以往的史学界大多关注上古以来亚欧大陆的历史。 作者特别强调人类的远古历史即史前史和亚欧大陆以外边缘地带的社会组织和活动，因为这些早期实践中蕴含了人类对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各种尝试。在这一视角下，他们用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学术分析和犀利的争辩风格，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挑战社会进化阶段的神话。

第一，作者提出，以前的研究忽略了前农业社会、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实践。新近的考古发现显示，前农业的狩猎采集世界的组织形式，不局限于平等主义的小群体，而是充斥着各种大胆的社会实验：随季节不同而变化的组织形式和领导风格；不同区域间的不同文化和组织方式，不同生产方式（觅食耕种）的实验和轮用。在作者看来，“如果人类真的在过去约4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起等级制度然后又将其毁弃，那么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第97页）。各种仪式、狂欢节中庄严与狂欢间的转换都展示了人们尝试不同组织形式的努力。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很早就具有了政治自觉和制度灵活性，而不是社会进化论中描述的线性发展轨迹。

第二，作者反对觅食到农业的进化阶段论。他们用大量考古发现来说明，狩猎采集社会与农业社会并存，不同组织形式的农业活动并存。走入农业社会不是人类演化的必然阶段。例如，在北美西部地区“前”农业社会不同文化群体的尝试中，有些群体熟悉种植技术但拒绝使用农业生产方式，或者在不同的生产方式间穿梭轮作。农业时代也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诞生和不平等的不可逆的进程：许多早期农业社区没有等级制度或阶级分化，而是按照强有力的平等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作者的判断是，这些群体是在自觉地做出政治决定，是基于价值判断而选择了组织方式。

第三，作者进一步提出，即使人类历史上出现大规模集聚的定居点和城市，也不一定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作者提供了世界各地的远古证据，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乌克兰、中国到美洲社会，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居住集中，但长时期没有国家行政统治。早期城市也不是单一模式的，而是有着多样化呈现，包括缺失精英阶层、存在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等各种组织形态。

这些方面指向了一个重要结论：考古和人类学的新近发现与欧洲思想界关于狩猎采集—农业—工业的进化阶段论并不吻合。人类社会的规模并不必然走向等级结构或强制国家，复杂社会不一定意味着近代国家的统治形式。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丰富的、多方向的社会实践。然而，在历史演变中，这些多样性、多变性和灵活性逐渐消失，陷入单一固化的模式和秩序中。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可能性被逐渐关闭，陷入今天的单一统治模式中而无法自拔？“真正的待解之谜，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了酋长甚或国王与女王，而是什么时候人们不再能够对他们一笑置之。”（第115页）

作者特别强调“自由”在人类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非作为抽象理想或形式原则的‘自由’（类似‘自由、平等、博爱！’的语境）。……［而是］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自由的基本形式：①迁离所在环境的自由；②无视或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③塑造全新社会现实，或在不同社会现实之间来回切换的自由。”（第 434页）在本书的讨论中，这三种自由的主题反复出现，而平等是自由的延伸。

随着书中展示的时空变迁和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一个关于人类历史演变的新的叙事逐渐浮出。作者在各章多处的讨论中埋下伏笔，依据对史料的解读和自己的理念，做出大胆的推测：“一个重要的因素似乎是人类社会逐渐分化为所谓的‘文化区’，也就是说，相邻群体开始了参照彼此定义自己的过程，典型做法是夸大彼此的差异。身份本身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由此开启了文化分裂演化的进程。”（第435页）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的社会世界变得越来越狭隘，他们的生命与激情越来越囿于文化、阶级和语言的边界。”（第108页）而“那错误或许就始于人们不再能这样自由地去想象和践行其他社会存在形式的那一刻，错误严重到今天的有些人觉得这样一种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根本不曾存在或无人行使。” （第433页）

私有财产、等级制度逐渐固化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作者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与神圣之物有密切相似之处，即两者都具有排他、占有和不能自由分享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私有财产的起源与神圣之物的概念一样古老，与人类自身的存在一样古老，关键在于它最终如何控制了人类事务中的许多其他方面？（第141页）作者将注意力引向家庭中的支配关系：家庭组织中的慈善和庇护关系导致了内部的权力和支配关系，一些群体随之被剥夺自由，由此强化了父亲的权力，即父权制。尤其是当奴隶进入家庭时，他们丧失了社会关系和自由，成为地位不平等的特殊群体，既被支配又被庇护。“等级制和财产或许来自神圣之物的概念，但最残酷的剥削形式源自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作为被扭曲的养育、爱与照护。当然了，这些都不起源于政府。”（第180页）这一父权所有制与罗马法、成人礼等人类文化仪式结合为一体。在这个转变至固化的过程中，家与国间的关系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旧制度法国与罗马帝国这两个例子中，家户和王国有着共同的服从模式，彼此互为参照。父权制家庭成为国王绝对权力的样板，反之亦然。”（第442页）作者援引史坦纳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人类丧失自由的渊源，不是来自宗教的启示，而是随慈善而来的依附和支配关系。

概而言之，作者展示的人类演化史脉络大致如下：史前和农业社会的人类富有创造性、多样性和灵活性，在不同方向加以尝试。在人类演变过程中，随着文化区的分化、奴隶制被引入家庭结构，导致三种基本自由逐渐丧失。父权将慈善与财产结合起来，通过法律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使社会走向等级制度的固化。在这些过程中，支配三原则（主权、行政、竞争性政治），以及建立其上的一阶政体或二阶政体支配形式逐渐凸显。这些支配原则在历史上的偶然结合导致了现代国家单一模式的悲剧。近代以来，既得利益维护者塑造了国家起源的神话。作者在此大声呼吁，倡导人类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认识到人类拥有的巨大能动性和创造力，重新探索社会组织形式的其他可能性。

这本著作提出的一系列颠覆性命题、思想逻辑和史料证据，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传统带来巨大冲击。可以说，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针对所有阻碍自由的政治设施的挑战，呼唤人们打开想象的空间，勇于探索极端不同的政治制度设置（radically different political arrangements）。在写作风格上，这本书具有鲜明的特点：面向公共领域的同时兼顾学术性，叙述与争辩、理论与证据、猜测推理与考古资料结合交融。一路上，作者与其他学说交锋争辩，时常自设对手，边辩边行，既毫不留情地抨击已有的思想或学术偏见，又坦然承认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和暂驻性，大声地将自己的推测以及背后的思路逻辑告诉读者。文中语言灵动鲜活，既有石破天惊的发问，又有缜密的逻辑推理，既有犀利痛快的争辩，又有细致的证据审视，是难得一见的创造之作。

这本书出版后即在西方公共领域中得到极大关注，各大报刊如《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均有书评讨论。一方面赞誉之声四起，盛赞作者的想象力和冲击力；另一方面也引起诸多争论。例如，美国公共领域中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2021年12月16日发表了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文化理论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长篇书评。阿皮亚在肯定该书的原创性的同时，对其中的史料使用和论证逻辑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引起了作者的回应和书评者的再回应。

作者持有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并且坦然承认，因为研究跨越的历史尺度，“我们所使用的证据本质上是极为失衡的”（第379页）。文中引用不同领域、跨越数万年且时常残缺不全的考古资料，以及依据散落各处的人类学研究工作，来理解诠释全球各地特别是边缘区域的原住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象征符号和文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进行了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解读、猜测和推理。阅读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鲜活思想的直面冲击，时有眼前一亮之惊喜，另一方面在面对书中的解释和例证时，也令人不时想到其他的可能解释或有待澄清的问题。

我们不妨以书中一章为例，具体感受一下作者的研究风格。第五章“多季之前”在本书中是承上启下的环节，着眼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转变之际，文化分化的进程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及固化，蕴含了全书中心思想的线索。作者首先提出为什么出现不同的文化区这一问题，从语言的区域分化，追溯到思想史上关于文化特质凝聚和传播的机制，强调“文化实际上是拒绝的结构 （structures of refusal） ” （第150页） ，引出了如下命题： 文化区的分化来自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取向，基于政治考量和价值判断的选择。 随后，作者分析了北美洲西北海岸与加利福尼亚地区两个文化区之间不同生产方式和精神气质的出现。 他们借用韦伯的视角来审视这两个文化区中展示的不同精神取向： 加利福尼亚北部觅食者的精神是一系列道德律令，培育人们的禁欲行为； 与此相反，西北海岸社会因乐于炫耀而久负盛名，体现在“夸富宴”的节日活动上。

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引入“分裂演化”的机制加以解释，特别是奴隶制在两个地区间存在与缺失所扮演的角色。西北海岸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广泛使用奴隶制。来自战俘的奴隶失去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身份，没有社会关系、没有自由。社会中因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贵族、战士、平民、仆从等。这些群体间存在占有、支配和照护的关系，导致了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不断再生产和固化。与此相对的是，加利福尼亚群体拒绝奴隶制，他们的决定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在伦理和政治意涵上对社会正当秩序有不同理解，从而采纳了不同的生产方式。

我们从这一章的叙述讨论中，可以看到作者使用了各种证据来论证自己的命题。有些证据读来很是翔实，如这两个地区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文化习惯，建立在已有的细致研究工作上。而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是有关“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异的解释，因为远古之遥，没有书写记录，细节不清，因果难辨。在这一方面，作者展现了理论解读的想象力，用大胆猜测与推理将零散资料连缀起来，赋予其意义并加以解析。例如，作者从“亚马孙人的所有权概念”立论，从“当地人视角”来解析在当地文化背景下家庭中引入奴隶带来的特定意义，即占有与照料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以此来推测随之而来的支配关系变化和群体间的不平等地位。这一文化解释微妙贴切，眼光独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作者的理论思想不无可商榷之处。例如，文中多处引用“分裂演化机制”来说明不同文化区的产生和分化，具体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心理和文化上通过强调与相邻人群的不同来定义自己的倾向。这一理论不无道理，但不是唯一的道理。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竞争性同构机制，展示了相反的可能性，即不同群体在竞争中模仿对方而导致结构趋同的倾向。如何检验和评估多重机制、多重解释，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再如，书中反复涉及支配结构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在已有文献中，功能主义理论提出，规模导致组织的分化，分化遵循特有的组织原则，以满足相应的功能需要。作者批评道，这一思路将已有的制度合理化。作者的批评也是社会科学主流的看法。然而，规模的扩大和复杂化，事实上提出了新的组织问题和压力，诱发出对不同组织方式的尝试和在不同方向上的演变，从而最终形成了特定的利益分化和途径依赖。换言之，即使我们接受了作者关于数万年来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平等状态和多样性组织实践等的发现，人类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如何摆脱近一两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和制度上的途径依赖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从现有的体制危机到大疫情的冲击，从各国边界的伸缩到新技术的未来空间，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和崭新可能性的时代。在此时此地读此书此主题，可谓恰逢其时。大胆的设想、不同方向的探索与严肃的学术争论，正是作者倡导的返回“自由”的第一步。我在阅读时不时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论国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历史进程具有封闭可能性的作用，即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则随之关闭了其他可能的演变路径。近代国家对象征暴力的垄断进而塑造了国家神话，强化了历史目的论倾向。学术研究的任务是重新打开历史的可能性。这本书正是在从事这一使命。毫无疑问，这本书中的思路、观点和论据有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辩，在各种证据面前对其加以评估、检验、修订甚至推翻。如作者所言，人类具有积极探索的自主性，重新获得这种自由是人类的希望，而希望带来动力。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给我们带来新的想象空间、希望和动力。

《人类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