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9年8月8日晚9时，陕西宝鸡火车站候车厅北侧广场上，数十名戴“军管会”执勤红袖标的公安和民兵集结此处，并按照预定计划，对火车站内的旅客展开清查工作。
当时正值特殊年代里，因为陕西的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打砸现象以及暴力等问题，为了防止武斗的情况加剧宝鸡市根据上级最新指示精神，在全市一些重点目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清。
毫无疑问，火车站作为人流最密集的地方，自然是清查的重点目标。
本来只是一次常规的检查，检查结束以后，就会放旅客离开。
在清查的过程中，公安民兵查出了三十几个盲流、乞丐以及闲散人员，并按照管理将人押上车，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发落。
也就是在这三十几人中，有一个人引起公安民兵高度关注，此人大热天里穿着一件穿着一身外套，与周围人的打扮格格不入，随身带着一个暖水瓶，但里面没装水。
公安人员随即对此人进行了审讯，并牵出了一桩案件。
一
根据民兵李成永的说法是，当时他只是注意到此人大热天里穿着外套有些奇怪，才走上前调查，经查看证件后，发现此人名叫周铜山。
周铜山随身的证件粗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问题，除了车票外，他随身携带着一张证明，上面落款为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
李成永的战友豆中才看了这张证明后，认为有些假。
不过，以当时的情况看，所谓的“有些假”，可能也只是下意识的认为，不一定就是看出了什么问题。
有意思的是，周铜山当时随身带着一个暖水瓶，但暖水瓶里面没有水，李成永拿起暖水瓶颠了一下。
尽管查了一会儿没发现问题，但李成永注意到，周铜山似乎有些紧张，甚至是焦躁，而且这么热的天气，大家都是一身汗，但他宁愿热着也不脱衣服。
本着怀疑的原则，周铜山被带了回去做重点调查。
李成永的怀疑，为他后来立功打下了基础。
军管会政法组的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在事后例行审查过程中，发现周铜山的挎包里，还发现了两只直径约1厘米的盛着奇怪液体的黄色玻璃瓶，
周铜山脱下的外套，结果发现了他在衣服里面藏着一根约3厘米长的条状硬东西。打开以后发现，是一截圆柱玻璃体。
不过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于润民后来拿起暖水瓶后，发现重量不对，在去掉暖水瓶底座后，众人惊奇的发现，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叠面额5元的人民币，数了数有90张。加上周铜山本身口袋里的钱，有911元。
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了，普通人不吃不喝的攒，也攒不够。
公安人员随即对周铜山展开询问，周铜山交代：
“我原籍北京，住东城区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生父周华亭病逝后，母亲王淑清1955年再婚，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
婚后，李佐臣带他们去了苏联,定居在新西伯利亚州。他在苏联上了几年学，初中毕业后与哥哥一起做泥瓦工。
因为不习惯苏联的生活，特别是受不了当地人的歧视，早就想回国，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回来后,他怕被人当成特务，就在乌鲁木齐买了迁徙证等假证件。”
周铜山后来称，随身带着的那笔钱是他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的遗产，之所以藏在暖水瓶下面，是怕被偷。
二
显然，周铜山的交代滴水不漏。但办案的工作人员十分警惕，立马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首先是周铜山本人的穿着，虽然算不上名贵，但无论是外套、衬衫还是裤子都是崭新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一个人哪怕是重大日子，也不见得全身能有一套都是新衣服。
其次是周铜山的行程问题，周铜山原籍是在北京，但他回国后却没有去北京，根据他身上带着的车票可以得知，从7月29日在乌鲁木齐上车后，周铜山一路便去过郑州、北京、太原、石家庄、宝鸡，而且宝鸡也不是他的最后一站，他之所以在车站就是准备好第二天还要去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