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建筑系学者眼中的《粗野派》

近日，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获得10项提名的电影《粗野派》（The Brutalist）最终收获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和配乐三项奖。影片虚构了匈牙利犹太建筑师拉斯洛·托特（László Tóth）二战后移民美国，试图实现建筑理想却受困于资本和权力的故事。

《粗野派》电影剧照

在超过3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建筑被当成多种隐喻的载体，承载了战后移民的身份困境，梦想和失败，也反映出导演的野心。而在许多建筑师看来，电影虽然从片名就与粗野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却同真实的建筑史和粗野派主张相去甚远。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玥看来，电影对于粗野派有很大的误解，比起影片中为了宣泄个人情感而建的作品，基于社会需求而生的粗野派建筑原本有着更深远的社会价值。

《粗野派》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粗野派》的分类是传记电影，事实上虚构了一位建筑师的生平，作为建筑师，你会怎么看这样一种体裁和设定？

潘玥：我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做老师，教建筑理论与历史，也教建筑设计，对于这部电影的兴趣主要出于建筑专业原因。其实《粗野派》是一部“伪传记”，虚构了犹太建筑师拉斯洛的人生，或者说是在用建筑师的职业设定，展现一出战争移民创伤与商业资本压迫的剧情。这种剧情设定其实倒是有点后现代建筑的拼贴意味，将欧洲包豪斯建筑师格罗皮乌斯、美国建筑师路易斯康、甚至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等混搭拼贴在了一起。从建筑学专业角度看，虚构传记电影的问题主要在于简化了建筑师真实的工作逻辑，这应该与导演编剧缺少对建筑学专业的了解有关。现实中的建筑师，往往更多是带着镣铐舞蹈，需要平衡预算、沟通甲方、应对规范，而非电影中拉斯洛那种“孤胆英雄式”的悲壮。但换个角度，这种戏剧化处理可能也多少戳中了建筑学的痛点：公众对建筑师的认知基本停留在自怜自艾的“天才艺术家”层面，电影用虚构放大了这种印象，多少像是对行业现状的有意忽略。

电影中，拉斯洛·托特为甲方哈里森设计的图书馆

澎湃新闻：从男主角拉斯洛、他的甲方哈里森，到委托设计的项目范·伯伦会馆，这些是否有现实中可以对应的人物、故事和建筑？

潘玥：拉斯洛这个角色是拼贴的产物，他的包豪斯背景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匈牙利建筑师马塞尔·布劳耶，二战的时候移民美国；流浪经历类似路易斯·康；粗野主义则在致敬勒·柯布西耶。范·伯伦会馆也让人想起不少作品原型，混凝土十字架采光来自于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粗犷形态致敬了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和马赛公寓，带形狭窄的开洞方式有犹太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的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影子。哈里森是破坏“美国梦”的邪恶化身，影射了资本对建筑艺术的异化，类似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富豪客户的对峙，比如流水别墅的预算纠纷。而拉斯洛被大肆羞辱捡起硬币的场景，是建筑师版的《威尼斯商人》，只不过导演把夏洛克换成了甲方。

《粗野派》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以主人公设计建筑为主体，另一方面似乎更多在探讨犹太身份、移民身份等议题。你认为实际上的粗野派建筑和20世纪的美国移民问题有关联吗？

潘玥：粗野主义（Brutalism）的兴起确实与战后移民潮有微妙关联。它诞生于欧洲重建时期，因低成本、易施工的特性被欧洲和日本广泛采用，以暴露夸张粗重的混凝土构件、不加修饰的结构和设施为形式特征，经典的粗野主义建筑如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昌迪加尔法院等，对后世建筑师一直有很大影响。其内核是功能主义，与移民问题并无直接因果。电影将粗野主义建筑与犹太移民的战争创伤联系在一块儿，比较像是一种艺术隐喻：裸露的混凝土象征移民被剥去文化外壳的生存状态，而建筑的功能性则暗喻他们被迫融入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

《粗野派》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关于男主角对于粗野派的理解，以及他在建筑上的理想和抗争，在你看来和粗野派本身所追求的内核是否一致？

潘玥：拉斯洛对粗野派的理解是浪漫主义式的，宣称“建筑应抵御多瑙河的侵蚀”，将混凝土的粗犷等同于对战争心理创伤的抵抗。然而，现实中的粗野主义追求的是材料的诚实性与功能理性，而非个人情感的宣泄。真正的粗野主义诞生于重建需求，试图以诚实材料如未修饰的混凝土表达功能与民主精神。导演偷换了概念，把建筑风格变成了角色心理的投影，忽略了这一风格在战后的社会理想，虽然深情但跑题。范·伯伦会馆是对集中营空间感受的复刻，这种用建筑纪念个人心灵创伤的操作，是对粗野主义很大的误解。这也解释了拉斯洛的社区中心项目本可成为探讨公共空间的契机，最终为何沦为了资本博弈的舞台布景，原因在于对于粗野主义建筑的误解，当然也可以认为导演是有意为之。

电影海报

澎湃新闻：包含了倒置自由女神像的电影海报，是否算是包豪斯风格？在你看来，包豪斯和粗野主义为什么会成为很多电影所偏爱的建筑设计风格？

潘玥：电影海报中的倒置自由女神像与包豪斯无关。包豪斯追求“形式追随功能”的理性主义美学，比如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椅是经典作品。其实格罗皮乌斯创立的包豪斯是非常进步的，为大众服务的，包豪斯主张功能主义、工业化生产与艺术融合。它不仅是风格，更是一场社会运动，通过标准化设计降低生活成本，让普通人享受优质产品。电影里的倒置女神像接近于解构主义的戏谑手法，配合阴郁色调堆砌“美国梦破碎”的意象，导演大概认为，只要主角足够惨、画面足够灰，就能获得建筑学作为人类深刻思想产物的认证，但建筑学的社会价值包含的内容远比这复杂深刻得多。这也反映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学悖论，许多建筑设计流派包括包豪斯往往产生于比较深的社会改革意图，最后则会被当作流行的风格标签使用，成为寻求市场份额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载体，丧失了最初的发起者在改革社会层面发出的精神上的企求。

《粗野派》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电影中出现的草图和建筑实际上是基于AI生成的？

潘玥：用AI生成建筑草图和草图，意味着用算法替代了建筑师对空间、光线、人性的感知，对于建筑师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也就是说，需要超越AI以简单拼贴的方式机械地生产形式，寻找到作为人不可被AI替代的创造性部分。最后还是回归到对人的尊重，首先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一名建筑师，人和人这些互相尊重、理解、同情的意识和情感，AI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AI不可能产生可以打动人的建筑，最终流于形式拼贴，经不起推敲。

《粗野派》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据说导演在采访中提到，如果人们愿意花三个半小时去看一部关于二十世纪建筑设计师的剧情片，这对电影行业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在你看来，这样的影片对于建筑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潘玥：对建筑行业而言，这类电影的价值是双刃剑。利好是多少能够提升公众对建筑文化的认知，让甲方们知道建筑师不是“工具人”；隐患是过度浪漫化诠释可能导致对于建筑师角色的误解。对于今天的从业者来说，建筑的定义也该重新思考，真正的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它应该概括、凝练和展示地方的内在品质。它有能力塑造人类行为和营造氛围，提供宁静和诗意的感觉，唤起同情心和仁爱，培养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最近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刘家琨建筑师，其代表作品西村大院就很好的展示了建筑师探索新人文性方面的价值取向，希望中国这样的建筑师能够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是否有其他以建筑或者建筑师故事为主体的电影可以推荐？

潘玥：比如《大都会》，W.H. Corbett设计的未来城市（City of the future）就是受这部电影的启发。《银翼杀手》是致敬未来主义派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在哥伦布》包含了许多可以启发建筑师的设计作品。《寄生虫》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建筑师设计的家中。建筑师角度的比如《源泉》《建筑师之腹》《安东尼奥·高迪》，路易斯·康之子视角的《我的建筑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