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重绘一种上海肖像|我们在上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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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的散文集《上海记》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它以对街衢、河流、建筑物的空间勘察作为切入点，记录其中的光阴流变与人物命运，融历史记忆与当下经验为一体，呈现一座城市现代性构建之卓绝、烟火万象之多彩，为上海绘制肖像。

2024年5月我出版的另一部散文集《纸上还乡》，则以豫西南一角的南阳盆地为样本，书写古中国的文脉绵延和乡土变迁，在充满不确定性和自由度的异乡，重建精神故乡。

一个南阳人写上海，一个人在上海写南阳，让“南阳”“上海”这两个看似关系微弱的地理名词，彼此支撑和贯通。《上海记》与《纸上还乡》，似乎可以被视为“姐妹书”。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民族。”加勒比海边的诗人沃尔科特如是说。同样，要么我谁也不是——因修辞之平庸、陈腐；要么我就是中国——以言说之开阔、新异、准确。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后者。

“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一古语，是对仁人士子的要求，同样可以视作对写作者的要求。面对上海这一座伟大而充满幽微细节的城市，我的一支笔，能够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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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开埠，上海就被一代代写作者持续表达，从韩邦庆、周瘦鹃、施蛰存，到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张爱玲，再到王安忆、孙甘露、金宇澄……

他们，或鸳鸯蝴蝶一样绚丽抒情，或风刀霜剑一样犀利剖析，或静水深流一样从容叙述，使上海在不断更新的描绘中，次第呈现出混血、多元、壮阔的城市肖像。如同巴尔扎克的巴黎、雨果的伦敦、契诃夫的圣彼得堡、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上海，同样因作家们的杰出表达，拥有了“GDP”“人均收入”“消费指数”等数字概念之外的生命力。

一个不被文学表达的城市和时代，没有存在感和尊严。

在上海幽暗的街角或闪光的江河边，游客徘徊，寻觅王莲生、吴荪甫、白流苏、方鸿渐、王琦瑶、沪生、陈千里、马立克等人物的来踪去脉。虚构的人物，让一座城市的人口增加若干，以真实不虚的个人命运，承载起时代的信息和情感。后人寻觅来路，也就有了来自文学的路标和地图。像巴黎和伦敦，上海因虚构而精彩动人。

然而，那些小说人物的原型与源头，那些真实生息于上海的人们，从江湖英雄、贵族后裔，到广大无名的市井凡人，同样值得进入作家笔下，获得文学表达。散文或者说非虚构写作，同样是上海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被遮蔽、被忽视。

一百多年来，众多记者、作家、学者，通过调查等手段，对上海进行多维度的探析和记叙。夏衍的《包身工》是其中的代表作。陈丹燕则是当代非虚构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从早期个人经验出发，用细腻文笔记录上海的“金枝玉叶”“风花雪月”“红颜往事”，让我乃至每一个异乡游客，走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眼前就浮现若干人物形象，街道上的景观就有了不一样的风致和力量。

前辈及同代作家的书写，为我的言说，提供动力、参照和标高。惟有以充满难度的写作，克服惰性和庸俗，方能面目一新、孤然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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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0年移居上海，20余年来也自青年进入中年与暮景。与自幼生长于上海的本土作家相比，我是一个迟到者、异乡闯入者。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屡屡做这样的梦：分不清南阳旧房子和上海新家的轮廓，混淆门外道路的名字。焦虑中，一下子醒来，也需要五分钟左右，才认清眼下这一张床的处境，确认一个姓名与一具身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上海的街衢与郊野，对这座城市的过往与当下，我需要一一辨认，建立方位感和总体性，才能安心定神，把异乡变成故乡，克服漂泊感。“如何写上海？”其实，就是如何书写位于上海的我。“如何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上海书写？”其实，就是如何区别于我既往的言说。“修辞立其诚”，只要忠实于当下经验，一个人的文字就迥异于他者，为上海书写增加新的可能性。

新世纪初，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引入大陆出版，成为我认识上海的一本重要读物。它与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分别以上海和巴黎为对象，共同思考“城市的现代性构建”这一主题。而上海的现代性构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李欧梵笔下，汽车、洋房、回力球馆、教科书、文学杂志、月份牌、电影……这一系列关键词，成为透视上海现代转型的焦点、热点。从晚清到20世纪初，上海所滋生的现代都市文化现象，向南北蔓延开去，敦促一个古老国度，更新自我而非自外于世界、自闭于积习。

李欧梵与本雅明，用这两本书提醒我：去捕捉隐伏于城市景观内部的灵魂——旧灵魂如何消退、隐匿，新灵魂如何艰难破茧而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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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是巴黎的游荡者，在拱廊街和单行道上，观察一个敞开而剧变中的巴黎。他，也是柏林的追忆者、描绘者，有回忆录《柏林童年》。书中，“内阳台”“胜利纪念碑”“动物花园”“斯德格利兹街与根蒂纳尔街的街角”“农贸市场”……这些或大或小的空间，出现在书中的一系列小标题里，成为重现他童年情景的舞台。

在上海，空间也是时间——公寓内，墙壁上旧痕斑驳，楼梯磨损，地板塌陷；街道上，悬铃木与行人的大小比例，不断改变，让同一方位拍下的新照片、旧照片，在对比中令人恍惚；因苏州河变窄，水的流速快于百年前，两岸景观月异而日新……

空间也是人物，是人物的行动、命运和情感。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种种的纠葛，离不开空间的促动和化解。此一空间中的故事，若置于另一空间，就绝无滋生的可能。

我流连于那些公寓、街道、花园、咖啡馆、河边，想象从前的男女，如何在某种空间里，面对一己的疑难、共同的命运：江西路上，走过诗人邵洵美及其情人项美丽；宝庆路三号花园中，贵族后裔徐元章以颜料和舞会，消磨余生；安定坊五号，一座小楼，翻译家傅雷沉浸于笔下的浩荡江声；昆山花园路的一间租屋内，作家丁玲眺望延安；康定路暨南大学教室里，作家郑振铎讲述最后一课；长乐路上，周信芳诵唱西皮流水，饮者在“公路商店”酒铺内彻夜欢歌，赵小姐在花店里遐想未来……

写作就是招魂，招引那些鲜活的灵魂，重新回到空间这一躯体中来。

于是，有了《江西路：一弯新月》《宝庆路三号：当樱桃变成玉兰》《安定坊五号：上升》《昆山花园路：北斗》《康定路：最后一课》《长乐路：表达的难度》……它们，叙述了时代潮流中的各种选择，展现一座城市的沧桑与重生。

自然也就看见了一个国度的沧桑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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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说：存在两个上海，一个是老上海，一个是现代性构建中的上海。《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主要书写后者。其实，新上海植根于老上海，两者相互纠缠，也就阵痛汹涌。而新上海永远未完成，每一代作家须为此而接力书写。

或许，一个作家，只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一种上海”，必须写出区别于他者的上海，否则无意义、没必要。正如李欧梵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重绘上海”，重新绘制关于上海的肖像，那就显然不是照相般的还原。他，以及其他的“上海重绘者”，都在启示我：惟有以不凡笔力创造一种杰出的上海的文本。

《上海记》中各篇章，相继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等杂志，而今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了。不论是否杰出，它大约能够区别于既往的上海书写，拥有独特的视觉、景深和气息。

一方面，关于这座城市，我没有童年经验和青春期秘密。对石库门内的幽暗与骚动，对弄堂中的喧杂、老虎窗外雨后彩虹的惊艳，我以异乡人的眼光，去观察、想象、揣摩，言辞也就有可能产生新意和陌生感。

另一方面，我不太像本雅明笔下的巴黎诗人波德莱尔。他是一个纯粹的漫游者、批判者。我则穿行于上海谋生，凭借地铁、公交车和一辆旧轿车，与这座城市沟通、冲突、和解，如此，大约也能为文字增加烟火气和日常性。

我以《上海记》，整合城市记忆与个人经验，大约片面、主观，也就有可能保持锋芒和深情——笔尖般的锋芒，墨水般的深情。我与上海，构成相互辨认与对话的关系，彼此见证和纠正。上海与我，也就不同于二十年前各自的样子，因对方的存在而略微完善吧。

在这座海边城市，汹涌的云团、密集的街巷和丛生暗疾，酷似山水画中的飞白、枯笔和墨痕斑斑，恰好呼应于我的白发、皱纹和老年斑。

重绘一种上海肖像，就是重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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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重绘”，那就不是照相般的复制，而是重建上海记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书写，就是对记忆的一种临帖——永远不是“王羲之”，无限接近“王羲之”。

“只能无限接近”，就带来“散文可否虚构”这一问题，争论颇多。赞成虚构者，以司马迁《史记》、庄子《秋水》为例，认为虚构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散文自然可以通过虚构，让表达获得自由。反对虚构者则强调，“真实”是散文写作的基本伦理，以此确立与小说之间的边界。

我赞成“有限度的虚构”。只要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氛围的营造，虚构，这一种写作手段，散文没必要放弃。

现实生活中，你我他的偏见、梦与寒暄，整容、脂粉和情书，无不充满幻觉与假象。虚构，也是一种现实。对历史事件进行追溯，“还原真相”，大抵是自欺欺人的话。“不得虚构”，则会让一个写作者停止追寻被遮蔽的可能性。即便转型为学者，若放弃想象力，在“尾注”和“引用文献”中穷尽一切，也难以有洞见与发现。

但，散文中的虚构，只能是局部、细微处的增光添彩，以便建立叙事的逻辑性，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而非小说一般的整体性虚构。我曾看到，故宫文物工作者，尝试为一匹唐三彩马，加上失去的尾巴。那马尾随风飏起或静静下垂，需要从马头和全身肌肉的紧张度，做出合理推想，从而重塑一匹马的完整性。散文中的虚构，大约可以与此类比。

若不顾一切地沉溺于虚构，那就等于取消散文这一文体，改行去做一个小说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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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有虚构之处。如《江西路：一弯新月》中，邵洵美与项美丽的一些对话，若干细节和场景，就是我在对历史资料研读的基础上，从人物性格、气质与时代氛围中，自然而然生发出了它们。文本的整体性和感染力，大约由此得到增强。

“贴着人物写”，是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嘱托。不论小说与散文，一概需要贴着人物去写，也是贴着作家内心写，在重绘中，让种种记忆和情感得以新生。

“合乎自然，邻于理想”，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观点，启发我，如何抵近“自然而理想”的表达，远离虚伪和鄙俗。

“惟陈言之务去”，是韩愈在千年前发出的呼吁。变化中的上海、中国和世界，需要新观察、新言说，以确立其存在感。作家乃至任何一个人，也都需要摆脱陈词滥调的围城与沼泽，更新周边和时代。

我将继续以笔墨重绘生命中的一切，让纸上的人烟、山河与城阙，新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