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的“行头”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人，激情而又冷静，能客观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

文丨新京报记者刘思维

编辑丨杨海

校对丨杨利

►本文7830字阅读10分钟

生命的最后7天，已经下不了病床的赵宏智执意要回到宕昌。那是2024年12月，他正在上海治疗，身体撑不了飞机出行，几个朋友轮流开车，把他送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西北小城。和他第二次到宕昌一样，也在一个冬天。

第一次到宕昌时，赵宏智33岁——2009年他作为一个“大龄”志愿者，到甘肃陇南宕昌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支教3年。后来，他加入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西部阳光”），直至成为这个在中国农村教育公益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基金会秘书长。在很多人眼里，赵宏智也适合这个角色，他有多年的金融系统工作经验，曾做到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中层，阅历和管理能力都足够有说服力。 大家都期待着，他在新的位置释放更大的能量。

但在2017年，赵宏智逐渐卸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直到2019年彻底辞职，在40多岁的年纪重回宕昌。这次他选择在全县最偏僻的磑子坝小学当顾问，去实践他全新的教育理念。这段经历被央视拍成一部纪录片《在乡村》，片中他消瘦、沉默，为教育时而热切，时而苦闷。很多人因此记住了这个放弃城市优渥生活，守在粗粝、单调的西北农村，近乎苦行僧般的公益人形象。

事实上，熟悉赵宏智的人都清楚，理想主义只是他的一面，他也有公益人稀缺的柔软身段——为了争取资源，他可以西装笔挺地与全球知名企业的高管、高级地方官员交谈；也可以换上迷彩服，与村民猜酒划拳。不管是考究的领带，还是沾满泥污的劳保手套，都可以是他的“行头”。

他在不同人群和场所间闪转腾挪，试图用行动证明，在村小生源锐减、撤点并校的潮流中，即使像磑子坝小学这样偏远简陋的小规模乡村学校，“也可以被改变。”

他终究没能拗得过潮流。6年间，磑子坝小学从150多名学生降到20多名，素质课程停课，精心打造的食堂和农场夭折。从公益项目的投入产出上来看，这场实验没有成功。

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乡村教育需要他这样逆流而上的公益人。对志愿者来说，他的纯粹和行动力是值得被继承的精神财富。而对磑子坝小学的师生来说，有段时间，赵老师勾画的蓝图曾在他们眼前展开了一角，让他们拥有了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可能。

蹚出一条路

2017年底，赵宏智来到磑子坝时，这里已进入严冬。村子位于甘肃南部偏远山区，处在一块海拔2400多米的盆地内，周围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气候高寒、土地贫瘠，青壮年村民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谋生，或者干脆搬走。

那时磑子坝小学有7名老师，155名学生，其中70%以上是留守儿童，学生家庭教育缺位，逃课、不做作业、成绩糟糕，新调来的年轻老师努力教学难见成效，大多心态消极，等着被调走。

赵宏智到学校后，没有急着解决教学问题，而是提出用一个月建起一间浴室，“让孩子洗上热水澡。”学校校长难以理解这个城里“顾问”的做法，这里干旱缺水，孩子们没有洗澡的习惯，为什么要把资源投入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但在赵宏智看来，乡村孩子的真正改变不是非要从成绩开始。他相信，洗澡不只是种简单的生活习惯，洁净会让人心情愉悦，更重要的是会让孩子生出尊严感。

年轻的老师们也一样需要生活保持基本的体面，王楠（化名）2016年考上特岗教师，刚被“发配”到磑子坝小学时极不情愿——水管里接出的自来水，浑汤一样，要沉淀一宿才能烧开饮用；学校没有厨房，采购菜和肉要到10公里外的乡镇；没有冰箱，食材买来也无法保存，住校的老师们平时吃饭就在宿舍生炉子简单煮袋方便面凑合；家远的学生无法回家吃午饭，只能带个冷馒头或买点零食对付；师生共用同一间旱厕，蚊虫乱飞，更没条件洗 澡。

为此，赵宏智还制定了在学校建食堂、改造教师宿舍，甚至开设农场的计划，让村民和师生一起养鸡种菜。在他的构想中，一所理想的乡村小学不只是学校，也是家庭的延伸，是乡村复兴的中心。学校不仅要开展教学，还要支持家庭一起养育孩子，给孩子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促成亲子间的有效沟通。同时，学校还可以是乡村的博物馆、剧场，也可以是初级食品加工坊、手工艺训练基地，甚至是网店销售学习中心——“作为一个窗口和平台，学校将从教育改善入手，探索乡村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愿景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少人都对它能否实现、实现多少抱有疑虑。但赵宏智是个坚定的行动者，过去的长期支教经历和到一线执行的基金会落地项目，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担任基金会秘书长时，他又展现了自己统筹规划的能力。

据媒体报道，纪录片《在乡村》导演第一次通过微信联系赵宏智时，对方很快就发来一张思维导图，从如何到达小学、交通方式、行李建议、注意事项，细致到哪家通信公司在学校的信号更强，赵宏智都给出了详细的建议。做其他事，他一样细致。

在公益路上摸爬滚打10年，他早就不是一个莽撞的理想主义者。来磑子坝前，他就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了充分准备，制定了严谨的计划。

那时学校还有155个孩子，他想要把磑子坝小学作为样本，蹚出一条路来。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既然闯入了这些孩子的世界，“就不能再放弃他们。”

迷彩服和西装

直到开始改造学校后，赵宏智才发现他还是低估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磑子坝地处偏远，到县城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冬季大雪封山，交通常常中断，采买运输材料受到诸多限制，也很难找到工人……种种因素导致改建工期一拖再拖，从计划中的1个月，拖到近一年。

工地人手短缺，赵宏智时常客串泥瓦工。干活儿时，他总蹬双胶皮靴、戴副劳保手套，拎着水管定期打药驱虫，把旱厕冲洗得干干净净。

很多困难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不少志愿者都难以融入当地环境，与村民长期相处。赵宏智有自己的办法，不论对方是官员、校领导、老师还是普通村民。

赵宏智中等身高，体型消瘦，总是穿着深色衣服，戴一副最普通的半框眼镜。在城市的人潮中，他可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但在粗粝的西北农村，他还是显得过于精致，昭示着他的外来者身份。

但很多磑子坝师生们都记得，学校改造期间，赵宏智常穿一身迷彩服，这个从北京来的“顾问”，看上去已经更像村里的“包工头”。

平日里他没事儿就蹲在墙角，跟村民一起晒太阳，聊家长里短，毫无城市人的架子。村民们很快就接纳了这个外地人，谁家杀了猪都要请他吃饭，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吃六顿杀猪菜，人情往来间，自然就建立了联系。

一手好厨艺是他打开局面的法宝。他经常亲自下厨，把住校的老师们聚到一起，喝酒聊天，“吃好了就不想家。”

他总把宕昌教育系统的领导请到住处，一会儿工夫就炒一桌子菜，借着酒劲说一说学校的难处，很多在办公室谈不成的事，往往在饭桌上就能谈成；在磑子坝小学修浴室，电热水器的功率太大，电压带不动，他买了一头猪，请电业局的朋友吃饭，联络感情，最终接通了高压电。

他雇磑子坝村民干活儿，对方要市场价的两倍，赵宏智一口同意。他的搭档、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执行主任刘鹏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吃这种哑巴亏。赵宏智解释，既然要在村里建“社区型学校”，就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如果从外面雇人，村民心里难免有气，虽然眼下多付出一些成本，但村民得了好处，长远看会更支持社区建设。”

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赵宏智成了村民和老师口中的“老赵”。

村民们偶尔也会看到他忽然换了身全然不同的行头，他们知道，老赵又要出去谈事情了。

老赵的衣橱里不只有迷彩服。

与他相识十几年的兄弟、西部阳光长期支教志愿者夏小绕回忆，两人在宕昌支教时，老赵曾托出差的朋友带来一个行李箱。

箱子和人一起先乘飞机再坐火车，又搭汽车在山路颠簸了几小时才送到他手里。打开一瞧，里面只有一套西装和一个熨斗。

乡村教育志愿者们需要定期拜访当地教育系统官员，汇报项目进展，其他人都穿得随意，只有老赵会特意穿正装。夏小绕揶揄他“怪讲究”，他拎起衣服抖了抖，狡黠一笑：“去一些场合、拜访领导，总要显得正式一些。”

赵宏智成为公益人老赵前，一身西装是他的工作服，他曾在金融行业工作八年。虽然他不怎么提及，但朋友们推测，老赵人情上的练达和处事的智慧大概来自这段经历。

来到磑子坝、辞去西部阳光的管理职位后，赵宏智兼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农村教育中心主任一职，这家乡村教育政策倡导机构曾发起“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共同体”项目，其中浙江缙云、云南楚雄等地的几所特色乡村小学因为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改革之路广受关注，老赵的磑子坝小学也是共同体成员。

一年中总有些日子，老赵要离开磑子坝，一身西装笔挺活跃在探索中国乡村教育未来的各类论坛、会议上。他以磑子坝小学为案例，讲述他的乡村教育发展蓝图。与会者多是手握话语权和资源，能够影响中国乡村教育走向的决策者、学者、企业家和公益人。

说服他们提供支持，不能只靠精美的PPT和精彩演讲，“他更倾向于通过场景来打动人，会带着捐赠人来到孩子们生活的地方，让大家有更多的体感，让生命和生命连接，这是他最常用的（沟通说服）方式。”刘鹏谈道。

他组织公益徒步活动，自己担任队长，把这些人召集起来，集中花几天时间到山区走路，实地感受孩子们的上学路，其间他安排大家走访一些乡村小学。在枯燥崎岖的山路上边走边看边谈，老赵通过这种方式不仅筹到了项目资金，还为磑子坝小学引入了不少培训、课程资源。

无人机、平衡车、天文望远镜，这些城里的新鲜物件像是穿越般，一件件出现在了磑子坝，让孩子有了了解、探索外面世界的可能。

他抓住六一儿童节、开学日等特殊时间点，在磑子坝小学组织学生表演节目，邀请这些捐赠人来学校给孩子们现场颁奖，既能向他们展现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具体地展示项目成效，也能让乡村孩子见识更多元的人，培养他们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自信。

离场

逐渐地，一些可见的变化发生了。孩子们开始更愿意待在学校，成绩有了明显提升。有了食堂，孩子们中午能吃上热饭，身体也比之前壮实。

村子也在不经意间改变。比如，赵宏智曾买回一台冲地机，每天早上用来冲洗操场，住在学校隔壁的村民看到后，也买了一台冲洗自己的院子。“村民们会对照自己身边的事物去改造自己的空间，这种影响是持续而深入的。”

磑子坝小学慢慢有了计划中的样子。但一个人的努力、一所学校的改变，终究无法抵挡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和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双重现实。磑子坝小学也一样，老赵无奈地发现，学校入学人数一直在下降，成绩稍微好的，会被送到乡里或者县上念书。

事实上，那些通过试点蹚出一条路的“小而美”乡村小学，大多位于云南、浙江等地，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各方面都比磑子坝有优势。更重要的是，但凡改革成功的小学，当地都有一个魄力十足的“灵魂人物”领导。而磑子坝小学的“灵魂人物”始终只有外来者老赵一人。

在磑子坝期间，老赵和刘鹏这些兄弟偶然相聚，几杯酒下肚，他时常流露出孤独，话语间都是对从前几个好兄弟“并肩作战”的怀念。他始终没能在磑子坝组建起一个长期固定的团队，常年“孤军作战”。

老赵也曾试图说服对公益有热情有想法的朋友留下支援，陆续有几个志愿者来到磑子坝，但没人能停留超过半年，和他一起搞基建的年轻老师们也陆续调到乡镇的小学。

磑子坝小学校长刘义兵原本在乡镇中心校担任教导主任，由于老赵坚持不懈向教育局领导“要人才”，2020年6月，刘义兵被调来磑子坝和他共事。

他带刘义兵去全国各地的特色乡村小学调研，计划效仿云南楚雄一所小学的成功案例，在村子里经营农场，既能作为学生的实践教育课堂，收入又能补贴学校建设。

2021年，老赵筹到一笔钱，开始建农场。他承包了几块村民的自留地，种植中药材，还买了几百只鸡，雇村民帮忙饲养。

这期间，夏小绕来宕昌，两人匆匆见了一面，老赵还是那副硬汉作派，但夏小绕一眼看出他眼神中的疲态。询问下，他才说，雇的村民对养鸡并不上心，鸡被狗叼走、被飞禽抓走、染病，每天数量都在减少。他和刘义兵一起开车去县里找兽医，用了药也没能遏制局面，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农场举步维艰。

一些公益界的前辈、伙伴了解到他的处境，给他分析利弊，意思是劝他放弃磑子坝，另找一个条件好些的小学开辟新试点，老赵往往以沉默回应。没人知道他的想法，朋友们猜测，他能力强、办法多，以往那么多难题他都解决了，他似乎从心底里相信，自己也能找到磑子坝小学的出路。

在外人眼里，无论遇到何种状况，他总是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说话节奏。每天面临的问题太多，他的眉头难得舒展过，但他也很少在人前表现出沮丧、烦躁，陪孩子们玩耍时，他会微微咧嘴露出笑容。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他的疲态才会不受控制地显露出来。一起共事的老师记得，老赵经常熬夜。磑子坝的冬天格外漫长，宿舍靠烧煤取暖，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气味。凌晨两三点，老赵坐在宿舍里对着电脑翻看项目进度报告，为眼前遇到的难题焦虑，琢磨着第二天“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王楠常看老赵遇到难题时，一个人耷拉着脑袋坐在一处，摘下眼镜，闭上眼，满脸疲惫地用手揉着眉头，自言自语：“干吧干吧干吧。”好像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洪流面前，一个人的尽力而为终究还是没能抵得住急转直下的情势。2023年以来，磑子坝小学生源数量断崖式减少，到现在只剩20来人，靠他个人工资维系的食堂，半年前也已停转。

后来，他不再执著在磑子坝建设团队。“大家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没必要强迫别人像我一样，一定要在农村待着。”只有他不甘心放弃，到最后像是在跟自己较劲，“要证明这条路走得通。”

把磑子坝建成一所“全方位服务型实验学校”的计划还是终止了，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路在哪里，老赵没能亲身找到那个答案。2023年12月，他完成了在磑子坝小学的最后一项工作——把最后一批农场种植的药材寄给捐赠人作为年终答谢。这之后，他从这个耕耘六年的地方黯然离场，转做民俗地区的乡村教育支持，换种形式，继续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出力。

项目最终没能继续下去，但一些长久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18岁的王虽巧目前为止经历过最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就在这个全县最偏远的乡村小学举行，赵老师给毕业生们定制的纪念章和卡通版“毕业证”，被她珍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在磑子坝小学毕业典礼当天，大家在赵老师的建议下盛装出席，她特意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裙子，大家用手擦着眼泪，演唱着排练许久的告别歌曲，那是属于孩子们的“魅力时刻”。

老师们对学校产生了归属感。一位男老师记得老赵搬到教师办公室的那台咖啡机，“宕昌县哪一所学校的老师能洗上24小时热水澡，喝上现磨咖啡？只有磑子坝独一份！”王楠刚来时一直盼着被调走，老赵带着他们并肩作战一整年，眼看着学校越变越好，她接到调往乡镇中心校的通知，才发现自己对那个条件艰苦的村小充满留恋。

老赵打开了师生们的视野，让他们憧憬更大的世界。王虽巧目前在县城读高三，她想考到城市读大学。小学时，通过赵老师带来的无人机，她第一次俯瞰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封闭村庄，“一望无际的土黄色”让她憋屈，是赵老师让她第一次产生了站在高处俯瞰城市风景的向往。王楠人生中第一次去北京是老赵推荐她参加了一个培训项目，老赵坚持让她趁年轻“出去看看”，先让自己快乐起来，才能将快乐传递给孩子们。

16岁的张冬经常回忆起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暑假，赵老师组织夏令营，带着七八个孩子爬山涉水，寻访附近乡村的古迹，主动和村里的老人聊天，了解自己村庄的历史。张冬想起赵老师的话：“不要因为自己是农村人而自卑，农村有农村的好处。”

暑假之后，磑子坝小学唯一的英语老师调走，英语课停了。一直想办法留住学生的老赵，特意给张冬在外打工的父亲打电话，劝他给儿子转学到乡镇中心校。后来，他成功考入高中。

老赵去世前一个月，张冬在县城大街上偶遇了自己曾经的老师。男孩注意到，记忆中永远一身少年意气的老师，“头发白了、脸色很差，说话有气无力，一直在轻咳。”张冬关心起老师的身体，他回了句：“挺好的。”

教育的本质

人生的最后阶段，虚弱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赵决定回宕昌。几年前，他在宕昌结婚成家，女儿如今两岁。

他是成都人，原本和父母哥嫂一起，在家乡生活得很安逸。有一年，他把家人们接到磑子坝小学，带他们在不大的校园里到处参观，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理解，他背井离乡、放弃优渥生活这些年里在做怎样的事情。磑子坝小学的孩子们回忆，杏花飘飞的季节，赵老师总“命令”智能音箱播放那首和他家乡同名的民谣，从他的眼神中，孩子们看出：“赵老师想家了。”

回到宕昌，当地教育界的朋友陆续来看望他，王楠也来了。老赵是她教育事业的领路人，从前她只关注成绩，受老赵的影响，她才领悟到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的关怀”。

王楠提起一件事，当年磑子坝小学幼儿班有个三四岁的事实孤儿，身世很可怜。每天早上她来上学，老赵都接了温水给她洗脸，用毛巾仔细擦干后，还细心地给她抹上面霜。后来，王楠在别的学校教学，看到班里学生衣服有点脏，都会心里一紧，连忙联系家长，询问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认识老赵）以前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她说。

2024年12月26日，赵宏智在宕昌去世。几天后，北京西部阳光办公室里，朋友们给老赵办了一场告别会，照片中的老赵一身军绿户外衣裤，蹲在开满野花的草地里，笑得像个孩子。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观看他的影像资料，回忆生前他的种种细节：

他心细，每次组织师资培训都会买两包红糖，是给生理期的女老师们准备的。

他总举着相机，追着孩子老师们拍照，他们在他镜头里笑得那么纯真。

他一生崇尚浪漫主义、始终向往自由，生前总效仿偶像切·格瓦拉，骑着那辆蓝黑双色摩托车，在甘南大山里风驰电掣，为学校采买物资，朋友戏称他为“毛羽山（宕昌县的一座山）车神”。

老赵去世前一周，刘鹏在病床边弹唱那首他喜欢的民谣《山风一样自由》，他已瘦得不成样子，还是把枯槁的手从晃荡的病号服里伸出，在床栏上打着节拍，念叨着再去一趟刘鹏曾支教的青海省曲麻莱，尝一尝昆仑雪山的水。

老赵就安葬在宕昌，按当地的习俗，没有立碑。但假如要给他写一句墓志铭，33岁第一次到宕昌那年，他曾在西部阳光宕昌支教志愿者登记表上的 “自我评价”一栏写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人，激情而又冷静，能客观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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