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的律师，如何对待自己的案子？

从二月底到四月，院线涌现了非常多的好片。

但至今为止最无可挑剔的，就是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主演的这部《初步举证》。

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官摄的舞台剧作品，也叫NTLive影片，由英国国家剧院推出，旨在通过现在化方式将剧院经典剧目呈现在更多观众面前。

《初步举证》的光环已经无需多言，在国外拿了奥利弗与托尼双料奖，国内目前是豆瓣评分9.6。

它的优点非常明显，如故事本身的设定，演员的台词功底和表演艺术能力，都无可挑剔。

这是由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一人分饰多角的独角戏，台词密集且丰富，观看时必须要全神贯注。

光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要觉得闷了。

实际上，这片子展现出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和情绪爆发力，很多观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刻入戏的，反应过来时身上的汗毛已经站很久了。

但它最令人敬佩的，是以艺术之名挑战现实，对性侵问题直接且不回避的态度。

很多女孩在该片的影评和影片相关的评论区里说出了她们的遭遇

我们都知道，性侵案取证之难、定罪率之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为什么会如此之难？受害者在这样的程序里究竟会经历什么？

《初步举证》，用“带血的刀子”从多重角度把这件事彻底剖开了给你看。

至于为什么是“带血的刀子”，和主角本身的设定相关。

这部电影的主角泰莎，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出身，通过努力跻身精英律师阶层的女性，她意气风发，是一个几乎没有失败案例的辩护律师。

她是优秀的猎手，知晓规则、节奏和漏洞，经她手的性侵案不算少，但她的身份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

泰莎将受害者视为需要拆解的“证据载体”，而非活生生的人。

面对性侵受害者，她通过用精心设计的交叉质询，削弱其可信度，来为被告脱罪。

她相信“法律真相”，并把败诉视为受害者准备不够充分的自身问题。

这样一个处理性侵案件的辩护律师，一个法律体系的拥护者，却在她事业上升期时，遭遇了来自精英阶层同事的性侵。

她从一个完全了解体系的加害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她越是能灵活的使用“规则”，就越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司法体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刺向她，撕裂她，羞辱她。

这样一个同时拥有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女人，就成了一把“带血的刀子”，剖开她自己，也剖开规则本身。

在这个过程里，观众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以理性为傲的女律师，在事发后干了无数自己认为的蠢事。

她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反而先清洗了身体，打扫了案发现场，事后还删了聊天记录。

随后这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从不败诉的女律师，在走进警局前，意识到自己的证据链并不能满足质询的“期待”。

他们当晚喝了很多酒，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很好，她邀请了对方去她家，又喝了很多红酒。他们之前有过性关系，她还告诉别人他们可能会交往。

这一切组合成了一场必输的官司。

她站上法庭前，不断用过往的质询技巧，一遍遍模拟可能的情况，试图在创伤带来的情绪波动前保持理智。

站上法庭后，真正的质询和她受过的性侵创伤，一次又一次成为凌迟她的刀片。

案发的过程，被旁听的男人们当成了一场“活该的笑话”。

她的证词，被男律师曲解为，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对精英男性下流的竞争策略。

而她的痛苦，被一遍遍质疑，“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尖叫？”，“你怎么证明自己没同意？”“他到底用哪只手捂住你的嘴？”。

顺应“程序正义”不断自证的她，在法庭众人面前还原出性侵姿势的她，不光是被阶级和体系双重交叉质询，更是再一次被强暴。

当在她为自己辩护时，无法再忽视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扔在台面上：

为什么法律要求受害者比罪犯更完美？

为什么一个女性不能说“不”就是“不”？

到底是谁定制的这样的规则？

而当法律无法保护受害者时，社会应如何重建正义？

至此，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痛苦，剖开法袍。

让人们看到在那之下，是一套由男性制定的，带有预判性的，完全不公的游戏规则。

这种羞辱式的质询策略，早已不止一次的在正义的外衣下发生。

在《黑箱：日本之耻》这本书里，身为受害者的伊藤诗织，在做鉴定时被警察要求用人偶去和她模拟案发全过程。

《知晓我姓名》的作者香奈儿·米勒，在被性侵后，遭受的不光是塑造“荡妇”式的质询。

在报道上她被描绘为“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一个失去意识的女人”。施暴者被描述为“游泳冠军”、“斯坦福高材生”和“正直的年轻人”。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美剧《难以置信》中，当玛丽•阿德勒报警称自己遭遇入室强奸后，因她并非“完美受害者”，在面对调查人员几次三番的粗暴对待和周围人的怀疑下，她最后选择改口，称自己并没有遭到强奸。

这些被看到的部分，充其量算冰山一角。

《初步举证》中女主泰莎提到，每三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受害者。

这并不是夸张的戏剧台词，《初步举证》的编剧苏西•米勒在澳大利亚法学院求学时，她发现在英国，仅有1.3%的性侵案件最终导致定罪。

就全球而言，几乎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 生中遭受过殴打、被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虐待（联合国大会，2006）。

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RAINN估计，每 6 名美国女性中就有 1 名在其一生中遭受过强奸未遂或强奸成功，每1000名犯罪者中只有25人最终会入狱。

根据日本政府2017年的数据，遭遇强好的女性受害者中，只有4%主动报案。

联合国在2013年针对中国的性别暴力研究发现，每5名女性中，约有一人遭受过强暴。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伴侣暴力报告率，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报告的施暴率，高于女性报告的受暴率。

但是男性报告的是他们对女性伴侣施加的轻微肢体暴力，而女性报告的往往是严重的肢体暴力。

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上，全球女性几乎有着一样的默契，即当我符合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时，才会去报案。

那套羞辱的质询思路，早已内化成了一个社会通用的审讯模板，无时无刻对每个女性进行这种“交叉质询”。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遭受性侵的人宁愿忍受性侵带来的创伤，也不愿承受说出性侵带来的伤害，因为后者的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性侵的趋势也在改变。

这几年，很多刑事律师发现直接的暴力性、赤裸裸的性侵在减少，但是发生在熟人之间更隐蔽的性侵在变多。

由于这层熟人特殊关系，所以是否性侵如何性侵，在这类案件中变得非常难判断，很多案子在报案时就被卡掉了。

“性同意"问题上的法律不公，在更前端的部分，就发挥了作用。

如果再往下延申，你会发现比起所谓的“性同意”，更应该考虑的是女性到底有没有拒绝的权力。

色情文化，和很多社交的潜台词，早已将女性的“不”变成了一种情趣环节，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那句“女性说不就是要”。

当不合理的要求，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被合理化，暴力和伤害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可界定。

而在色情文化之外，女性受到的教育，更多的是要听话、服从、维持愉悦的气氛、不辜负他人的期望。

以这样姿态生长的女性，比起反抗，顺从已经成了一种被驯化出来的习惯。

这种现实里存在的不公，很多时候都被忽略了，甚至被另外一种女性叙事给覆盖住了。

就像《初步举证》里的女主，当她从工人家庭的小径一路走上精英律师的大道，击败过无数男性。

她方方面面都符合当代独立女性的模板。

在这层外壳下，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被忽略了：她是一个通过“成为男人”，而成功的女人。

过往她帮助性侵犯脱罪使用的交叉质询，甚至算一种利用性别上的“优势”，来实现了更有力的“绞杀”。

直到她成为“受害者”，她被自己所信奉的体系抛弃，才看清了现实。

这也是影片所指出的另一重现实：

并不是成为人上人、经济独立强身健体、拒绝生育、甚至拒绝异性恋就可以避免成为受害者。

另外，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天然的同盟。

这便是《初步举证》的稀缺性。

它从未把视角沉浸在某种困境，而是处境。

女主不会掩饰她的脆弱恐惧，但也不会沉浸在创伤里自怨自艾。

你会看见女主被击溃过，但没有被击倒。

对女性的友谊也没有一味的进行正向的描绘，或者用某种“大女主”一般的叙事让故事走向胜利。

这也让很多观众对于“败诉”的结局不满意，认为是烂尾。

但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官司，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编剧，或者观众都清楚这一点。

《初步举证》没有从任何层面上去“粉饰太平”。

唯有当现实被摆在眼前，问题无法被回避，改变才可能发生。

事实也确实如此，《初步举证》在伦敦首演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该剧的成功推动了英国法律改革，促使性侵案件审理中的提议条款修订，并被纳入北爱尔兰法官培训。

这，只是开始。

设计/视觉：L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