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记忆之必要 | 默音

人在前行的过程中，总是不断抛却一些人和事，而且往往与自己的意愿无关。换一份工作，换一个城市，换一种活法，有的朋友就疏远了，不再联系，或是即便维持联系也不复从前。对这些关系的改变，有些我们在当时浑不在意，过后回想，才发现那是极为珍贵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弥渡一中念初中。弥渡县位于大理市的南边，从地图上看，是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细长条。如今高铁通到东侧毗邻的祥云县，从昆明到弥渡，先乘八十多分钟高铁到祥云站，然后再打车，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我念初中那会儿，去昆明需要乘一整夜或一整个白天的大巴，山路曲折，如果没能在车上睡着，很容易晕车。我的大多数同学直到高中毕业考上省会的学校才第一次去昆明，他们的感觉无一例外都是：昆明好远啊。

一中的教学楼修在操场边的看台顶上，适合居高远眺。从教室窗口可以望见西面的群山，让人不由得产生实感：弥渡是个坝子（盆地）。由于视野被群山阻隔，那时我们都以为，走出群山到大理或昆明，就是了不起的跨越。

我父亲在客运站工作。客运站是敦实的两层楼，一楼有售票处、候车厅，二楼是职工宿舍，各家的门对着一道公用长走廊。下楼出车站，顺着国道走十分钟，就到了一中。说起来离学校很近，不过，云南的学校要上晚自习，夜里回家的路有些瘆人。我记得那条路隔很远才有一盏微弱的路灯，尤其是其中一段要过桥洞，更是一团漆黑。好在，我很快发现有个女同学琼和我顺路，于是每天和她一起回家。

琼的成绩普通，寡言，圆脸，微带雀斑，眼睛不大，笑起来习惯抿嘴眯眼，双眼和嘴拉成三条线。她在班里属于极不起眼的类型，我们同路走了快一学期，我对她的了解也没增加多少。她家住在城北的村子，家里有父母和妹妹。她小学和我同校不同班。

我那时在家坐不住，一到周末和假期就往外跑，常常在同学家一待就是一下午，有时还顺便蹭个晚饭。现在回想，大概因为家里仅一个单间，我在书桌跟前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坐在沙发上的母亲看在眼里，感觉不自由，所以才爱出去晃荡。小学时最常来往的几个女同学分在隔壁班，我毫不介意，继续去找她们玩儿。后来一想，我和琼每天一道走，也去她家看看吧。

要好的小学同学有几个在农村，她们的家是窗明几净的青砖瓦房，刷了白墙，院子铺成水泥地，便于晾晒玉米辣椒等。按云南人家的格局，正门开在院落一角，厨房位于院子侧面单独的平房，堂屋正中央是一家人的客厅，两侧住人，楼上是晒台。同学不像我和父母挤在一间，有自己的房间。

同样是农村，琼的家和其他同学的大为不同。未经粉刷的黄色土垒墙，院子一角有猪圈，气味强烈。通往正屋的门不是我看熟了的四联雕花木门，仅一扇单门，室内光线暗淡。进屋后，眼睛需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屋内摆着饭桌板凳，一侧的房间是她父母的，屋角架着一架木头梯子，小心地爬上去，二楼是她和妹妹的房间，两姐妹共一张大床。除了床和小桌小凳，我不记得那个房间有其他家具，只余下极为宽阔荒凉的印象。窗户就是土垒墙挖了个方洞，装上窗框和玻璃，可以看作是飘窗的原始版本。我第一次去，坐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琼从图书馆借回来的《倚天屠龙记》，从此常常去那儿看书。

她家从来不锁大门（的确也没什么可偷），有时，我到了那里，没人在家，就自己爬上楼找书看。渴了就下楼到水缸旁边，用葫芦瓢舀水喝，有几次喝水遇见她父亲，我说“叔叔好”，那边漫应一声。她父亲偶尔出门做工，在家的时候比母亲多。她母亲要么在田间劳作，要么去镇上卖菜。我曾经跟着琼和她母亲还有妹妹去敲核桃。坐在粮食局的空地上，把堆成小山的核桃敲开，取出核桃仁，手指很快被染成黄色。实际做了就会知道，三个人敲一麻袋耗费的时间不止一天。和动作麻利的她们相比，我没敲多少，大概还没偷吃的多。这项工作只有很少的报酬，我记得当时听到吃了一惊。尽管那么廉价，她们仍然每年都去。还有几回，我和琼一道去镇上卖菜，当时并无菜场，仅仅是一条乡人聚集摆摊的街。我们坐在小凳上，一人一本小说，面前地上的塑料布搁着蔬菜。她大约是窘迫的，怕遇见同学，而我只觉得卖菜挺好玩儿。

琼和我在她家读了许多书，各自埋头猛看；在学校，我们一起参加周五放学后的绘画课外小组。我们的话题真的不多，因为这个缘故，升上初二，我和一个爱看书且活泼的女生走得更近，兴趣也因此转到翻译小说，或许在不觉间疏远了琼。

初三下半学期，非常突然地，父母告诉我，舅舅去询问过，根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我可以去上海参加中考。他们之间稍有分歧，父亲觉得我该去，母亲想到路程和实际可能的种种麻烦（她得陪我去上海，也就意味着夫妻分居两地），有些迟疑。我当然是兴奋的，毕竟上海比大理或昆明大多了。

我来到上海，和母亲一起住进外婆家。在家自习一个多月，然后中考。考砸了。原因很简单，教材不同。我们学校的教材甚至和云南省其他学校也不一样，当时有一项所谓试点，云南省六所学校用了据说是联合国编写的新教材，我们是其中之一。直到去年，我想起来向老同学验证这件事，他们说，是呢，教材不一样，提倡快乐教育嘛，我们那个时候，考试题目却是全省统一的，所以很不划算，自己也觉得考得不理想。

我念了一所职校的中专班，其间和几个同学有信件往来。他们当中有人去了大理一中和下关一中，有几个直接念了中专。琼考得一般，就读弥渡一中高中部，她的来信让我吃惊。信里的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微笑点头的人，她谈到学业的苦闷，她的暗恋，再后来，她复读一年仍未考上大学，去大理古城的店里打工……

我不记得我们的信是在什么时候中断的。我从职校出来，当营业员，换工作，念自考，靠着自学的日语进了日企，然后去深圳的日文杂志社工作，又回上海考研。这中间断续在网上写小说，直到二十八九岁，开始翻译日文小说，也渐渐找到小说写作的方向和质感。我没有忘记琼，并且滞后地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轻慢与残忍，她那间土垒墙房间曾是我最好的逃逸之地，但我在与她最亲近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了解她，也从未试图了解。如果不是后来几年间的通信，我不会明白她在木讷外表下有着易感且脆弱的内心。

再次回到老家已是2010年早春，我和朋友们走一趟从丽江到大理的行程，之后包车去了巍山和弥渡。时隔十六年的同学聚会来了乌泱泱一群人，琼没有出现。我问起她，同学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她出去打工。有的说，她回了村子，结婚了，有个娃娃。尽管弥渡就那么大，但他们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有的是老师，有的跑长途，有的做小生意。我猜琼过得并不如意，没再试图找她。她仍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小说，于是写了长篇《月光花》。那本书出版于2012年，现在看来很不成熟，我的创作履历也将其略过。

每个小说作者的写作都有起点，对我来说，众多起点中，必然有一个与琼有关。我对她的了解终究是浅显的，仅就我看到的浮光掠影，她的身上有众多女性的影子，她是她们，她们亦是她。

小说这种不完美的讲述形式，归根结底是在试图打捞和重塑一些记忆，我的，他人的，人所共有的。

正如我曾有过与琼同行的夜晚，你也一定拥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匆匆赶路，有些人只同行一小段，属于他们的碎片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在某些瞬间被悄然唤起。我想，这也是在如今继续阅读小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