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处女作”了

01.

政治正确干预词汇和语言

从比例上来看，政治正确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强烈的存在感，是对语言的干预，是尝试净化、修正词汇库和用语习惯中的偏见与不公正。

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譬如向弱势群体倾斜资源的社会政策、补偿历史上遭受结构性不公的人群的平权法案。只不过，普通人没有什么机会参与政策制定，关注公共政策并群情激愤的舆论窗口也不是每天都有。

相比之下，人每天都要说话——私底下一对一说话，社交场对一群人说话，到了21世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还要登陆社交媒体账号到公共空间上，面向所有人说话。

只要开口说话，就不可避免受到那个名为政治正确的幽灵的持续注视。你的措辞、用语、预设、暗示是否正确，似乎总会有人在可见不可见的地方评判你。

在这个层面上，政治正确最先让人联想到极权主义、文化暴政和“语言警察”。它看上去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里的“新语（Newspeak）”有太多相似之处。

越来越多词汇，不再被允许使用。说话时被公开或匿名质疑，场面也不大好收拾。自证自辩没有用，看上去天然就理亏三分。

见识过这种场面的人，可能会产生自我审查的意识，也可能会始终怀抱这种焦虑——“是不是这个词没有用对，是不是那句话有歧义，是不是像在说教，是不是要被下定义了”。

《芭比》

由政治正确所引发的焦虑与紧张，并不是平均分布在不同身份属性之中的。女性被指控性别歧视的机会相对较小；少数族裔不太有机会被指责种族歧视；同性恋也不太有机会被骂恐同。

所以，在欧美环境里，最凶猛的政治正确抨击者，更加集中于“白人男性异性恋”；而在中文互联网上，最猛烈的政治正确讨伐者，又更加集中于“汉族男性异性恋”，这都是很正常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本来确实是最大概率的政治正确火力的目标。

他们都属于社会主流人群，而主流人群最大的问题是对于自己坐拥的权力熟视无睹，容易认为其他人群所受到的结构性不公，是世界正常的、默认的、理所当然的样子。

看不到不公的人最容易侵犯平等。主流人群在意识不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也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态度下，频繁地、日常地、习惯性地冒犯他人，当然就最有机会被政治正确教训了。

不过，如果只聊主观的态度和意识问题，这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相互指责的各说各话——“她们也有歧视我们，谁说我们的歧视就比她们的歧视更多呢”，讨论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不如来聊另一个相对客观的方面，关于我们所共同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到底如何与身份权力、偏见歧视发生根深蒂固的关联。

这种关联如此强大、广泛，以至于但凡我们开口说话、遣词造句，很多时候甚至和我们自己的身份无关，我们都大有机会重复、加强、固化了那些偏见。而当代政治正确对词汇和语言进行干预的一大动因，正是为了去挑战、修正、矫枉这些岁月悠久的不公不义。

02.

语言是权力，是偏见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过这样一段话：

“语言承袭自男性社会并包含了太多男性的偏见。我们要将这些偏见全部去除。只不过语言确实是无法全凭人力生造出来的……（所以）女人应该去盗取这件工具；不需要毁掉它或是做出一个全新的东西。盗取它然后为女人所用就好。”

这段话虽然从性别视角出发，但它所指出的本质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语言富含权力关系，既然语言来自带有权力结构的社会，那么语言本身就难免服务于加强这样的社会结构，重复它所带有的偏见，强化它所包含的不平等。

完全放弃现有的语言、创造一门全新的语言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借用它、干预它、改造它，让语言服务于新的时代、服务于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件非常正当、也值得去做的事情。

《坠落的审判》

语言自带歧视与偏见，这是横跨文明与时代的现象。性别偏见是很典型的领域，比如英语里的性别不平等，从一开口谈论男人女人的问题就开始了。男人，man；女人，woman，在“男人”的基础上加了点修饰就构成了“女人”。

有词源学的意见认为，woman对比man所增加的前缀“wo”，其实来自“woe”，那是悲伤、悲哀的意思，“悲哀的男人就成了女人”。

当然这只是非常多说法里的一种，但无论如何，woman对比man，不是平行并存，却是添加了“附件”以后才成立的延伸存在，这个简单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多少带有“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式的隐喻。

男人是默认的人类，而女人是其他的人、相对的人、需要通过与男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定义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性。

女性的这种附属感、次要感，在语言里有非常多线索。英语的“男人女人”是如此，汉语的男“他”、女“她”也是如此。女人需要着重用女字旁来强调，而男人却只需要用一个不带性别色彩的单人旁就足够说明了。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汉语中文里的历史其实不长，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创造出来的新汉字。五四以前，汉语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用的就是一个单人旁的“他”，指男、指女、指物都用这个“他”。

后来到新文化运动，受到西方语言类似英文“he, she, it”的影响，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提议创造新汉字，以更加精准地进行第三人称指代。指女的“她”与指物的“它”都是在那个时期发明出来的，现在被认为对创造女“她”贡献最大的人物，是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

只不过，在指女“她”与指物“它”被创造出来以后，原有的单人旁“他”就被自动保留为专属男性使用了，当时也没有太多人觉得有问题。后来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性别平等的思想，认为至少应该推出以“男”为偏旁的新代词来指代男性，但没有多少人响应，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有一个冷知识，汉字里是不存在“男”字旁的，相比之下，女字旁的汉字有两百多近三百个。也就是说，“女”从前就带有强修饰意义，并不只是现代的意外。

语言里的性别偏见痕迹还有很多，譬如英语里说明职业的单词，主席—chairman，议员—congressman，商人—businessman，全部以man结尾，自古以来默认这些职业全部是男性专属。

《芭比》

如今西方社会性别意识崛起，在遇上具体的对象是女性的时候，将后缀的man改成woman。但这依然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比如在泛指某个职业的时候，该用-man还是-woman？

也许可以改成-person，以此类推，人类—“human”改成“hu-person”。看上去有些奇怪，似乎进入了保守派嘲讽政治正确“新语”的范畴。

类似尴尬处境的还有“女人”，woman，要改只能大改。过去几十年的女权运动者们提出过很多修改方案，包括womyn、womban、womon、wimmin，但都不好推广。

汉语的日常使用有着另一个非常糟糕、可谓异曲同工的坏习惯：虽然职业名词本身不带性别标记，但是使用者总是自动为职业预设性别。

科学家、飞行员、警察、司机就是如此，当它们背后的人是女性的时候，公共传媒与日常对话里的人们，总是要给它们加上“女”字前缀。只有在描述类似秘书、护士、钟点工的时候才不大有机会出现。

什么性别在什么社会角色上是具有默认地位的，而什么性别占据这些位置又是不被期待的“意外”，不言之中，社会成俗的强大惯性自有分寸。

除此之外，语言之中还有关于身份属性的感情色彩偏见。英语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hysteria，中文是“歇斯底里”，属于外来词直译。

Hysteria的英文单词直接来自希腊语的“子宫”、“hystera”，这个词在19世纪以前一直被用来描述无法控制精神情绪的疾病，如今已经不作为医学词汇使用了。

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人一直认为那是一种由于子宫扰动才发生的疾病，因此既用“子宫”作为疾病名的辞源，也认为那是专属女性的疾病；而在将hysteria作为形容词使用的时候，是完全针对女性气质的贬义词。

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主张这是一种可以为男女共有的精神疾病的时候，很多人完全无法接受男人也可以“歇斯底里”，因为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已经完全被他们所使用的词汇给驯化了。

《麦克白夫人》

汉语里带有女字旁的汉字有两百多近三百个；在这之中，有相当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单字，是天然自带贬义的。类似“妖魔”的“妖”，“贪婪”的“婪”，“奴才”的“奴”，说不清、道不明地，就将这些明显贬损、负面的感情色彩，直接与“女”这个偏旁部首联系了起来。

儿童识字的时候，很容易就将这些负面形容词与女性气质、女性品格联系到一起。最讽刺的大概是将“奸”字用在“奸臣”里的时候，过往的数千年历史里，女人连当奸臣的机会都没有，但“奸臣”依然不会忘记女人，在被人骂的时候也要坚持把“女”字作为偏旁给带上。

与此同时，“男”字隐身了，连作为偏旁部首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反正男人是默认的人，有单人旁即可；再不济要说“人类不行”，那也是男人女人共同的责任，轮不到男人出来自己承担。

03.

干预语言，是为了改变思想

这些中英文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说明了我们每天使用的词汇和语言，远远谈不上价值中立、干净纯粹。

语言就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延伸与体现。社会本身有多少不平等，语言就有机会加强、加固多少不平等；社会本身有多少不公义，语言就有动机合理、粉饰多少不公义。

我们的确同意语言是漫长人类智慧的结晶，也确实明白更新调整语言不可能是一日之功。但是，既然过去的语言也是经由人类之手才逐渐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今天的我们也完全没有理由结论先行地污名化一切改变的可能性。

在英文里不说N-word、在中文里不说“黑鬼”，折损我们多少自由了吗？反对西方人用“Ching-Chong”来嘲讽华人的口音，有什么不正当的吗？拒绝使用“棒子”、“阿三”这些歧视性的民族别称，真的侵犯我们什么权利了吗？

并不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语言不是值得不加甄别、无条件保守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在社会现实的动态中不断得到更新的，而我们也有资格成为这动态的一部分。

《好东西》

如今英语世界的语言政治正确词汇表里有很多例子，比如“堕胎”，abortion，是一个带有微妙不客气的说法，改成terminated pregnancy，“妊娠终止”，变得不带情绪。

另外，政治正确的词汇不只为了反歧视创造，有时候只是为了政治上好让人接受。譬如“工人罢工”，strike，在英语里传统上带贬义，有指责人家闹事的意思；所以改成“工业行动”，industrial action。

近些年，更加多元化的伴侣关系逐渐丰富起来以后，“丈夫/妻子—husband/wife”已经不太够用了。

不一定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起也不一定是结婚，也可能是民事结合，也可能根本没有法律关系；情侣关系，也不知道是开放还是不开放、承诺还是不承诺。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统一使用significant other，“重要另一人”。

其实恰恰与《1984》的“新语”相反，语言政治正确并不是在削减我们的词汇表——当然确实是禁止了一些词——但相比之下，更多的是在扩大我们的词汇表，扩大我们为了进行一种体面的、包容的、不冒犯到人的社会生活，而需要掌握的词汇表。

这张不断扩容的词汇表，确实反直觉，不符合人类语言的使用习惯和规律。主张这种语言的革新、并通过公共议程赋予其社会权力，在保守主义的视角看来富有专制主义的色彩，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左派激进者的自负，妄图以意识形态的一时意气左右人类语言遗产的厚重轨迹。

但其实，人类厚重的东西很多。语言遗产很厚重，偏见可能也同样厚重。

“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个词，最早是在18世纪被人用来描述印刷工业中，一些常用词组、句式所组合的“刻板”；后来到1922年，率先被美国作家、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用来形容“对人与事想当然的、过分简化的类型判断”。

李普曼在当年就已经指出，名为刻板印象的偏见，具有持续不断地、不容动摇地进行代际传递的能量，从父母传予子女，从老一辈传予新一代，简直有如生物遗传一样强大。

代代相传的语言如此，代代相传的偏见也是如此。语言对于人类的意义绝不仅是表达与沟通而已，它同时还提供了人类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我们沿着语言的路径进行思维的探索，我们使用的词汇、说的话定义了一部分的我们。人如其言，我言说，故我在。

《好东西》

我们所接受的词汇表、我们的语言方式，我们吐出来的词语、说出来的话，跟我们的思想观念如何，跟我们到底是包容还是偏狭、良善还是恶毒，跟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又想成为怎样的人，大有关系。

人心中的偏见，语言词汇中的不公，社会权力结构的不义，这些东西都不会自动消失、自动变好。相反，它们的默认设置就是代代传递。如果它们改变了，那也是因为有人去改变了，而这些改变是需要真实的输入与努力的。

在这个时代，这种努力的其中一个名字，就被人叫作“政治正确”。它也许很多时候吃相不是太好看，但我们需要理解，它确实寄托着人类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