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揽奥斯卡十项提名的电影：要事业，还是要尊严？

2025年3月3日，第97届奥斯卡终于尘埃落定。此前获得十项奥斯卡提名的热门影片《粗野派》，最终拿到了最佳男主角（阿德里安·布劳迪）、最佳摄影和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值得庆祝。但令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有些遗憾的是，它没有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

《粗野派》从推出预告片开始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电影采用了复古的宽银幕摄影机和70mm胶片，拍什么都像一幅精心雕琢的油画：秋天苍茫的公路、意大利纯白的大山、晨曦里蜿蜒的难民、山洞里狂舞的男女……那种大气磅礴与精雕细琢，令苦于流媒体速食审美的观众不禁感叹：“这，才是电影啊！”

不管有没有得奖，《粗野派》都是一部值得力荐的电影，不仅因为它久违地拍出了属于电影本身的美，同时也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恰好是关于“美”应该如何定义，以及为了捍卫这样美需要付出何种代价。

文｜ 裘圣愚

“粗野”之美

影片向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以“粗野”为名的建筑流派，它真的美么？

《粗野派》长达214分钟（甚至还非常复古地在中间加了一个幕间休息），但似乎一次都没有直接出现“粗野派”这个词，电影也没有花篇幅讲述这个流派的来龙去脉，所以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粗野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开始式微。它的美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继承自德国包豪斯的现代设计理念，讲究简约的几何造型和实用价值。

包豪斯学校在遭到纳粹当局迫害以后，一些设计师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直接参与了粗野派运动，其中就有著名的匈牙利裔设计师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和恩诺·格德芬戈（Ernő Goldfinger），他们也是电影主人公的两个主要原型。

粗野派建筑给人的最直观感受是，喜欢用不加任何装饰的混凝土块，甚至都不怎么在墙面上开窗，把整个建筑造得像碉堡一样。这与当时欧美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二战结束以后，社会需要快速重建，为大量城市人口提供公共设施；另一方面，当时笼罩在冷战与核大战的阴云之下，建筑讲究坚固。混凝土是最便宜又最坚固的建材，因此被粗野派奉为至宝。

以今天审美而言，粗野派或许显得有些笨重。但是，请注意，粗野派绝不是如今被嘲讽的那些“最丑建筑”——“最丑建筑”往往弄巧成拙，而粗野派的审美恰恰是化繁为简、大巧不工。实际上“粗野”绝非张牙舞爪，而是不加雕饰、返璞归真，甚至有几分刚正不曲、犟头倔脑之意。

有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后，可以谈谈《粗野派》的电影了。聚焦在建筑师的影片很多，但此片聚焦一个不再流行的建筑流派，的确有些出人意料。但是我们很快会发现，导演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建筑，而是人——建筑师是艺术家里最特殊的一种人。第一，建筑正是现代社会最无处不在，与所有人都最息息相关的景观；第二，建筑不是单靠一个人一双手就可以完成，建筑师比任何一个其他类别的艺术家，都更仰赖人力物力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作品，他们与俗世的碰撞深入而激烈。

本片的主人公名叫拉斯洛·托特（阿德里安·布劳迪 饰），他是一个犹太裔匈牙利建筑师。影片开始，他刚刚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坐船来到美国，终于见到了著名的自由女神像。

在镜头里，自由女神像是倒立在天空中的。这个形象也是电影海报的主视觉图，它成为一种隐喻，让人怀疑“美国梦”是否真实，那些向往美国梦的人，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作为一个艺术理念超前的犹太难民，拉斯洛很快就会发现，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难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改变自己，顺应世界，还是应该坚持自己，对抗主流？

影片给了拉斯洛两次机会，或者说两次考验。

拉斯洛的第一次机会来自接应他的表兄弟阿提拉。阿提拉是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范例，但这种融入很有欺骗和背叛的成分：阿提拉换了自己的口音、换了自己的宗教，甚至还虚构了自己祖上三代都是美国人。这些拉斯洛都做不到。

阿提拉开了一个很传统的家具店（拉斯洛断言为“很丑”），拉斯洛根据现代设计理念，重新打造一套桌椅，却被讥讽为“像自行车”。后面拉斯洛为阿提拉的一个富人老客户装修书房，观众看着很美，但客户却接受不了这种“超前”的审美，甚至拒不付款。拉斯洛随即被阿提拉赶出家门，只能以挖煤为生。

第二次机会正是来自那位本来不肯付款的富翁，他名叫哈里森·范比伦（盖·皮尔斯 饰），他后来从杂志上看到拉斯洛原来是个著名建筑师，便有意继续合作。然而这位天降的金主是最典型的傲慢甲方：慕名而来、不懂专业，却又主意很多。

他要求拉斯洛造一幢集社区教堂、图书馆、体育场、剧院四合一的建筑，这种既要又要完全是外行甲方一拍脑袋的异想天开，拉斯洛凭借自己的建筑天才硬是设计出来了。不料哈里森竟然又派来一个经理，千方百计地省钱，当然这需要拉斯洛在设计上面做出各种修改和妥协。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拉斯洛决定尽力妥协，或者说尽力在人格上妥协，好抓住这次机会，完成自己的建筑作品，他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全部搭进去了。

“美”的代价

到这里，很多人都能看出来，《粗野派》其实有一个最经典的故事模版，那就是《浮士德》。艺术家要完成超常的伟业，就难免要同魔鬼做交易，代价是自己的灵魂。拉斯洛并非主动献出灵魂，但他的灵魂的确随着尊严一点一滴地流失了。

哈里森除了甲方“正常”的无理取闹以外，还有一种玩弄下位者的恶毒趣味。在《粗野派》里有一幕：哈里森在一个宴会上，嘲笑拉斯洛的口音像个擦鞋匠，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扔给他。拉斯洛诚惶诚恐，没有接住，于是立即弯下腰去捡了起来。

布劳迪在本片中的表演，相较于此前拿到影帝的《钢琴家》，既是一种继承，又有所变化。继承的部分是，建筑师和钢琴师一样，都是囿于生活困境的艺术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处处低头，活得艰辛而猥琐。变化的部分是，《钢琴师》的生存困境更极端，但罪魁祸首的纳粹到底是被彻底打败了。所以《钢琴师》在结尾处，他又可以带着笑容弹琴。

而在《粗野派》里，外部困境没有那么极端，哪怕在最穷困的时候，也不至于饿死或者被杀害，但是内心却忍受着更漫长、更无解的煎熬。因为他的敌人就是他的金主，根本无法“打败”。这在表演上也对布劳迪提出了新的挑战，不是大开大合、大悲大喜，而是始终处在一种心累与愤怒兼而有之、将崩溃而未崩溃的微妙平衡之中。

到了影片的最后四分之一，哈里森竟然在一次宴会后性侵了神志迷糊的拉斯洛。拉斯洛事先当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遭此一劫，然而在事后，他仍然选择了隐忍，继续去忙他的建筑。他原本当然并不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但为了艺术，他最终选择放弃最基本的尊严和正义。对哈里森来说，这一幕则显示出他深刻的自卑：他知道自己的钱只是服务于天才的工具，他可以在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这幢建筑终究不属于自己。性成为他展示权力的手段。

接下来，选择站出来的，是拉斯洛的妻子伊莎贝特。她此前一直困在匈牙利，直到影片的下半部才登场。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已经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然而她却比拉斯洛更懂得“寸步不让”，甚至奇迹般地在字面意义上站了起来，独闯哈里森的晚宴，在一众宾客面前揭露了哈里森的兽行。

随后，哈里森就此真像魔鬼一样，神秘地消失了，电影刻意没有交待。根据导演的说法，这样处理是因为“这不是哈里森的故事。”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同《钢琴师》做个对比，纳粹退场以后，钢琴师就恢复了快乐的演奏生涯。但是象征“资本”的哈里森退场，并没有拉斯洛回到快乐的建筑师生涯，相反，拉斯洛和伊莎贝特不得不离开美国，去往以色列。至此，影片完成了“灵魂抉择”的主题——它颠倒了浮士德的故事——捍卫了灵魂，但付出了事业的代价。这如果能算一种胜利，也是一种惨胜。

关于拉斯洛和伊莎贝特的结局，影片有些刻意地补了一个“圆满”的尾声。那是多年以后的一次威尼斯建筑回顾展，当时伊莎贝特早已去世，而拉斯洛也坐上了轮椅，满头白发，半梦半醒地歪坐着。他的侄女上台演讲，讲解拉斯洛建筑的妙处，最后提出了一个故意倒转老生常谈的结论：“过程如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终点。”

但是观众难免还是会在心里感到，拉斯洛受尽侮辱和伤害的主体故事和尾声里空降的“建筑大师”的终点之间有点脱节。比起沉重的过程，这个终点似乎有些轻飘。的确，《粗野派》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影，它勇于触碰的种种现实问题，可惜最终并没有能力给出完美的解决。但不管怎么说，《粗野派》是一种珍贵的尝试，它尽量用电影自身来告诉观众，美的可能性以及捍卫美的必要性。

顺便一提，此片的投资不到一千万美元，其导演布拉迪·科贝特与联合编剧的妻子莫娜·法斯特欧德为此片耗费了七年时间，并且拍到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算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片中拉斯洛的艺术之路，他们也选择了捍卫自己的审美。

艺术家的职责是为世界带来新的美，但任何异样的东西都会遭到惯性抗拒，就像《粗野派》这部电影本身一样。但没有关系，至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还可以像木心说的那样，“先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