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归处：离开写字楼，好好做个蚕农

内容自《余生不上班：我的乡村人生实验》

罗逸 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诗给采菊蒙上了浪漫的色彩，但真正的采菊无比辛劳和枯燥。采菊季一到，于建刚和父母必须和时间赛跑，从太阳初升干到月上枝头。秋日的天空干净明媚，阳光下，黄嫩的菊花、墨绿的菊叶与远处的白色房屋一起构成了比吴冠中笔下的江南更美的画。不过真正的采菊人可没有这闲情赏景，他们弯着腰，头顶苍穹，争分夺秒地把成熟的菊花从枝头摘下。中午匆匆吃饭，下午继续摘，晚上又匆匆吃饭。新鲜采摘的菊花必须当晚加工。他们烧旺了柴火，在土灶上对菊花进行蒸青，蒸青后再烘干。这样的日子他们要连续重复一个月。

市面上的规模制茶一般省略蒸青这个步骤而直接烘干，但于建刚坚持传统的工艺。蒸青后，生花变熟花，能够较好地中和菊花本身的寒性，在老一辈制菊人眼中，这是关键的一步。时间和火候是蒸青的关键，过长，花太熟，影响口感；过短，花太生，颜色变黑无法饮用。而且蒸青费柴，每年他们要烧掉数百斤桑条。土灶、柴火，这样的工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大规模生产，每年只能生产珍贵的一两百斤。

对于家人来说，采菊、制菊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不是技艺，而是亲子关系。

“都叫你别做这些了，搞这个有什么用，读了大学老不干正经事！”由于从早到晚和父母密切相处，于建刚逐渐感到透不过气。返乡好几年，父母始终无法接受一个在家养蚕、种菊的儿子。再加上父母本来在工厂做活，收入多又轻松，现在硬是被儿子拉过来做这辛苦费力的事，情绪逐渐积压。于建刚感到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一团黑色的火焰在燃烧，仿佛随时会“嘣”地爆炸。

压力不单单来自父母，也来自村庄的整个熟人圈。他们一遍遍地看热闹似的来家里看于建刚夫妻俩如何养蚕制被，又跑到地里看于家人如何用不施农药、化肥的方法种菊花。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所有人都认为，大学生应该去城里找个挣钱的工作，怎么能待在家里呢？

父母反对、村庄凋敝、手艺消逝，他为什么又非要留在村里？

“为什么”，这是于建刚返乡多年来一直问自己的问题。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他想尽办法寻找理想职业，如今他找到了吗？这辈子就这么做个农民，还是继续追寻做学者的梦想？过去一年里，他看了不下 20 本有关人类学的著作，他仍然没有放弃攻读学位的打算。

然而，现实生活热气腾腾地绊住了他：孩子要养，被子要做，菊花要种，公众号文章要写，访客、记者要接待……他始终没找到攻读学位的时机。于建刚不知道接下来该往何处去。20 岁出头，他产生了职业上的困惑；30 岁出头，困惑又再次席卷而来，他像台风中的菊苗一样摇摆颤抖起来。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有个蓝印画布非遗传承班，你去吗？”耳边响起妻子轻柔的声音。于建刚抬起眼望着妻子。他时常迷茫焦虑，她却从来都安之若素；她成了他的镜子，成了他夜航时的明灯。返乡以来，她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反而对传统手工艺的痴迷一日高过一日。她拉着丈夫一起拜访当地的手艺人，又去丝厂、布厂、植物染坊取经。对传统手艺的热情延伸到了传统生活和传统文化。他们拜访太湖边的书院，全家开始诵读经典；他们去湖北跟着老中医上山采草药；他们还系统学习了易筋经和武氏太极拳……

以一个读书人的领悟力，于建刚猛然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比书本上的“人类学”更为精彩和珍贵，而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街坊邻居，也比人类学家所记述的任何一个人物更迷人。换个角度说，他能有多高的“学术建树”，取决于他多大程度上了解他的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他的人类学修养让他明白，无论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某个热带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文化，都不能简单地用“好坏优劣”去评判。相反，那些看上去不那么“文明”、不那么“先进”的文化，也许恰好是我们当下社会问题的解药。

人类学家把那些遥远的、人口稀少的、罕有的社会当成珍宝来研究，赋予它们极高的价值。如果用人类学家的眼光看，于建刚家乡的蚕桑文化，无疑是颗璀璨的明珠。

于建刚突然明白了过去他生活在怎样的“文化压抑”中——提起养蚕、种稻，就是倒退、不值一提的；提起读书、工作，则是光鲜和被肯定的。提起丝织手工业，就是低效的、落后的；提起智能生产，则是高效的、符合潮流的。提起祭拜蚕神娘娘，就是封建的、愚昧的；提起情人节，却是现代的、喜庆的……

这就是他长期以来说不清、道不明的痛楚！就好比一个多动的孩子，每每坐在教室里，总被老师贴上“不守规矩”“破坏纪律”“成绩差”的标签，这构成了这个孩子长期的心理阴影。

现在，于建刚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找到了“文化自信”。他要大大方方地说：“我就是热爱家乡的本土文化。”这不是因为 “桑基鱼塘”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不是因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热爱这些文化，是因为这是他的记忆、他的来处、他的身份，就像孩子爱母亲一样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地域文化，没有高低之别。这一点他在第一次读《乡土中国》时就有了朦胧的认知，现在，经过许多年的返乡生活，他的认知更清晰、明确了。

如此说来，一个沿袭当地文化而耕种的“农民”，与泡在书卷中的“学者”或是以音乐打动人的“歌手”相比，也没有孰好孰坏之别。那么，他为什么不做农民？多年以来，“农民”这个身份一直是他心里的坎儿。他的成长环境和周遭的文化氛围常常把农民放在“文明—愚昧”“进步—落后”“救—被救”的狭隘对比中，这使得他莫名其妙地远离生养他的村庄，抛弃充满“土气”的生活方式，使他从来不敢想“做个农民”这件事。即便是返乡了，他仍然需要用其他身份“打掩护”，他认为自己是个品牌策划人，是个想做学者的人，至少是个践行“半农半×”的人，而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农民。

我为什么不做个农民！于建刚一拍大腿。那一刻，他不再逃避，他要把多年来被层层包裹的伤疤揭开，让它在阳光下复原。于建刚对职业的迷茫没有了，内心深处的自卑没有了。“农民” 这个职业，就是他多年来寻寻觅觅要找的“天职”！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从北京一路南下回到家乡，促使他这样做的，是潜意识里对家乡的桑林、菊田、河流的一遍遍回望。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就像走失的羊重新回到了羊群。他打心眼里认同了“农民”这个身份，这种心情就像想做警察的人终于穿上笔挺的警服，想做老师的人终于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登上讲台，想玩赛车的人终于有了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身心合一，愿望达成。

他想明白了，对他来说，返乡不是为了逃离城市过田园生活，也不仅仅是“做出质量上乘的蚕丝被”和“种出不施农药、化肥的菊花”；返乡，意味着认同一种身份，认同包括“桑基鱼塘”在内的整个江南文化，认同他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过去，他只是“人”回到家乡，“心”却在徘徊和漂泊；现在，他的心稳稳地落在了浙江桐乡，屠甸镇，荣星村，正河浜。

人，终究要找到内心的家园，否则，纵使声名显赫，纵使年薪百万，也无法安住那颗心。那些看起来“过得好”却不快乐的人，想必是还未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