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刻意放弃了新式武器的研发

戴梓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不是康熙的，而是那个时代的，为此近代中国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有关戴梓的文献记载，最早当属清乾嘉时著名学者纪晓岚所撰《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此书成于嘉庆三年。

在乾隆三十年，镶红旗汉军都统阿桂与伊犁将军明瑞合兵讨伐回乱，当时清军最精锐的核心部队都带有射程超过三十步的鸟铳，可让阿桂和明瑞万万想不到是，当时回民叛军的鸟铳居然可以距离百步射击，每当清军的鸟铳还没有射击到回民的时候，叛军的鸟铳却让清军损失惨重。直到战后，阿桂审讯俘虏才得知，回民是从国外购得射程更远的火铳。

阿桂后来和纪晓岚谈及此事，纪晓岚却说，我朝也能生产，他儿子的家教老师叫戴亨，他的父亲就亲自造过鸟铳，此物形似琵琶，将火药铅丸置于铳脊管内，通过暗藏机轮控制开闭。其有两个机括，扳动一个，火药自动入筒，第二个机括随即引发燧石撞击发火，鸟铳便发射出去，且弹夹容量达28发，比当时普通的燧发枪先进得多。而戴亨的父亲就是火器制造家戴梓。

戴梓早年发明的二十八连珠铳，如今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最早的机关枪”，这显然是胡说，戴梓作为一个枪炮发明家是值得肯定的，他看到了热兵器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28连发火铳这样的新概念武器也很新颖，但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尤其是戴梓并没有解决定装子弹的问题，因此所谓的“最早的机关枪”是国人太高看这一发明了。实可即便如此，戴梓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火器领域仍具有划时代意义。

正史上对于戴梓记载不多，他家庭出身不错，其父戴苍为明朝监军道，后来辞官不做以绘画为生，而生的儿子戴梓与他截然不同，自小就“好兵家言”，立志投身军旅。不好儒家，喜好天文星象、排兵布阵之法，这让戴苍大感意外。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戴梓的家乡浙江，也成为了两方交战之地。此时康亲王杰书(代善之子）负责剿灭东南沿海的敌对势力。但由于杰书作战不利，当时所能控制的浙江地盘就仅剩省城杭州一地。而戴梓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军中为幕僚，由于战事不利，杰书就向戴梓咨询应该如何处理。

戴梓认为，敌军能够作战顺利，很大的关键在主将马九玉屯兵于九龙山一线，此地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威逼直逼衢州、金华等地，进而剑指杭州，一旦攻克省城，进而转战江西将与吴三桂势力形成犄角之势，使我军腹背受敌。所以戴梓认为，只要说降马九玉，清军便可反败为胜。

在这种情况下，杰书就让戴梓去劝降马九玉，但出乎意料的是，戴梓并未直接面见马九玉进行劝降，而是先去劝说马九玉麾下的主将刘进忠，戴梓单人独骑进入刘进忠的营帐。刘进忠原为明末降将马得功的手下，跟随马氏在芜湖降清，因进剿福建有功，被朝廷分配到广东潮州任总兵，隶属耿精忠麾下。过程不得而知，可结果就是戴梓成功劝降刘进忠，而刘进忠又劝降马九玉，就此戴梓被杰书委以“监军道”之职，接着举荐他去辅助福建总督姚启圣。

此时，戴梓这位军中不可多得的奇才，得以在火器制造这一关键领域施展拳脚。姚启圣在福建就是为了攻取台湾，而郑氏父子退守台湾后，大力发展火器，并将其置于军事建设的战略地位，其部队拥有各式单兵火铳、红衣大炮、佛郎机、舰船炮等制式武器。

反观清军当时仅仅有鸟枪，与郑氏军队种类繁多的制式武器对比，鸟枪完全无法体现其威力。当时鸟枪的击发方式与火绳枪相同，都需要士兵先点燃枪管上的导火索，引燃枪膛里的黑火药，进而发射弹丸，造成杀伤；一旦遇上潮湿的阴雨天，鸟枪的导火索失效，便会形如烧火棍，发挥不出该有的作用。

而姚启圣在经过长时间的试错与研究后，戴梓向康亲王杰书献上了自己的最新发明——连珠火铳。其枪支的发射原理如二十八连珠铳，只需事先在击锤处安装上燧石，扣动扳机，便可使黑火药弹丸在枪体内受到燧石的撞击，产生火花，转化为动能弹射出去，造成杀伤。

尽管戴梓发明的这款连珠铳在设计上仍存在着瑕疵，不如同时代英国人的燧发枪使，戴梓发明的燧石质量欠佳，枪体内的木质弹簧动能不足，致使黑火药难以发挥出预期的杀伤效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改进。而且在同时期的欧洲，燧发枪也才刚刚开始列装部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戴梓的发明，让清朝在热武器时代到来时，处于世界前列。

康亲王班师回朝后，第一时间就把戴梓推荐给康熙。康熙随后让戴梓入直南书房。但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戴梓人生悲剧的开端。入京之后，戴梓即被康熙安排去修撰《律吕正义》，兼顾清朝火器研发的相关工作。康熙的南书房中，除了那些学富五车的儒家分子之外，也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

康熙二十五年，荷兰使臣来华。作为那个时代的“海上马车夫”，无疑是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荷兰使臣向清朝进贡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蟠肠鸟枪。这是一种内部设置有类似“蟠肠”结构膛线的火绳枪，可以保证火药燃气在枪管内的作用更加合理，提高子弹的初速、精度及射程。

荷兰人认为，像此等精密武器，在以清朝人眼中，应是从未见过的“神器”，康熙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让戴梓列席其中，并命其仿制，以此来挫败荷兰人的锐气。而戴梓也不负所托，仅用几天时间就给康熙造了十把鸟枪，用作国礼，回赠给荷兰人。戴梓的能力又一次让西方传教士感到震惊与威胁，不仅如此，戴梓仅用八天时间就造出一款“子母炮”，可将炮管抬升45度角，使射出的炮弹“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其最远射程达三里，远超欧洲同时期出现的科霍恩巨型攻城炮。

戴梓的才华让在康熙身边的西洋传教士十分嫉妒和反感，很快，除掉戴梓的机会来了。在戴梓即将因发明“冲天炮”之功受封时，西洋传教士买侍卫、诬告戴梓“私通东洋”，欲学郑成功家族向日本“乞师复明”的先例，颠覆清朝统治。此举引发康熙震怒，将戴梓一家被流放辽东铁岭，交当地州县严加看管。也有人说他与南怀仁不睦，导致被构陷。

可戴梓到了辽东，生活虽然困顿，精神却未沉沦，面对逆境与饥寒，戴梓反倒生出了一种超脱的淡然，雍正四年，在贫困交加中七十八岁的戴梓与世长辞。清朝的火器研制，也随着他的离去，彻底错失了与世界火器发展潮流接轨的机会。

可即便如此，戴梓之孙戴秉瑜向朝廷献出了一款可拆卸的“九节十成炮”，此炮让清军在征伐大小金川战役中，取得了关键性胜利。但这个时候的清军大炮西方火器相比，已然落后了一大截。两个世界开始渐行渐远，直至戴梓去世百余年后，再次产生交集，只是这一次的代价，太过巨大。

戴梓的故事，成了中国近代史最苍凉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封闭与傲慢的代价，从来不是一人一姓的陨落，而是整个民族在时代巨浪前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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