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黄埔军校与云南讲武堂叙论

摘要

近代中国四大军事名校为保定军校、东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论历史功绩和显赫程度，首推黄埔军校。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它的产生是历史的选择。建校时，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亲爱精诚”的校训，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它是国共合作的结果，是国民党建军的起点，也是中共组织武装力量的发源地。黄埔军校师生在统一广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而且培养了近代中国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国共两党高级将领许多出身于黄埔。黄埔军校中包含着若干云南元素，早于黄埔建校15年的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无论在人才支援、教材借鉴、精神感染等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这充分说明云南讲武堂精神与黄埔精神也有一脉相承的蛛丝马迹。

关键词：百年黄埔；功勋卓著；云南讲武堂；云南元素；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谢本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2024年，黄埔军校百年来临。回顾百年，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人们普遍认为保定军校、东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是著名的四大军校。这四所名校在2017年还组建了近代中国军事纪念馆联盟。并在保定军校纪念馆举办了首次“中国近代四大军校校史联展”，联合编撰并出版了《中国近代四大军事名校》一书，图文并茂，展现了四大军校的魅力和雄姿。而论其历史功绩及其显赫程度，无疑应当首推黄埔军校。在黄埔百年来临之际，我们就不能不从黄埔军校说起。

一、历史选择了黄埔

（一）黄埔的创办

自1840年以后，中国由于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被迫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遭遇了诸多的困难，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化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反对列强的入侵，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经过改良、革命的多次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进入了共和民国。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篡夺，中国随即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长期斗争中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这一声炮响也影响了孙中山，他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决心向列宁学习，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在孙中山的要求下，共产国际派出马林来到中国，并由中国共产党派出张太雷陪同，1921年底和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多次秘密会谈，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1]孙中山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次会谈促使孙中山做出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及建立军官学校的决定，为黄埔军校创立奠定思想基础。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迫使孙中山在广州白鹅潭附近水域的“永丰舰”上停留了55天。叛变使孙中山深受刺激和痛心，他曾说：“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2]孙中山深深感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不能取得成就的，必须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忠于革命的军队，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治军先治校，所以周恩来所说，“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3]。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建立革命武装是主要议题之一。这年8月，孙中山派遣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组建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和政治，并商谈苏方提供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帮助编练革命军队等问题。

1924年1月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次会议，宣告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并通过了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决定，组织“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王柏林、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4]。从1924年3月军校开始招生，5月确定军校在黄埔建立。历史选择了黄埔。

广州黄埔岛又名长洲岛，是珠江的江中之岛，占地约8平方公里。军校建于黄埔，即以“黄埔军校”驰名于世。1924年6月16日，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校本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长篇演讲，持续一个多小时。他明确提出了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危亡”，即“救国救民”为宗旨，以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办学方针[5]。

从此，黄埔军校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果，它既是国民党军队建军的起点和源头，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武装力量的发源地。

（二）黄埔的战绩

黄埔军校创办后，以黄埔广州本校时期最为有名。黄埔广州本校前六期毕业生，共有8 107人，其中第一期至第四期为4 971人。这一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推动，办学卓有成效，特别是黄埔一期成就最为突出。据统计，黄埔第一期师生中共有共产党员103人，其中教职员15人，学员88人[6]。当时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園（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山大学，并称为广州的四大革命基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黄埔军校名称略有变化，并设立十多处分校，直到1949年底。南京、成都及分校毕业生计12万余人[7]。虽然军校名称略有变化，习惯上人们仍统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一成立，以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军校师生在统一广东和北伐战争中，经历百战，功勋卓著。

1924年10月，军校开学不久，孙中山依靠黄埔军校学生，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定了商团的叛乱，首次树立了军威。1925年2月，广东政府举行东征，军校师生和教导团组成的校军担任右翼作战，浴血奋战，舍生取义，连战皆捷。两个月间，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6月，东征军回师，在一周之内平定了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之乱，光复了广州。随后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对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扩建为8个军，约10万人。军校师生，不少人在北伐军中成了各级将领和战斗骨干。北伐军出师不到一年，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等地，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数十万大军，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为统一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创造了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的鼎盛局面。北伐亮剑，使黄埔军校威望达到了高峰。正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说：“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了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8]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条件下，数以万计的国共两党黄埔师生再度并肩作战。在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中国远征军滇缅战斗等重大战役中尽显黄埔军魂，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战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各期师生共2万多人[9]。

（三）黄埔的人才

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一所学校成名的重要标志，黄埔军校培养出的一代将帅，成了黄埔军校的名片。在严格的教育训练和严峻的武装斗争实践中，从黄埔军校中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将领，无论在国民党方面，还是在共产党方面，黄埔军校的杰出将领们都曾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在国民党方面，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兵团司令以上的高级将领有100多人，30多人被授予上将军衔，50多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其中有三人任国防部长，四人任军兵团总司令。而校长蒋介石后来成了中华民国“总统”，总教官何应钦成了“行政院长”。

在共产党方面，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不仅参与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多次武装斗争和抗日战争，其中约40人担任过不同时期的正军职以上职务。1955年新中国授衔的10位元帅，有5位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学生，他们是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0名大将中有3位，57名上将中有9位出身于黄埔军校。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学生陶铸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队长崔庸健（朝鲜籍）1972年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常任委员会委员长[10]。在1955年，新中国授衔中，计有81名黄埔人获得将帅衔。

二、黄埔军校的云南元素

在近代中国四大军校名校中，保定军校创办于1906年，东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7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而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换言之，黄埔军校在这四所军校中成立最晚。在它的创办过程中，自然要借鉴已有军校的办学经验及其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影响和帮助尤其值得关注。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回顾

在清末民初，云南讲武堂已负盛名。龙云将军的大儿子、曾是云南讲武堂学员的龙绳武回忆说：“云南讲武堂和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并称中国三大军校，是清末为了训练新军而成立的新式军校。”[11]这里没有提及黄埔军校，因为清末民初黄埔军校尚未出现。可见，黄埔军校建校之前，三校已经出名了。

云南讲武堂建立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结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总共有22期。培养了学员近万名。虽属于省属（非中央属）边疆的本土军事学校，却可以和全国军事名校并驾齐驱。在云南讲武堂存在的26年里，从这里走出了中国、朝鲜、韩国、越南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数名元帅、数百名将军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和知名人士。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中，云南讲武堂师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还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如果说黄埔军校是中国将帅的摇篮，那么可以说，云南讲武堂是滇军将帅的摇篮，卓著功勋的民国滇军的许多重要将领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成就及其知名度，表现在培养出的人才对民族、对国家和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云南的一个本土军事学校，走出几个国家领导人、几名元帅和数百名将军，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相当罕见。今天，它已成为昆明市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是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张闪耀着光辉的历史文化名片。

从近代中国的四大军校发展历史来看，黄埔军校影响更大，声名更为显赫，因此有人说云南讲武堂乃云南之黄埔，此说可以理解，却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云南讲武堂比黄埔军校建校早15年，怎么能够说后来建校的军校影响了早先建校的军校呢？其次，更重要的是，云南讲武堂无论在人才支援和教材的使用上，对黄埔军校都有重要影响，还有云南讲武堂师生坚忍刻苦的精神及其辉煌战绩，也不能不影响黄埔军校。当然，黄埔军校对云南讲武堂后期有一定影响，然而在它开办之初，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低估的；黄埔军校中的云南元素是明显的，也是丰富的，这一段奇异的历史，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人才支援

云南讲武堂的若干精英、重要教官及一批师生，是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骨干和后来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这是黄埔军校建校时的重要云南元素，是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直接贡献。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新式教官甚为缺乏，为此，孙中山指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给云南去电，请求支援新式教官。云南方面为顾全大局，慷慨应允，先后派出云南讲武堂主要四大兵科科长，支援黄埔，担任重要职务，他们是云南讲武堂炮兵科科长、后为教育长的王柏龄，工兵科科长帅崇兴，步兵科科长、后亦为教育长首长的刘耀扬，骑兵科科长林振雄。

王柏龄（1889-1942），别字茂如，江苏江都人，曾入学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7年来到云南讲武堂，先后任战术教官、炮兵科科长、讲武堂教育长，后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教授部主任等职。

帅崇兴（1891-？），云南昆明人，曾就读于云南讲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3年任云南讲武堂工兵科科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学科主任教官、学员总队大队长等职。

刘耀扬（1892-1967），河南盂县人，曾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1923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步兵科科长、教育长，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步兵科科长等职。

林振雄（1887-1964），别号毅强，祖籍广东兴宁，曾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4年来任云南讲武堂教官、骑兵科科长，1924年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校本部管理部主任，教育长等职。

关于四大兵科科长调动一事，乐铭新(1)1946年所著《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稿》明确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总理（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校长蒋公（蒋介石）电调原武校科长王柏龄、林振雄、帅崇兴、刘耀扬等先后入粤襄助，其他干部亦多为讲武学校毕业同学。”[12]云南讲武堂，民国后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不过习惯上仍称为“讲武堂”。

王柏龄等四位兵科科长都是云南讲武堂精英，云南讲武堂割爱，同意调往黄埔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支援是不遗余力的。而且这四大兵科科长，到了黄埔军校后，皆被委以重任。

乐铭新还说，“其他干部亦多为讲学讲武学校毕业同学”，并非虚言。我们可以列举曾在云南讲武堂工作或学习过，后在黄埔军校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名单如下，可资证明。例如，叶剑英，黄埔军校教官、教授部副主任；何应钦，黄埔总教官；徐成章，上尉、特别官佐；严凤仪，黄埔学生总队第四队副队长；杨林，原名金勋，黄埔学生总队第四队上尉、队长，技术部主任、教官、中校；曹石泉，黄埔第1期第2队中尉区队长；白肇学，黄埔入伍生连长、营长、技术部副官；张定璠，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主任；李卓元，黄埔教官；叶剑雄，黄埔教官；温建刚，黄埔教官；赵一肩，黄埔教官；林赐熙，黄埔教官；刘绍武，黄埔教官；张与仁，黄埔第2期步兵队长；王禄丰，黄埔区队长、团长、副师长；吴济民，黄埔区队长；余东帆，黄埔第2期学生队长；王根僧，黄埔第3期入伍生总队步兵大队中队长；马崇六，黄埔第12期翻译官、工兵教官；万梦麟，黄埔少校教官、训练部主任；卢浚泉，黄埔区队长、中队长；龙翔，黄埔学生队第6期区队长；陈奇涵，黄埔学生第3队上尉队长；赵锦雯，黄埔教官等[13]。

王柏龄在回忆中还说：“保定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占据中等职务的人数，约占全体工作人员的20%。黄埔的更低一层的人员，大部分由云南军校的毕业生组成，人数占全体工作人员的60%”[14]，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其中一部分人员进入黄埔军校，并非云南讲武堂所派，而是通过其他渠道进入黄埔的，不过仍然离不开云南讲武堂元素的渊源。云南讲武堂究竟支援了黄埔军校多少教官和工作人员，至今尚无一个准确的数字，然而肯定不会少，这种支援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教材的借鉴

云南讲武堂与云南新军都曾使用过《曾胡治兵语录》作为精神讲话的材料和辅导教材。《曾胡治兵语录》为蔡锷编辑，并加了若干精彩的按语[15]。

蔡锷（19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著名爱国主义者、军事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11年初来到云南，担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之前，曾集中一段时间，就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两人著述中有关治兵言论，分为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12类，编撰凑集，附以蔡锷的精彩按语，成为蔡锷训练新军的“精神讲话材料”。而在辛亥前后，蔡锷曾兼云南讲武堂教官，这部著作也就成了他兼职教官时所使用的辅导教材。这部语录式的兵书问世后，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16]。

1924年，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时，被誉为“治兵者之至宝”[17]的《曾胡治兵语录》曾作为教材和辅导读物，印发给学员。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看中了这本书，亲自编撰“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发行。蒋介石在“序”中说：“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以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饷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蔡锷）先得吾心，纂集以治兵语录一书，顾其间尚有数条余心之所欲补集者，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左宗棠）之言可以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本矣。”这说明《曾胡治兵语录》当时已有较大影响。云南讲武堂用这本教材在先（而编纂者又是云南讲武堂兼职教官），黄埔军校借鉴使用在后，显然云南讲武堂这本教材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1943年，刘达武编辑之《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时，蒋介石又为该遗集写“序”，再次提到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说：“二十年来，已为军中通习之书，其有裨于励志者，为效弥溥。”[18]可见，该书影响不一般。黄埔军校借鉴云南讲武堂的教材，也成了黄埔中云南元素的重要内容。

（四）精神的感染

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影响，不仅有物质方面，还有精神方面。乐铭新说：“及于黄埔建军，创设党军学校，亦多以吾滇武校为原任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为中坚干部。”而且“武校精神，训练黄埔健儿，造成光荣历史”[19]。武校精神，对黄埔军校的影响，也是可圈可点的。

云南讲武堂的精神是什么？朱德生前满怀深情的评价云南讲武堂是座“革命熔炉”。“革命熔炉”体现了云南讲武堂的核心精神，这与讲武堂创办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李根源提出的“坚忍刻苦”的校训是不可分割的。李根源对“坚忍刻苦”四字，曾经做了如下解释：“学莫先于立志，三军可以夺帅，坚忍也；学莫过于有恒，锲而不舍，弗得弗错，坚忍也；学莫大于有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坚忍也；学莫难于有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坚忍也。”又说：“夫坚忍刻苦者，为学之要，立身之本，岂第军人为然，而于军人则尤切。”“军人之生活，坚忍刻苦之生活也；军人之修养，坚忍刻苦之修养也。极而言之，战争之结果，坚忍刻苦诚绩试验也。”[20]后来，在民族危亡之抗日战争时期，李根源又大谈“中国精神”“云南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刻苦之精神，更是为抗战胜利而“拼命”“拼死”的精神[21]。换言之，“坚忍刻苦”的校训就是“拼命”“拼死”精神，这正是云南讲武堂精神之所在，这是闪光的精神。

“坚忍刻苦”的精神，贯穿于讲武堂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发展的始终，朱德回忆：“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六小时，下课两小时操，那是一种紧张的、高度锻炼性的学习生活。”[23]

有人说，“讲武的操场，黄埔的课堂”，意思是说，云南讲武堂在操场训练方面下了若干功夫，黄埔则在课堂教学方面下了许多功夫，其实讲武堂在课堂上也下了许多功夫，每天上课六小时就是一个例证，课程安排比较重，也比较多。

讲武堂刚创办两年，就遇上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讲武堂师生立即投入了反对清王朝的云南三次起义（滇西起义、昆明起义、滇南起义），并且迅速夺取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彰显了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滇军力量，而且出现了“滇军精锐，冠于全国”的舆论[24]。又过了4年，发生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护国战争，以讲武堂师生的核心力量为反袁护国军,更是大显身手，大放光彩。从云南组建的护国第一、二、三军，营长以上官佐（重复兼职未计）72人，曾是讲武堂教官和学员的人数达61人，占官佐总数人数的85%，而且护国三军总司令都是云南讲武堂教官，说明反袁护国战争指挥权事实上掌握在云南讲武堂师生手中。在决定战争胜负关键的川南战场上，护国第一军第一、二、三梯团（旅）营长以上官佐25人中，除刘云峰（也是国民党员）1人外，全是云南讲武堂出身。换言之，这几乎是清一色的讲武堂师生指挥的一支坚强的滇军。护国战争事实上是云南讲武堂师生率领云南健儿对敌之战最终的胜利，这更使云南讲武堂声名鹊起，威震环宇[25]。

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讲武堂的价值也是从反袁护国战争中看到的。在护国战争结束前的1915年5月1日护国军云南驻沪代表李宗黄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高度评价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起义：“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的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中华革命党之革命精神，不唯使筹安丑类，胆战心惊，即袁世凯，亦何异天夺其魄。”[26]

云南讲武堂的精神及其伟大战绩，对黄埔军校不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武校精神，训练黄埔健儿，造成光荣历史”的历史事实。而且，后来黄埔军人控制了国民党军队，似乎可以看做是云南讲武堂师生控制滇军的翻版，或者说是一种重要借鉴。武校精神与黄埔精神，有一脉相承的蛛丝马迹。

三、结语

黄埔的辉煌历史，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中借鉴之前军事名校的成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这里我们探讨了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承认，黄埔军校对云南讲武堂也曾有一定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一个重要事例，是朱家璧将军的成长。

朱家璧（1910-1992），别名嘉弼，字梦良，云南龙陵人，193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30年10月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二总队步兵大队第六队）。毕业后返回昆明，任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路军教导团第二期（后比叙云南讲武堂）教官，继任滇军排长、连长、中队长等职。朱家璧在黄埔军校第八期的经历，不能不影响他返回云南及其在云南讲武堂最后一期（二十二期）的活动。抗战时期，朱家璧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学习，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返回云南进行卓越的革命斗争[27]。

还有一个事例也值得一提，就是滇军朱培德部参加北伐战争的事迹。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属禄丰）人，云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与朱德同为讲武堂第三期丙班学员，毕业后在滇军任职，后追随孙中山。1925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成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16名委员之一，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26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七月，国民党革命军在广州北伐出师时任检阅总指挥，随后参加北伐战争，攻克九江、南昌。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等职，1935年4月续任陆军上将，1937年2月病逝。朱培德作为云南讲武堂走出的滇军军官，成为国民党军政大员，这与他同蒋介石黄埔系军人的协同作战、密切合作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黄埔军校对云南的影响之一。朱培德所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后称为“老三军”，其长官和士兵多为云南健儿，在其后来的斗争，既继承了滇军的优良传统，也吸取了黄埔精神的滋养[28]。

不过，黄埔军校于1924年建成之时，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已进入其尾声，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于1928年统一政令，下令各省不得自办军校。所以1928年后，云南讲武堂已不再招生，名义上归属讲武堂的最后三期延续至1935年，即第20、21、22期，实际上是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路军（滇军系列）训练的第一、二、三期，后经指批准列入讲武堂系列。之后，讲武堂旧址变成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第5分校）所在地，这与云南讲武堂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可见，黄埔军校对云南讲武堂的影响，是有限的。

当百年黄埔来临之际，论及黄埔建校中的云南元素，也许有助于更全面了解黄埔的历史发展，同时也突显云南近代历史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值得探讨和重视的问题。

注释：

[1]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1.

[2]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555.

[3]参见：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4.

[4]《本校筹备之事略》，载于《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名筹备委员中，有两名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骨干，即王伯龄和林振雄。

[5]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290-300.

[6]郝政利.述说军校[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39。

[7]黄埔军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图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3.另有人认为，黄埔军校到1949年，共计招收23期，招收学员29万余人；另有分校12所，毕业学员17万人。见：王晓华，张庆军.黄埔恩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8.

[8]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

[9]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图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6.

[10]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图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6-7.

[11]张朋园.龙绳武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5.

[12]乐铭新，云南顺宁人，曾任云南讲武堂之后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即第5分校)秘书、主任秘书多年，所著之《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稿》多使用云南讲武堂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之档案材料，记载大体可信。

[13]乐铭新.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稿[M]//谢本书.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55.

[14]参见：2017保定军校纪念馆等编《中国近代四大军事名校》第177-181页。

[15]参见：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

[16]蔡锷《曾胡治兵语录》手稿，作者在云南发现，校刊后公开出版，改正50多处，成为唯一根据手稿校订过的版本。见谢本书.蔡锷墨迹诗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7]中国辛亥革命以前，被称为“十大兵书”的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中国历史上兵书约有四千部，三万卷左右，从中认定“十大兵书”，说明“十大兵书”价值很高，因而《曾胡治兵语录》是中国兵书经典之一。

[18]郝政利.述说军校[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45.

[19]刘达武.蔡松坡先生遗集[M].长沙：湖南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

[20]乐铭新.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M]//谢本书.清代云南笔记本史料：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51.这里的“武校”，即指云南陆军讲武堂。

[21]参见：《韶州讲武堂第一、二期学生入学训词》，《曲石文录》卷二，第17-18页，苏州铅印，1935年版。

[22]参见：《云南人的真精神》《拼命》，见《曲石文录》卷四，第1-5、11-14页，苏州铅印，1941年版。

[23]辛亥回忆[N].解放日报,1942-10-10.

[24]赵钟奇.护国运动回忆[J].近代史资料，1957(5):25.

[25]谢本书.威震环宇：云南讲武堂师生主导反袁护国战争[J].学术探索，2018(11):97.

[26]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八十三年奋斗史：二[M].台北：中国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1973:151.

[27]参见：朱家璧同志生平[M]//中共云南党史研究室.朱家璧纪念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503-504.

[28]参见：谢本书.北伐名将朱培德[N].昆明：云南政协报，199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