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歌唱家迪里拜尔：西方舞台上的“中国夜莺”｜独家专访

对话 · 迪里拜尔

以下为采访摘要

西方舞台上的“中国夜莺”

对话 迪里拜尔

2024年12月，迪里拜尔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彩排歌剧《冰山上的来客》，她在剧中饰演新疆姑娘——真古兰丹姆，用歌剧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部民族经典作品。

用源于西方的歌剧艺术形式，演绎民族经典，对于迪里拜尔来讲，是再适合不过了，她是享誉世界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也是新疆喀什土生土长、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

旅居海外30多年，迪里拜尔一直活跃在世界一线歌剧院，她是芬兰国家歌剧院的终身独唱家，也曾在德国、瑞典等多个国家歌剧院驻院演出。迪里拜尔演绎过的作品，几乎涵盖了西方歌剧中，抒情花腔女高音这个声部的所有重要角色，她也被海外乐评人称为“中国夜莺”。

△歌剧《冰山上的来客》剧照 迪里拜尔（左）

田川：您从小就喜欢音乐？

迪里拜尔：喜欢！那时候听广播，里面放什么我就跟着学什么，人家唱多高我就跟着唱多高，唱的都是民族音乐，也唱八个样板戏里面小常宝、李铁梅等角色的唱段。我当时不识谱，唱法也很原始，西洋唱法压根没听说过。

对话 迪里拜尔

1958年10月，迪里拜尔出生在新疆喀什，让她和西洋唱法相遇的，是一场现在看起来有些先锋性意味的实验。

1976年，迪里拜尔考入新疆歌舞团，那里的老师看到了她身上不一样的可能性。那时文革正接近尾声，即使是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对西方美声唱法的教学也还在慢慢恢复的阶段，而在新疆，一个探索科学发声方法的实验，摆在了迪里拜尔面前。

迪里拜尔：第一次听到欧洲美声唱法我听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还专门从阿克苏调来一个钢琴老师给我伴奏。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要用比较科学的发声方法，从技术上实现民族和西洋发声技巧的专业化。他说我们的试验也许能成功，也许以后你就唱不了歌了。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单纯又听话，就想要是能学出来更好，学不出来也就验证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田川：您要刻意模仿吗？

迪里拜尔：对，模仿！我的声音最开始能喊到A，就是High C下面，郭凌弼老师通过机能训练把我的音域一下提高到High High C，比High C还高出一个八度。

三年以后我开了音乐会，唱了声乐协奏曲、罗西娜的咏叹调等等美声歌曲，也唱了最“土嗓”的民歌，从技术上我们实现了这种跨越。之后，郭凌弼老师说：“行了，我就能教你到这儿，其他的咱们接力棒给到更适合你的老师。”

对话 迪里拜尔

1980年，迪里拜尔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从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及其夫人李晋玮。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迪里拜尔在语言、声音、和艺术修养方面，都得到了更加专业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迪里拜尔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期

迪里拜尔：那时候我们住集体宿舍，我拿着小板凳坐在那手抄总谱，我们都是这样学习的。我的谱子上被记录的密密麻麻，已经看不见真正的音符了，都是各种要求，到这一小节要干什么，那个小节色彩是怎么回事，这句应该怎么唱，那个字应该怎么样等等。别人觉得迪里拜尔是个天才，她来学校之前就已经开过音乐会了，她与生俱来就会唱歌，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百分之百后天学出来的！

对话 迪里拜尔

1984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本科的迪里拜尔，参加了在芬兰举办的第一届米利亚姆·海林国际声乐比赛，获得了第二名，这让她在芬兰的音乐圈打出了名号。1987年，迪里拜尔在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毕业，随即受邀到芬兰国家歌剧院担任独唱演员。对当时的迪里拜尔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幸运的机会，但很快她就发现，困难也是超乎想象的。

△迪里拜尔参加第一届米利亚姆·海林国际声乐比赛

迪里拜尔：我在国际比赛中得了奖，一上来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平台，成了大家眼中的焦点。虽然学过一点英文，可一到说话就紧张，能听懂一部分，但自己想表达的时候紧张到说不出来，赶紧翻字典，找到想说的那个词，举给人家看。

除此之外，我还得学芬兰语。报了强化班每天学习4个小时，刚开始去上课我还挺自信的，可是我不能每天都去上课，我还要出去演出，三个星期后演出回来，我已经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了，来回折腾了很多次，总是在半路夭折。

田川：您一来就站到了国家层面的平台上，当地的演员会眼红吗？

迪里拜尔：肯定眼红！他们之中也不乏不服气跟你抢的，给你做手脚的都有。我演《木偶之歌》的时候有四组演员，当时没人告诉你是第几组的，就是到时间来排戏。当时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提着裙子，站在台口挡着，根本不让你上舞台。

一开始排戏不是导演排，而是副导演在那儿排。每组演员都应该到台上去走戏，但其他演员挡着台口不让我上去，我就只能在一边看自己的东西。直到后来临近快演出的一次排练，剧院的喇叭突然喊“迪里拜尔小姐，请到院长办公室”，全场都听得见。我们院长的气场特别足，我赶紧跑去办公室，进门院长就说：“一会儿我要排戏，你上……”我说不行，我从来没有排练过。他问为什么不排练？我说他们都站那，我根本没机会。

导演让我准备好，我也告诉他，我真的没有排过。因为我也怕上台之后他们觉得我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排练，这对我不公平。我回去之后看到几个演员还站在那不动，导演说：“迪里拜尔，上来。”那几个演员才下去，排完之后导演突然宣布让迪里拜尔唱首演。

△迪里拜尔《木偶之歌》中饰演奥林匹亚

迪里拜尔：在剧里我扮演木偶，我旁边饰演医生的男演员就是成天挡着我上台的女演员的丈夫，因为我饰演的那个角色唱着唱着出现了故障，他负责修理，有时候他就钻到你的裙子里边去，他要给你做个手脚，那你不就折在台上了，特别紧张。

△迪里拜尔《木偶之歌》现场资料

迪里拜尔：那次演出很成功，结束后我个人登上了当地一个很棒的杂志封面。

走出高光 落叶归根

迪里拜尔：我经常会跟学生们说，除了学习我们一个学期要唱的几首歌之外，还需要他们做大量的阅览。

芬兰国家歌剧院的院长曾经告诉我，他能同时进行两部戏。我问他两部戏同时进行，会不会乱套？他说你刚来还要学，你不能等着别人问迪里拜尔，你会演什么剧？也不是别人请你唱《茶花女》，你再去从头学这部剧，而是有人来找你表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希望我演什么戏，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角色。因为歌剧都是根据声部去找演员，你这个声部都有什么戏，你就都要会，我就是这样自己学出来的。

田川：在芬兰的时候，您已经是明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德国、瑞典唱呢？

迪里拜尔：因为一个好的演员，就要去世界各地互相交融着唱，大家都愿意被邀请出去到处唱。在剧院驻院演出的工作不需要360天摁手印、刷脸、打卡，今年要演多少场戏，哪些演员参与，每一场戏的具体安排和要求都会提前规划清楚，需要你排戏的时候再来。很多人在没戏的时候就可以到处去唱，剧院也不会限制演员在其他地方的演出，反而鼓励他们到处演出，因为剧院会认为，能拥有这些有实力的演员，是他们的骄傲。但该你排练、该你演出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把实力全都拿出来，这方面剧院也是非常严格的。

田川：您在芬兰已经拼搏多年，可以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您为什么又回来了？

迪里拜尔：落叶归根！我去芬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直接进入了他们的主流社会，很多人奋斗到主流社会也都人到中年了。那时候，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孩子，大家特别宠我，所以我也不认识比我年龄小的人，现在我都六十多岁了，他们也已经八九十岁了，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前几次我回去跟他们见面，没过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累，跟人说着话我就坐那睡着了，所以我有点不太愿意回去。

我要落叶归根，回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百分之百的“中央音乐学院制造”，也是百分之百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出去学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的经历我想把这一切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迪里拜尔给学生授课中

迪里拜尔：我不愿意我的学生们走我曾经走过的，那段不太健康的路。我16岁就被通知要单独培养，不许谈恋爱，25岁前不许结婚，要往长远看，把一切献给艺术。

我到了德国有一段时间抑郁了。到了西洋唱法的老家才发现，那里的人只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人们热爱它也会认真地工作，但不是全身心去奉献。

小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没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可是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些好的经历，你就应该让它浪费时间。

有时候访谈出来的话，会有些断章取义，感觉迪里拜尔根本不管学生，她希望学生都去谈恋爱。其实只是希望他们更多地感受生活，丰富自己，再反哺到艺术上。我不是真不管学生，一天到晚迷迷瞪瞪或者不好好唱，我马上会进行干预。

不是每个人乐感都很好，我有个男学生他唱歌时候就要给他讲乐感，努力地去挖掘、去启发。有一次上着课，我闭着眼睛手舞足蹈，一下没站稳，差点摔倒。我这个学生他就过来，从我背后轻轻托了一下，那个动作就很有乐感，我感受到了他的成长。我这个学生有女朋友，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他很用功，相反的这些东西补齐了他以前没有的感觉。

田川：您在国外的音乐会上唱中国歌曲吗？

迪里拜尔：唱！有中国的艺术歌曲和新疆维吾尔族的各种民歌，我的观众文化层次很高。我的独唱音乐会，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穿插着一些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汉语等不同的艺术歌曲。

现场坐着一群芬兰、瑞典的观众，他们不懂德语、意大利语，也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懂了，那个没听懂。我们都有歌词介绍，他们就像听自己民族的歌曲一样，非常认真地对待。

田川：音乐本应该就是如此吧？

迪里拜尔：对，要有一个极大的包容心。芬兰国家歌剧院有很多外国工作者，有一次他们要举行一个招待会，把剧院里的演员们和他们国家的大使们都邀请过来。像介绍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迪里拜尔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这个演员是德国人……他们不会忘记你的根在哪，所以这些方面他们是很大度、很宽容的。

制作人：张燕

编导：沈爽

编辑：Gy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