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医生，做你的孩子应该很幸福”（退病录）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想自杀时，希望你先给我打一个电话。”

陈旭对刘康（化名）说出这句话时，压根想不到半年后，刘康就拿到了美国大学的offer。

作为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陈旭在15年的执业生涯中，接触、诊疗了无数孩子，但刘康给她的印象格外深刻。那长达3年的治疗过程，让陈旭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时而飞上病情好转的云端，时而跌落情绪黯淡的谷底。他们携手走过了不知何时才能消歇的雨幕，今天终于看到了雨后的彩虹。

问题男孩

陈旭接诊刘康时，刘康已经上高一了，在北京一所中学的国际部就读。

之前，刘康在初中阶段已经出现了问题。因为父亲在外地有工作，所以他在那里接受过一段时间治疗。

上了高中，繁重的学业压力，让刘康的精神问题愈加严重，情绪在兴奋与低落之间不断切换。药，要么擅自停用，要么过量服用。他曾有几次自杀的企图，最危险的一次，已经站在楼边了，幸亏被及时发现，给拽了回来。

第一次接触就让陈旭发现，想走进刘康的内心，并不容易。

“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孩子，经常出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喜欢读书，阅历丰富。”陈旭说，“坐在他面前，他可能认为你不如他有知识，还不如他对某个事情认识更深刻。因此，他不屑与你沟通。对医生、心理治疗师，他只是被动地配合医生，说一些很表浅的症状。”

“由于最开始他是以抑郁发作就诊的，被诊断为抑郁症，也一直坚持服用抗抑郁药物，在他出现自杀想法后，我们觉得他抑郁加重了，也对抗抑郁药物剂量进行了调整。”陈旭说，“在药物调整后的一个月，他很兴奋，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都强，要上藤校（即常春藤盟校，指美国8所顶尖私立大学组成的联盟），变得特别急躁，谁说话也听不进去。虽然每天给自己制定很多计划，但是又虎头蛇尾，一个都做不完。这是典型的躁狂表现。”

这时，刘康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经过多次了解和沟通，陈旭发现刘康之前学习很好，与追求完美的人格特征有很大关系。“上高中后，虽然能力不差，但无法100%掌握课程内容，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自己心目中的好学生。到高一下学期就常感到疲惫，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100%投入学习。”她说。

对此，陈旭提出了60分原则。

离家出走

“此时对刘康的治疗，首先以稳定情绪为主。”陈旭说，“在情绪逐渐趋于稳定的基础上，我和他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自杀想法，逐渐发现他的问题和自己过度追求完美但又达不到初中时候的学习水平有关，基于此，我们为他制定了‘60分原则’，不是说考试考60分，而是从100分的要求降到60分的要求，达到平时60%的水平就够了。”

刘康对此的反应是：“做不到！”在他心目中，只要努力就要达到100%的成功。让这辆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大降速，实在很痛苦。

陈旭明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是一个巨大且痛苦的挑战。对孩子如此，对医生也是如此。虽然一直这么要求，也尝试了很多方法，让他除了关注自我评价以外，也充分关注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但直到最近半年，刘康才能逐渐做到。在之前两年半时间里，他还是全力以赴在学业上。一旦面临考试，更会熬通宵复习，这也导致他的情绪时有波动。

高一勉强读完后，随着课业任务的加重，刘康又一次出现“认为自己无法胜任、没有未来、人生没有意义、奋斗没有目标”的情况，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比上学习好的人，再次出现自杀想法，且离家出走了。后来是家人报警，才把他找回来。鉴于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在候床期间，刘康再次企图在家跳楼。为了安全，刘康的家人再次带他去爸爸工作的城市住院。

这次住院，效果和副作用同样明显。为了稳定情绪，给刘康使用的药物剂量偏大，出院后情绪相对稳定了，但是他感觉自己反应较慢，注意力无法集中。高二的课实在跟不上，被迫休学。结果这又加重了刘康的升学压力。

“我想找陈医生。”一天，刘康对母亲说。

“他认为我和他之前遇到的医生不同的地方是，我更愿意考虑他的感受，也更愿意关注他的学业。”陈旭和刘康的链接就此续上了，陈旭也了解到了刘康此时的困境。

电话号码

刘康对未来很担忧。

“国际高中对学生平时成绩要求非常高，各科都要拿到A或A+才能申请到好的高校。”陈旭说，“由于生病、住院、休学，刘康有一个学期各科平时成绩都很差，最差是D或E。”这导致他面临三重压力。

准备申请材料时，梳理过去的成绩，第一重压力；之前和他水平差不多的同学，都在申请藤校，自己选了也录不上，多半要去社区大学，第二重压力；由于落下很多课，本就紧张的高三还要补之前的课，第三重压力。“我们经常用40年的人生经验告诉孩子，就算读不好的大学，以后照样可以有好的工作，照样可以挣钱。然而他的人生只有十几年，他是站在十几年的人生基础上去考虑，那是他遇到的很大的问题，也是他很期待的事情。落差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巨大。”陈旭说，“他无法用18岁的人生去体会大人40年的人生，我们的经验成不了他的经验。”

刘康受不了了，对陈旭说：“当我同学们收到第一批offer时，就是我的死期。”

压力传导到陈旭。她和刘康讨论了很多，例如是否有机会再休学一年，重新读高二，但这又面临着他多次休学给申请学校带来的新的问题，他必须用自己能坚持上学来证明自己的病情稳定和学习能力的恢复，休学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也可能会更进一步把他推向深渊。

“他并不是能接受平庸的孩子，接受不了上很差的大学，接受不了和同学之间的差距，接受不了休学，这让他对自己的疾病、治疗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认为过往治疗除了带给他压力，没有带来任何获益。他再一次提到了死亡，认为这是唯一出路。”陈旭说，“在那一刻，其实我也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我们治疗一个孩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能够稳定地待在家里，那么他的人生规划和轨迹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我想要的吗？”

最后，陈旭告诉刘康：“我给你我的电话，你在真的无法坚持想要自杀的那一刻，能否先给我打个电话？”

“你要干什么？”刘康非常警惕地问，“如果你再让我住院，我就无法继续学习，更没有机会上好大学。父亲是我最信任的人，但他欺骗了我，让我去外地住院，导致我的成绩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他已经不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也要再次让我住院吗？”

陈旭明白，此时住院对他的现实焦虑没有任何帮助，也可能会让他永远无法再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于是对他说：“如果你看到同学们拿到offer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陨石，冲着你砸来。我会站在你面前，帮你挡住大石头。石头碎了，落到你身上的只是碎石。碎石会把你砸伤、骨折、毁容，都没关系，至少还有重新来的机会。”

“如果你想自杀，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会在那个时候给你用镇静药物，再从镇静中逐渐清醒，重新获得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思想的能力，那时我们再思考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你接受得更好。”陈旭说。

复诊结束后，刘康离开时，对陈旭说：“我可不一定会用这个号码。”

安全周

“他离开后，我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周。”陈旭说，刘康没有给她打电话，下一周准时来复诊了。

“之后他每周都会来复诊，让我放心，说‘下周我还会来找你’。”陈旭说，“这件事情稍微给我一点信心，他下周会来找我，起码这一周是安全的。”

有一次，陪刘康来复诊的是他父亲。“他先进来给我报告了一下孩子在家的情况。”陈旭回忆说，“最后，他讲了一个信息，说在来医院的路上，刘康对他说：‘我有陈医生的电话你知道吗？她给了我她的电话，肯定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有她的电话，我觉得她非常重视我。’”

这让陈旭很受触动：“我非常希望帮他渡过这一难关，希望能给年轻人一些信心，让他知道他还有一个人可以联系和信赖。至少我不会辜负他的信任。”

从那以后，刘康每次复诊对陈旭说得更多了，更愿意表达自己的很多内心体验了。“之前都是我问他学校、家里、自己以及与同学关系等情况，这时他开始主动与我交流了。”陈旭说，“也会主动去讲述他与母亲和父亲之间的问题。”

由于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在家全职管教刘康，要求很严格。“刘康说他小时候经常挨打，有时候是母亲打，有时候是父亲，他有时被打得莫名其妙，事后也不清楚为什么挨了这顿打。”陈旭说，“我就和他分享了我的经历，让他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父亲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挨过打。只要他一个眼神过来，我就知道我这事做得对不对。长大之后其实有了很多被骂的经历，我用了10年时间才学会了坦然面对挨骂。”陈旭对刘康说，“对你而言，你的优势是在将来面临比较严厉的老师和领导时，你应对的能力可能比我好。”

刘康这次离开时，对陈旭说：“陈医生，做你的孩子应该很幸福。”

龟兔赛跑

与刘康同行，陈旭已经习惯了处理他的各种问题。而转机在不经意间到来了。

前两天，陈旭正在上班，手机突然振动了。刘康发来了一条信息：“陈医生，我拿到了美国心仪学校的offer，可以去想去的专业。非常感谢申请季的帮助和陪伴。”

“感觉那一刻，作为医生我能忘掉所有的疲累，恨不得给每个见到的人一个笑容，觉得自己还能坚持出几年夜间门诊（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放学后来就诊）。”陈旭说。

2月19日，刘康来复诊时，情绪非常好，但又有些担心：“我的offer是来得比较早的，后面如果同学们拿到更好的offer时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在意的，不知道会不会又崩溃？”

陈旭帮刘康分析：首先，之前最差的结果是社区大学，现在不会了；其次，目前拿到的offer不错，为以后申请硕士和博士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相信将来还有很好的机会；第三，我们必须面对曾经走过的坎坷，因为有这一段坎坷，现在这个学校就是最好的结局，而同学们因为三年的努力和相对平稳的过程，也值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offer，但是我们更应该能看到自己经历过的坎坷带给自己的成长。

“我们希望同学们都能够稳步前行。”陈旭说，“我告诉他，如果你像小兔子一样总想跑得很快，那么可能就会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遭遇挫折，因此希望你逐渐向小乌龟转移，每一步走得慢一点、扎实一些，对你未必是坏事。”

两个阶段

再过几个月，刘康就要去留学了。

“现在这个孩子出去读书，让我比较放心。”陈旭说，“虽然药物治疗、心理支持都还需要持续更长时间，虽然他未来可能还会遇到困难，但是我相信他三年的治疗经历和成长，能够让他更从容面对他以后的人生。”

在陈旭看来，对刘康也好，对其他儿童青少年患者也好，在关注他们症状稳定的同时，还要关注他们的功能恢复情况。前者指的是患者情绪稳定。后者指的是患者能够回归社会。对孩子们来讲，就是恢复他们的学习功能，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中。

“以前我们认为患者只要症状稳定就好。上不上得了学、能不能读进去书，不是应该重视的事情。”陈旭说，“现在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尤其儿童青少年，我们不害怕他们带着症状生存，而是担心他们蹲在家里出不来。如果无法回到学校，无法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化群体中生存，治疗就是失败的。”

“比如刘康，在外地医院出院时症状已经相对稳定，然而功能恢复用了很长时间。”陈旭说，“每位精神科医生都清楚，仅仅给孩子吃药是不够的，如果不去关注那些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即使能达到临床痊愈了，再回到学校，仍然无法适应而出现病情波动。”

因此，陈旭认为，精神治疗一方面要注意药物治疗，稳定症状，一方面要维持长期的心理支持和康复干预，减少复发，以促进社会功能恢复。“这是两个阶段，缺一不可。”她说。（记者 熊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2月25日第09版）